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的“超俗”，表象上是破戒、疯癫，实质上是对于那种已被组织到封建王朝体制之中的宗教秩序的反抗，从而又暗示着对于真正禅宗所追求之本意的维护。就跟阮籍嵇康对魏晋当时世俗礼教的反抗和对于真性情、真义理之追求一样。宋代的禅宗僧人和科举出来的文官一样也要考试，南宋的“试经度僧”和“敕差住持”制度，跟科举任官的程序几乎一样，禅僧也可被视为一批特殊的进士文官。具有足够的知识和写作能力，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走上科举文官之途的士子，出家参禅而成为高僧，是接近乃至介入士大夫圈子的又一条途径。这种士大夫化的禅僧非常多，他们有权力对各种社会现象提出意见，编制行卷，乃至出版别集，与士大夫交流。所以对于济公这种既有出世之心又有济世之愿的人而言，出家当和尚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既能出家修行，又能入世有些作为。

        但是济公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南宋禅宗的士大夫化有些太过头了，过头到有些不接地气了，要是不停继续下去天天迎来送往，那和官场还有啥区别，所以济公对此类风气愈发厌恶，更愿意在市井中和市民阶层的老百姓们混迹，尽管济公也会和官员交往，但他倔脾气比任何禅僧都大，用他师侄居简禅师的话来说，就是“无故强之，不往”，意思是：你无缘无故硬召我去你家是吧？我就不去！他更爱投身在市井之中，在民生疾苦事中点拨，在人间烟火气中流连。济公是当时的高僧慧远禅师的得意弟子，同时又懂医术，经常为百姓治病，用智慧为百姓解决麻烦，所以在当时颇受百姓欢迎，之后民间才开始把他神话成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