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14日下午，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里一座新落成的两层楼建筑，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在一连串鞭炮声中，泰戈尔在首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陪同下进入院子。

按照印度传统庆典程式，诵念吠陀圣经之后，吟唱佛陀赞歌，点燃一盏神灯，然后，泰戈尔缓缓揭开楼中央正门上方的一块红布，四个遒劲端庄的中国字“中国学院”，赫然映入来宾眼中，院子里顿时响起一阵掌声。

中国学院的建立，实现了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的梦想。他在杭州对学生发表演讲时说：“我特来邀请你们疏通我认为依旧存在的交往之路，这路上丛生着忘却的杂草，但轮廓依稀可辨。朋友们，这就是我的使命。”

中国学院的建立，是中印文化交流古道终于疏通的标志。中国学院能够如期建成，是与谭云山先生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谭云山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师从徐特立、章士钊和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等，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19年进入长沙船山学社，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24年，谭云山去法国勤工俭学，先赴南洋谋生教学于华侨华人学校。

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1921年，他创办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聘请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西尔万·列维教授教中文，中文班有5个学生。他教了一年回国了。1924年，他应“讲学社”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途经缅甸，3月26日，格曼镇的华侨学校里，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主办人是校长林来将博士。林校长在讲话中称他是友谊使者，访华是一大壮举，将推动中印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欢迎会结束，泰戈尔和林来将交谈，告诉他列维教授回国，学校的中文教学被迫中断，希望林来将去他的学校教书。林来将满口答应，不久去了他的学校。泰戈尔这所私立学校，因经费有限，只管教师的食宿，不付薪水。由于生计问题，林来将教了两年汉语回缅甸了。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汉语教学。

谭云山当即表示，他愿意像玄奘跋山涉水去印度取经那样，不计个人名利，到他的学校教书。说到做到，他辞去华侨学校的职务，对恋人陈乃蔚女生谈了自己的志向，善解人意的陈乃蔚表示理解和支持。

1928年，谭云山与陈乃蔚完婚，9月3日，胸怀拓宽中印文化交流大道的远大抱负，告别已怀孕的新婚妻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印度漫长旅程。

谭云山一到圣蒂尼克坦就全身心投入中文教学和研究之中。他听从泰戈尔的意见，与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和吉迪莫汉·森教授一起制订教学计划。杜塞克尔·夏斯特里一直负责国际大学的藏语、中文教学和佛教研究项目。吉迪莫汉·森精通《奥义书》《吠陀》等古典著作，作为梵文专家，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北京大学的梵文教师作过交流，可以说是半个中国通。他们与谭云山有共同语言，关系融洽，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在执行教学计划的过程中，谭云山常常感到，只有他一个中文老师，势单力薄，难以兼顾教学和研究，应从中国请来更多的学者。另外，教室时常变动，影响教学效率，他觉得应有一个固定教学场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1878-1959，著名梵文学者，国际大学教授）和吉迪莫汉·森（1880-1960, 国际大学教授，1953-1954年任国际大学校长。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莫尔多·森的祖父），得到他们认同。但由于缺少资金，这个美好设想，只得暂时搁置。

1934年9月22日，谭云山制定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建造中国学院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得到泰戈尔的首肯。

谭云山带着这个计划，回到上海。在太虚法师、戴季陶、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积极支持下，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任理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中印学会的章程中说：“谭云山教授在印度教学多年，致力于中印文化的融合，他倡议组织中印学会，这种努力在意义上不亚于佛教高僧玄奘、义净的壮举。”

在中印学会诸多名人的努力下，募捐到了建造中国学院所需资金，以中印学会的名义，汇给国际大学。谭云山及时把这个喜讯电告泰戈尔。泰戈尔于1935年8月4日满心喜悦地回信：

我亲爱的教授：

中印学会已寄给我作为建造中国学院款项的31712卢比的一张支票。我已回信，告诉他们支票已收到，并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然而，我时刻忘不了你。因为我知道，靠你不倦的奔波，这件大事方能做成。我们何时能盼到你重返圣蒂尼克坦呢？

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真诚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圣蒂尼克坦

