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仇英，名气为何不如唐伯虎？

弘治十五、六年 (1502或1503年) ，在江苏太仓一户贫苦人家诞生一名男婴，取名仇英。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仇家父母也希望能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可困窘的家境迫使仇英幼年便在父亲幽忧穷愁的叹息声中辍学了。为让仇英有个糊口的技能，仇父将自己雕梁画栋的手艺传授给了儿子，爷俩儿凭着漆工匠艺混迹于市井。 

彼时的苏州城已是文学艺术重镇，沈周、文徵明等人的绘画风尚自然也影响着周边地区。年少的仇英常在工余时间揣摩临习这些从苏州流行过来的画作，内心锐志绘事，梦想着有一天能在名师的指点下操笔染翰，靠画技竞美吴中艺林。

（明）仇英《水仙腊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终于这股理想的火苗在仇英十七八岁时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苦耐劳的仇英并非心浮气傲之徒，只是不甘心这辈子都囿于身世的樊笼，更不甘心轻言放弃自己的丹青鸿志，于是决定只身一人独闯苏州。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人地两生的苏州城，出身寒微，幼年失学的仇英质朴有余，文饰不足，显然他与吴中君子雅士的圈子是格格不入的。

羁旅漂泊的日子辛苦又寂寞，但这个不屈服于命运，满腔热血的青年并未因此灰心，一边勤恳劳作，勉强靠漆匠手艺维持生计。一边自学丹青绘画，追逐艺术梦想。

（明）仇英《桃源仙境图》局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幸运的是仇英落脚的桃花坞一带声色繁华，不仅是苏州手工业作坊的集聚地，也是苏州众多文士的寓居地，诚如唐寅诗中所言：

“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 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十洲（仇英）少即见赏于衡翁（文徵明）”，所以仇英来到苏州不久便结识了博雅宽厚的文徵明，自此改变了人生的走向。

（明）仇英《梧竹书堂图轴》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文徵明年长仇英30岁左右，非常欣赏仇英的秀异天资和朴实勤勉的性格。作为吴中名贤，爱才若渴的文徵明不因身份菲薄，摒弃世俗偏见，大力提携这位出身卑微，学识浅薄的后生。

《湘君湘夫人图》是文徵明和仇英的第一次合作，文徵明画完《二湘图》后代请仇英为之设色。仇英当然珍惜机会，全力以赴。

或许是因为仇英早年初创阶段，绘画水平还不稳定；或许是第一次与“衡山居士”合作，内心诚惶诚恐；又或许是急于求成，反而发挥不尽人意，总之这次合作既不愉快也不成功。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虽器重仇英但在艺术创作上要求严格，对于仇英设色的第一稿，他毫不留情地给予否定。仇英当然不肯作罢，执笔再画，可两易画纸文徵明皆不满意，最后自行为之。年轻志盛的仇英内心波澜不平，除了自尊心受损外更多的是内疚惭愧，自责于辜负了恩公的期望。

知耻而后勇，仇英从此更加刻苦勤奋学习绘画。其晚年自画的《二湘图》既是用笔墨丹青排解自己对恩公的契阔之思，又表明了他对文徵明的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仇英的坚毅执着不禁令文徵明想起了年少愚笨却不肯认输的自己，也正因如此，文徵明除了在生活上给予仇英帮助，在绘画上对其点拨指导，还大方地将自己的人脉资源介绍给这个来自异乡的年轻人。“（仇英）初学画，即见器于文太史，父子为之延誉。”

嘉靖二年(1523年)，54岁的文徴明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翰林待诏。这一去不知要多少年，文徵明不放心刚刚步入绘画正轨的仇英，于是便借机将仇英荐介给唐寅的老师周臣。

周臣，号东村，画法主要继承了 “南宋四家”的院体画传统，笔墨刚劲严整，皴法多用侧笔斧劈皴，善于表现山石的体积感和坚硬质感。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称其“画山水人物，峡深岚厚，古面奇妆有苍苍之色，一时称为作者。”

周臣见仇英很有绘画天赋又谦逊好学，便允应收仇英为徒，而仇英早期画艺的跃升也正是学师于周臣之时。“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后寓吴，初执事丹青、周东村(臣)异而教之，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

仇英和唐寅虽同为周臣的弟子，但作画风格迥然不同。疏狂任逸的唐寅喜欢一挥而就，洒脱疾迅，透观性灵。而仇英深知自己的那点天赋在人才济济的苏州城不值一提，唯有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方能有机会在这人声鼎沸的瓦肆间扎下根基。所以在仇英的画中多精谨工巧之作，皆为仇实父苦心经营，细密运思的结果。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周臣的指导下仇英大量临摹唐宋名画，深得院体理法，这不仅催生了仇英早期绘画严谨劲利的艺术特点，更为他后期游刃自如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暹（陈暹）以其业传周臣，臣又以其业传仇英。” 也许是因为仇英和周臣一样都是文采欠佳的职业画家，所以仇英比唐寅更得周臣绘画真传。

