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校场年画《合家欢》（上海图书馆藏） （图源网络）

上海小校场年画怎样嬗变兴衰

去年，讲述“年画之乡”杨家埠年画传奇故事的电视剧《大掌门》重新播放，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年画历史的兴趣，也引起了笔者追溯上海小校场年画历史的兴趣。

中国年画素有四大产地之说，即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其中桃花坞年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占据中国年画业的半壁江山。嘉庆年间，部分桃花坞画师南迁上海，将画铺和画摊集中于上海南市的旧校场路，逐渐形成上海年画一条街。1864年前后，有更多桃花坞年画的从业者为躲避战乱，陆续来到上海谋生，遂使上海的年画业达到鼎盛。

中国自古就有除旧迎新之际张贴年画的习俗，用来辟邪祈福、装点环境、营造吉祥的节日气氛，寄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中国年画是民间世俗生活真实生动的写照，它的主题除了新年应景的驱邪避祸，便是与丰收富足、多子长寿、升官发财等朴素的生活理想有关。还有如桃园结义、杨门女将等戏剧故事，以及传播传统风尚道德的渔樵耕读、精忠报国等故事。然而，小校场年画却呈现出中西交融、八方汇聚的特色，形成了具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独特风格。一幅幅反映着上海风土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年画，成为时代变迁的艺术缩影。   

其一是世相百态呈现。小校场年画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生活，描摹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各行各业风情图》、《三百六十行》，传神勾勒出市井百业百态，生动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这些画中还附有大量的解说，保留了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流行的沪地方言，为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流变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其二是时事新闻入画。一是反映上海租界的新事物、新景观。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描绘了清末上海市民与外商欢度元宵节的情景；如《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见本文插图左下图），再现了西洋马戏演出的场景；如《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见插图右上图），展示了清末上海街头的新旧风貌。二是反映时事政治。如《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华军大战武昌城》等，都体现了普通市民对时局政治的关注和好奇。

 其三是女性形象炫目。小校场年画中的女性题材，对传统内容做了拓展和突破，更多地展示女性的聪慧和才华，如《抚琴》、《丹青》、《洗尽铅华》等，色彩由传统年画的浓郁鲜艳转为文人仕女图式的清丽雅致。而《春蚕胜意》、《湖丝厂放工抢亲图》（见插图右下图）等，则反映了女性在上海商业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对女性的尊重意识。

 其四是文人雅韵弥漫。小校场年画的作者除民间艺人之外，还聘请了上海地区知名的文人画家加盟，如任伯年、钱慧安、吴友如等。他们在民间绘画中融入了文人画的元素，使得上海小校场年画区别与传统农民年画的色彩浓艳和笔法稚拙，融合油画和传统绘画的优势，使作品充满了生命力，遂使小校场年画从中国年画中脱颖而出，别具风采。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小校场年画印刷技术的革新。小校场年画地处国际大都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新技术资源，率先引进了德国的石印以及胶印技术，引进了照相技术处理制版，并用机器代替手工刷墨，印刷效率和产量成倍增加。尤其是逐渐取代木版年画的月份牌，使主体形象呈现出立体感，再用西洋水彩反复晕染，制作出来的月份牌女士肤色白里透红，细腻圆润，视觉效果极佳。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在采用了新材料、新技术之后，产品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印刷制作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且售价低廉，极大地冲击了上海乃至中国的年画市场，在清末民国初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校场年画选（左上图）《闹新房图》（右上图）《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

（左下图）《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图》（右下图）《湖丝厂放工抢亲图》

散发着浓郁海派文化气息的小校场年画，曾因融合传统文化和西方艺术的独特风貌而大放异彩。同时，小校场年画也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巨大变革，特别是记录了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反映了社会文化和市民心理，为海派文化研究提供了证据。如作品上刻有的几十条歇后语，即是采用弄堂百姓流行的俚语方言，为沪方言研究提供了的宝贵资料。再如，小校场年画将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和民间故事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对稍晚诞生的连环画有很大的影响。还如，一些年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清末江南地区民间戏曲活动的细节，甚至还印有大段唱词，为研究上海地方戏曲提供了重要文献。

然而，盛极一时的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只有大约三十年的光景，也即从一八八〇至一九一〇年，之后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小校场年画在短短100年的历史中，迅速由极盛而衰落，其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原因。首先，是市场需求的萎缩。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现代高科技印刷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审美取向的变化，使得年画不再成为人们的文化必需品。其次，传统年画手艺面临失传。制作年画工艺技能的艺人鲜有传人，使得一种流传千年的民间工艺成为消失的文化。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挽救和振兴的努力，即民国时期的改良年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年画，但均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成为余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撰文认为：“中国传统年画在上海得到了很大发展，最终也在上海消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城市，各类形式的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里轮番上映，人们弃旧喜新的行为十分普遍。一种新鲜事物的流行，在上海平均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愈甚。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社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 并且迅速走向衰落。

当下，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海小校场年画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成为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也日益彰显。然而，由于长时期以来年画雕版保存不当，损失严重，古版年画珍品大量流失。据统计，上海小校场年画目前仅存1000余幅。因此，挽救这一即将消失的文化形式，整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来保护这份宝贵遗产已刻不容缓。

来源：http://www.handanwenhua.net/zuojia/2022-03-20/5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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