中印学会为国际大学购置十万册中文书，各界友好人士又赠送五万册。1936年初，谭云山把这些珍贵书籍分批海运至加尔各答，之后转运到圣蒂尼克坦。

足够的资金到位，有米之炊就可动手做了。谭云山赶紧返回印度，提出中国学院建造方案，新建筑内有图书馆、客舍、办公室和教室。设计师采纳他的意见，制作设计图，征得泰戈尔同意，立即施工。不到一年便顺利峻工。

泰戈尔在揭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与印度》：

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曾经修筑交往的大道。在那个年代，全凭个人的英雄气慨跨越高山恶水，需有非凡的恢宏气魄克服疑虑、惶惑。两个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逢之时，不是战场上的死敌，宣称自己拥有成为世界霸主的权力；而是文雅的朋友，无比欣喜地交换礼品。之后，出现了缓慢的衰退，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交往的大道蒙上了互不关心的厚尘。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再次向我们发出呼吁，不遗余力地协助我们重新踏上被遗忘了的世纪的疏懒所抹去的古道。

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忍耐和牺牲精神，为这种交流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前，我应邀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印度之心喷涌而出的生命的洪流，漫过山岳，漫过沙漠，流到迢遥的边陲，丰腴了印度人民的心田。

在座的中国朋友带来了友谊和合作的礼物。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的理解的核心和象征，中国学院将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作为我们的成员住在这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他们将为共同的事业付出辛勤劳动，帮助逐步复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业已中断十个世纪、富于成果的康庄大道。至于国际大学，我希望现在和将来它是各国人士聚会的场所，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他们坚信人类的团结，决意为自己的信仰忍受艰苦。我信赖他们，纵使他们的探索或许并非意义重大而未能载入史册。

我请求中国人民给予合作。我愿援引中国的先哲老子的一句名言：有德司契，无德司彻。优秀的文化精神，使中国人民无私地钟爱万物，热爱人世的一切；赋予他们善良谦和的秉性，而未把他们变为物欲主义者。

唯有合作、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能使文明显示真正的伟大价值。正如天空尚未破晓，晨鸟歌唱着宣告旭日升起，我的心歌唱着宣告：伟大的未来正向我们走来，离我们很近了。我们应当准备迎接这个新时代！

中国学院是一座两层楼建筑，正门开在楼中间，两侧配楼对称，结构兼有中国和印度建筑风格，与国际大学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整体庄重雅观，楼内设备齐全。

谭云山为中国学院确立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在泰戈尔的指导和谭云山的统筹安排下，汉语教学项目全面铺开，对汉语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被派往中国学习，从事研究，数年间培养了多名汉学家。他们中间，最早跟西尔万·列维教授学习汉语的五个学生之一——波罗普特·昌德拉·巴克吉（中文名师觉月），1947年被派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客籍教授。从1954年至1955年，他任国际大学副校长，著有《中印文化关系千年史》《中国佛教圣典》等专著。

另一位到北京大学留学的波桑特·巴苏德卜·帕隆贾布（中文名白春晖），师从饶宗颐先生，还跟吴晓铃先生学习元代杂剧，学到一副京腔普通话。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白春晖担任翻译。据说，尼赫鲁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结束，说一番告别的话，情真意切，白春晖引用《西厢记》中的“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传神地表达了尼赫鲁总理的心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1979年，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依访问中国，按计划会见邓小平。时任印度驻韩国大使的白春晖奉召到北京参加会见，并担任翻译。召一位大使当翻译，足见印方对这次会见的重视。1996年，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在外交部任职的白春晖参加双方会谈。他是中国学院培养的、见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屈指可数的汉学家。

不少中国学者和名人相继来到中国学院，教授中文，研究佛教和印度古代文学，开展学术交流。

1940年1月17日，中国佛教高僧太虚率数名弟子，到访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在芒果园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上致欢迎词说：“中印之间的古老友谊可通过精神和文化交流而恢复。”太虚长老在答词中说：“佛陀释迦牟尼把新思想潮流注入印度社会生活，诗人泰戈尔是目前印度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完美结合的生动体现。”1月19日，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设茶话会欢迎太虚一行。泰戈尔率国际大学百余名老师出席。

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作为访问学者1939年来到国际大学。泰戈尔在欢迎仪式上说：

