解密一二九师《战场报》
卫庆前
在红色报刊收藏领域，抗日战争时期诞生于太行的八路军第129师《战场报》，弥足珍贵，堪为珍品。由于一直未见实物，长期以来成为未解之谜。
《战场报》发行于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为艰苦的阶段，留下的史料极少，实物难以寻觅。查询百度，没有该条目；查阅多家报刊专业的工具书，仅见《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李永璞、林治理编）30余字记载：“战场周报，八路军129师主办，铅印，4开。在河北涉县出版，1942年5月9日创刊”。该名录把《战场报》写作《战场周报》，恐也是未见实物之缘故。
山西长治著名红色收藏家杨宏伟先生专门收集研究太行出版的报刊，他2006年3月所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报刊》，把《战场报》列入“未收集到实物的根据地报刊”条目内。
长时间以来，红色收藏者、红色报刊研究者对《战场报》寻找、征集、研究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邯郸作为刘邓大军的诞生地，理所应当地更加关注这份报纸。邯郸收藏家、红藏会副会长贡延红几乎参加了全国各地红色收藏交易会，未见其踪迹；笔者曾连续多年通过互联网搜寻，也一直没有见到它的身影。
时间到了2015年，《战场报》仍然如同迷一样，仅存在于某些资料中。《战场报》啊《战场报》，你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第74号《战场报》（王海勇藏）
终于在2016年，从未见身影的《战场报》露面了！
就这一年，《战场报》第74号突然在某收藏网上高价挂出！价格之高在意料之中，没有料到的是品相太好了，按照收藏界纸质品10分品相来评价，应在9品以上。笔者当时也在网上看到这份《战场报》。正当众多收藏家观望、揣测、疑惑之时，有胆有识的我国著名红色报刊收藏家王海勇果断出手，将宝物收于囊中，一时也成为邯郸红色收藏家的遗憾。
红色宝贝刚刚面世，一次意外差点让它再次埋没！2016年夏，仅有的这张《战场报》参加山西省内一次展出，在展品中当属“众星拱月”，场地安全措施到位，工作人员小心细致，展览吸引各方眼球。然而，撤展后《战场报》突然找不到了！公安部门介入，也没有结果。一时间弄得主办方有口难辩。然而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在清理展具时竟然发现它仍静静地躺在展框里！
2017年初夏，笔者赴太原王海勇处，亲眼见到报纸，爱不释手。
《战场报》乃真品无误。报头3个字强劲有力，出版单位是129师政治部，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二日，第七十四号；报纸品相极好，4开4版，为铅印，没有残破、没有污渍。报眼右边是“要发扬新英雄主义”、左边是“加强生产战斗学习”两个竖排口号，显示这期报纸的主题。第一版是社论《开展部队的新英雄主义运动》，第4版是关于部队参加全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及其展览的《太行军区命令》等。
实物的出现解开了《战场报》的神秘面纱！凹凸的字迹，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场的烽火硝烟；绵薄发黄的纸张，似乎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编辑者跳动的脉搏。《战场报》真真切切出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报纸发行的背景是什么？何时创刊、何时终刊？报头是谁题写？编辑人员都有谁呢？
答案在2019年11月找到！
《人民是母亲》（刘备耕著）
这天，笔者在邯郸市博物馆后街旧书报地摊上得到《人民是母亲》一书，由129师老战士刘备耕著，里面全是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人民是母亲》枣红色书皮、白色书名，从外表得不到与报纸有关的任何信息。当翻开书页仔细阅读目录，其中一篇文章标题10个字跳进笔者的眼中——《从抗日先锋报到战场报》！文章一万多字，叙述详细。刘备耕在129师、晋冀鲁豫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宣传部门工作长达11年，是《战场报》最直接的见证者之一，他的文章解开了《战场报》的创刊发行之谜。
这里多写几句。邯郸博物馆后街旧书报地摊每周六、日上午摆摊，几十个摊位的旧书林林总总、数以千计。这个地摊有了20多年的历史，除了雨雪天外基本都出摊。摊主们每年从废品站抢救回来数以万记的旧书刊、老报纸、老信函、老照片和原稿；读书人、收藏家、研究者，每年从这里征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年52个星期六，52个星期日，笔者只要在邯郸总要光顾这里，终于与《人民是母亲》不期而遇。
刘备耕，祖籍福建福州，1920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入党，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介绍到山西太行参加八路军。1939年春至1945年，先后在129师政治部、太行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副科长，1946年初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记者部负责人，国家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