这段时期，仇英因与文徵明交往密切，遂与文徵明的朋友、子侄和门徒都成了知交。文彭、文嘉、王宠、彭年、陆治等人主动牵手仇英，或合作绘画，或书画题跋，或引朋叙谈。

嘉靖五年（1526），文徵明的高足王宠与仇英合作《两湘图册》，此作亦成为王仇二人合璧的佳话。嘉靖二十二年（1543），文徵明的门徒陆治与仇英联合创作《寒林钟馗图》，文徵明见此图十分喜爱，又在画上用行书补写《钟馗诗》。嘉靖二十七年(1548)，彭年题识仇英所作《赤壁赋图》卷，次年文彭、文嘉又题识。类似书画酬往不胜枚举。

王宠在仇英的《苏若兰回文图》题曰：“仇实父工于绘事笔不妄下。树石师刘松年，人物师吴道子，宫室师郭忠恕，山水师李思训。其于唐宋名家无不模仿。其妙以一人而兼众长，故才幅半缣皆视为拱璧。”可见仇英当时的绘画水平已经得到了墨客名儒的推崇，但因仇英自身学养不足，所以他从未在这些文人的画上作跋。即便是自己的画儿，他也只是简单署款，刻意藏拙。

在与这些雅士频繁交往的过程中，仇英自然也会受到文人笔趣的熏陶，无形中孕育了自己的画风。值得一提的《林亭佳趣图》便是他仿文人山水画的佳作。全图笔法工致，赋色雅丽，极似文徵明作风。远山垂瀑，楼宇参差。柴门半掩，曲径通幽。草堂间高士倚榻休憩，童子捧书行于庭院中，意境闲淡恣逸。可这画中的闲适却是仇英可望、可观、可绘却不可企及的生活状态。

“明四家”中沈周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一生致力于书画探求，德高望重。文徵明虽早年笨拙愚钝，但借助家族的官宦力量以及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大器晚成，名满天下。唐寅出身小市民阶层，人生曲折多蹇，然满腹经纶且聪颖慧黠，世人皆知其才华横溢，倜傥风流。唯有仇英既非名门豪族后裔，又未受过诗书礼仪的陶养，文化水平最低。

没有受过正规私塾教育的仇英终究不是文人，纵然他的山水画蕴藏着独特的韵致却始终缺少些隽永的意涵。而况和上层社会的文士相比，仇英还背负着经济负担，尤其有了儿女后，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更不能自私地沉湎于艺术的世界。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仇英从未放弃过漆工旧业。范君博在《吴门园墅文献》中写道：“园（徐氏紫芝园）初筑时，文太史为之布画，仇实父为之藻绩，一泉一石，一榱一题，无不秀绝精丽，雕墙绣户，文石青铺，绿金翠缕，穷极工巧。”徐氏紫芝园初创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那时仇英画名已盛，却仍为雇主彩绘栋宇，不舍本业。

“吴门仇实父笔精妙持甚。可谓前无古人矣。”盛名之下无虚士，在仇英短暂的一生中他以超乎常人的旺盛精力和笃实勤勉的态度，耕耘于砚田墨池，留存于世的作品高超精绝，而这些流芳百世的作品泰半是仇英坐馆时期所做。

30岁后的仇英，交游范围逐渐扩大，江南的巨商富贾屡邀其客居宅舍作画。对于仇英而言，客居富家既能赚得更多佣金贴补生活又能专心绘事圆梦丹青，无疑比打零工稳妥得多。

仇英的后半生也几乎是在客居富贾和官吏家中度过的，其中在嘉兴收藏巨擘项元汴家里馆讫长达十余年。“（项元汴）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

项氏家资富饶，藏品丰富，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私人收藏家之称。如鱼得水的仇英在项府自是采英撷华，博观约取，临摹大量古贤真迹，择古能力精到。至于项府的丝竹之声，歌姬之美，仇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专注于自己的绘画事业，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汉宫春晓图》便是仇英寓居项府时所绘。

在这前后，仇英还曾在周凤来、徐宗成、王献臣等众多富商仕宦家中有过或长或短的客居经历。不过客居富人宅邸，作画的主题风格难免会受制于主人的意图，此时对于画技屡屡突破，不再趋于时习的仇英而言定会有缚手脚。

直至仇英晚年客居苏州富豪陈官家时，陈官与仇英朋友相交，既不干涉仇英的创作想法也不催促他临期交画，任由仇英笔随意生，趁兴作画。仇英亦知，绘制更多上乘佳作才是对陈官知遇之恩的最好报答。因此，即便在优裕宽松的环境中，仇英仍不改刻苦勤奋本色，孜孜求索绘画精义，最终融贯诸家之长而混合，创作了大量精妙画作。比如巨幅群体人物画《职贡图》，笔法工细精致，设色妍丽浓艳。彭年评述云：“其心匠之妙，精妙丽密，备极意志。虽人殊国异，而考按图志，略无违，直古人之上。”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陈官又请彭年题赞仇英的《职贡图》，彭年补题的“（仇英）少师东邨周君臣，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既殁，独步江南者二十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字里行间透露出仇英已逝的讯息。

万历六年(1578年)，文徴明之子文嘉在观赏仇英《玉堂春色图》后，又写“仇英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至今艺苑名，清风满人耳。”慨叹仇英命短早逝，但蜚声艺坛，名垂画史。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栉风沐雨，朝乾夕惕。“实父（仇英）作画时，不闻鼔吹阗骈之声，其术亦近苦矣。”相较于“明四家”中的其他三位，仇英一生劳碌辛苦，谨慎克制，既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亦少见言论于世，惟用和寂的笔墨以匠心致初心，证明了自己不负丹青凌云志，翰墨长留梦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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