我们在这儿热烈欢迎您，将您视为伟大的中国文化的使者；您来到印度，给我们带来了心灵同情的礼物，正是心灵同情，几个世纪之前，使我们古代的人民团结一致。中国和印度，同样沐浴着伟大复兴的曙光，即使在政治变革的岁月，也闪耀着两国对友好情谊记忆的光芒。

真正的文明的重生，不是来自对那种造成隔阂和破坏的权力的拚死追逐，而是来自内心情感的表露，这样的表露是高尚而常新的，它使邻国走到一起，进行人类带有风险的伟大探索。

在这儿的圣蒂尼克坦，我们尽力保持彼此心灵的理解，由理想导引的全部工作，与为人类服务密切相连，我们相信，它应由亚洲献给世界文明。您走到我们中间，您带来的艺术眼光，带来的对真实的热切呼唤，必将战胜对环境的粗暴侵扰；您的访问，将加强我们的力量，促使我们的努力更加接近成功。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我期待我们两个邻国的大地上出现一个温暖的时代，期待东方的历史力量坚定地宣告，它将保护我们大家不被蔓延的黑暗所笼罩。

徐悲鸿在答词中说：

圣蒂尼克坦这个地方是符合我理想的艺术文化中心。……全世界都应来儿朝圣，呼吸这儿在印度诗人直接启发下潜心创作的愉快气息。我的造访，就是朝圣。我不是来给予而是来接受印度像昔日那样给予我国和我国人民的伟大礼物。

出于对徐悲鸿艺术鉴赏力的高度信任，泰戈尔委托徐悲鸿为他选编画册。徐悲鸿从他两千多幅画作中，精选各种题材的七十多幅，编成泰戈尔十分满意的一本画册，付印出版，受到各国画家的赞赏。

两年后，吴晓铃教授携夫人石素真（又名石真）到中国学院教中文。石素真女士在那儿学习孟加拉语，回国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从孟加拉语翻译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她的译著有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长篇小说《毒树》、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的长篇小说《斯里甘特》和泰戈尔著名爱国主义诗集《故事》等。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中国学院继承泰戈尔的遗志，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交流更加频繁，包括森·纳兰在内的中国学院多名学生到中国学习。曾留学北京大学的沈纳兰应聘任中国外文出版社孟加拉部专家，修润了《中国民间故事》等多部著作。他本人翻译了《中国短篇小说选》《聊斋志异》等作品。

1956年，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国庆盛典，到各地观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他亲切会见。

1957年，中国学院成立二十年之际，谭云山专著《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年》出版。

1957年1月，出席万隆会议后，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百忙之中，31日到访国际大学，会见中国学院师生，观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国际大学授予周恩来总理荣誉博士学位。周恩来总理在学位授予仪式上说：

来到这个学术中心，不能不令人想起这个大学的创办人，印度的伟大爱国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捐款6万卢比，用于修建泰戈尔纪念馆。回国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收集并赠送中国学院所需的大量书籍，并在一本书上手书：送给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周恩来，1959年11月9日。国际大学从而成为印度一所拥有中国书籍最多的大学。

随着各个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印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印度对懂中文的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学院审时度势，从2000年起，扩大招生名额。目前，中国学院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达四十名之多。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每年中国学院的六至八名学生，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一个学期。中国学院抽调专门老师，为云南民族大学培养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硕士生，从而提高他们语言水平和教学能力。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19日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是获奖者之一。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德·巴纳吉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他用流利的中文说：“今天参加授奖活动，我心里十分激动，代表获奖者发言，深感荣幸。泰戈尔当年为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克服重重困难，在谭云山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中国学院。这是是中印度文化交流的一座金桥，通过这重要金桥，两国著名学者，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情。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授予中国学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这是对我院全体师生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沿着泰戈尔和谭云山先生开辟的友好之路，奋勇前进，为印中友好作出更大贡献。”

回望历史，泰戈尔创办的中国学院，是中印友好事业之路上一座巍然矗立的丰碑，年复一年，放射着温暖人心的光芒，无论在中印关系顺利发展还是遇到困难的日子，曾经并将继续给予两国人民在友谊之路上迈向美好未来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