刘备耕在回忆录中介绍，《战场报》的前身是《抗日先锋报》。《抗日先锋报》为油印小报，创刊于1937年的8月下旬。编者是师政治部的张时，他原来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负责油印工作的是文印股长陈六顺，来自鄂豫皖苏区，参加过长征。油印蜡纸是用日本生产的“崛井牌”蜡纸。由于油印小报字数少，印刷量小，达不到部队每个排一份，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铅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1日创刊）发行后，部队对铅印报纸的兴趣高涨，对自办报纸有很大的需求。
从《抗日先锋报》到《战场报》 (刘备耕著）
刘备耕介绍，129师还有个油印刊物《抗日战场》，刊名为刘伯承题写，由王敏昭协助129师宣传部部长朱光编辑。1940年起，师首长等写了一些关于部队建设的论著，刊登在《抗日战场》上。为了与这本刊物同名，朱光部长建议《抗日先锋报》改为《战场报》，还请刘伯承师长题写了报头，由熊雪夫等人精心雕刻而成。报纸的筹办人和主编是王敏昭。
王敏昭，广西人，1936年16岁时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是“一二.九”救亡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短期学习后被派到前方工作。
1941年，油印的《抗日先锋报》改为铅印《战场报》，刘备耕没有写明改版或创刊的具体日期，但比《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中记载的1942年5月9日创刊的时间要早。部队迁到涉县王堡村时，《战场报》经过两期的试刊后就正式创刊了。《战场报》大约每周出一期，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把《战场报》称为《战场周报》的原因。报纸只有编辑而没有编辑部，在涉县上温村驻扎时，朱光部长曾经设想建立一个“社论委员会”，以加强对报纸的指导。后来又觉得不如通过师政治部的部务会议，使政治部所属各个部门都来共同关心报纸，集思广益，体现出生动活泼的集体领导。他的建议得到落实，政治部各部门对《战场报》十分关心，都想通过报纸加强政治工作，反映部队的方方面面。于是大家积极供稿，提出不少建议，还组织专题稿件，如党支部建设、青年工作、对敌政治攻势、生产救灾和剿灭蝗虫等等，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各展其长。
报纸的印刷工作由师印刷厂承担，厂子设在距师部王堡村30华里云平乡的黄岩、坪上两个村。
由于部队“反扫荡”作战，有时报纸不能正常出版。1942年夏季日寇扫荡太行，报纸曾停刊2个月。1943年冬，全体编辑人员投入整风运动，报纸还休刊了大半年。文章介绍说：报纸到1945年抗战胜利共出了近200期，停刊大约在抗战胜利之后。
当报纸工作日益开展时，朱光部长转达邓小平政委的要求：要更多地联系各个部队的投稿者，适当地多搞一些综合性稿件，但一定要把投稿人和通讯员姓名一一写上，这样既能反映各个部队的情况和问题，同时能使写稿同志得到鼓励。
随着报纸的发展，部队指战员的来信来搞日益增多，人手十分紧张，就把师宣传队（先锋剧团）创作组的张克刚调入，协助编报。
张克刚（1915——2002），河南巩义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1939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张克刚后改称柯岗，笔名KK。他酷爱文学，讲究文字美化加工，对改进版面、发现新作者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他曾任八路军129师宣传部干部、情报站长，晋冀鲁豫中央局《人民日报》编委，新华社驻野战军记者，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宣传部副部长、新华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作家协会理事，国务院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当年，来自北平、上海、济南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民族危难之时投笔从戎，来到太行山创办了这份军报。《战场报》的出现，加上亲身经历者的介绍，使《战场报》之谜逐步解开。实物与回忆录，互为弥补，两相印证，相得益彰。
第89号《战场报》（贡延红藏）
近日，又一个好消息传来：邯郸红色收藏家贡延红征集到《战场报》第九十八号，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十八日出版，品相与74号不相上下。两份报纸出版时间相隔7个多月、相隔24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刘邓大军的文化印记，在它的诞生地和出发地，又多了一个实物印证，弥补了邯郸红色收藏者的遗憾。
刘备耕的文章说《战场报》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出版了“近200期”。贡延红收藏的第九十八号即98期，出版时间为1945年4月18日，距抗日战争胜利的8月15日仅有16周。如果每周一期应出版16期，98期加16期为114期，距“近200期”相差甚远。难道是将周报改为出版期更短的报纸了吗？看来，还有一些谜团没有打开。
相信，通过红色收藏者的不懈追求，《战场报》实物会不断发现，关于《战场报》的记载也会不断问世，《战场报》的研究会更加深入，《战场报》在我军报刊和中国红色新闻媒体中的地位，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