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
水
家族史的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民族史的变迁，但是它又更加细致，有更多的细节。水家历史就是一部西北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史的缩影。它似乎在呼唤，呼唤的不是他们家族的哀愁而是失去的传统文明的哀愁……《煦园》开篇水先生就伤感地说煦园以及他的父母亲、妹妹……都已经不存在了…….读之令人心情一泠，一种无言的悲凉和沧桑缓缓流淌淌出来。
在甘肃省兰州市，有一座煦园，花木繁盛。凡到兰州的中外人士，无不到煦园瞻仰。煦园是水梓先生平地造起，费尽二十几年心血而成。上世纪30年代水梓先生购置土地，迁居学校附近的颜家沟，建起煦园，后成为兰州名园，是兰州文士荟萃聚集之地。水家花园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碧绿苍翠的园林“绿洲”。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和那个闭塞的大西北，煦园大量的藏书，无疑对水氏后代文化上的启蒙、视野的开阔以及人文方面的启蒙和优良的传统的传承。
回首往事，煦园遥远而清晰，如烟的岁月和时光并没有因为煦园的消失而消散。水天中在《煦园春秋书》一书中这样描写：“我父亲是通过科举考试以及随后的学堂教育，从穷乡僻壤进入现代文化圈的……”纵观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都具有两方面焦点，水梓老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在新旧交替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接受了新旧两方面文化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具备中国的文化文脉，同时又汲取西方世界文化的双重修养。水梓先生学养深邃、涉猎广泛、博古通今、学贯东西。他作为系统引进、学习西方现代教育的西北第一人，最早将现代教育引入甘肃传统教育的构建之中，他的教育理念形成于中国近代文化革兴、社会变革之中，也是对这种社会变革的一种回应，也有对西方现代教育的借鉴。
在《煦园春秋》一书中，水天中以一种很平静的心态在冷思过去的那段回忆。从那淡淡的叙述中，我们深味一种宽大的胸怀和文化气质，一种很浓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下熏陶出来的气质。水天中在书中写到：水梓先生他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庭关系怎么相处，从国外考察回来给孩子们带的就是书报杂志和画片，孩子们从小就接触的是这些东西。水天中写煦园的春夏秋冬以及四季中孩子们在园中的嬉戏和天然乐趣。特别年关，父亲带着一群孩子到门外去拜祖，回来以后在除夕晚上几个孩子给父母跪拜，第二天早晨又跪拜，而且年幼的孩子依次给年长的孩子鞠躬……还有水家的星期音乐会、英语教学研究会、小雅文史学会……从小就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长大，真的有种如入芝兰之室之感。在这种芬芳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他怎么可能会丢失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怎么会丢失了这种人文关怀呢？怎么可能不身心散发沁人香气呢？
《煦园春秋》是对往事的回忆，对已经消失的“物”和“人”的回忆。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非常生动的历史，每一个人的历史让人看了之后都是心潮难平。看完《煦园春秋》不由感慨：中华文明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在家族中的一点一滴传承下来的。只可惜，很多优秀的文化都被毁灭了，这种惨痛不能不让让人痛心。但是所幸我们从水先生的这一代以及他们的后代身上依旧能看到水家的风格在传承并发扬。“水”之一字，本来就源远流长，绵绵不绝……
天
水天中生活成长在那有一个深厚文化底蕴融汇中外新旧文化并鼓励独立思考和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和旧有文化的熏陶，使得水天中养成兼容并包的艺术趣味，使得他在二十年来美术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水天中的文笔洗练、流畅，富于韵律。郎绍君曾如此评价：“在理性文章中他从不丢弃自己的感受与直觉，在文艺性、感受性较强的文章里他又时时透出理论的机锋。”他认为水天中“是当代最善于体察作家作品的隽笔之一”。作为美术评论家的水天中，特色不在文笔，而在他对历史环境和个人情怀的体验、思索和始终不渝地批判精神。
《历史·艺术与人》是水天中一本文集的书名,我觉得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他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学术成就。早在80年代,评论家殷双喜在综述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时候,就已经指出水天中是属于由艺术史的角度从事当代艺术批评的评论家。水天中论画论人,总是站在开阔纵深的历史环境之中。水天中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脱离历史背景的艺术评价是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水天中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对人,对艺术家的生存处境和性格、心灵的关注绝不亚于对艺术作品的关注,并且,更有所过之。他所写的20世纪画人评介,可以看作中国艺术家心灵的历史。
生活里的曲折记忆，水天中不大谈及，他所关心、所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走向和绘画发展，“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而艺术发展是不停顿的”。
我们回顾一下水天中走过的艺术评论之路——-
中学时，水天中经常参加学校的美术活动。后来被保送到西北艺术学院学绘画。1955年八月，毕业分配回兰州。1957年秋末，下放到国营花海农村劳动。1959年7月，他被分配到平凉筹办平凉专区艺术学校，开始了他在平二十二年凉酸涩压抑的生活。他开始用一介书生的眼光观察和研究社会，尘世众生的苦难、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让他终身难忘心有余悸。荒唐岁月里，如履薄冰的水天中依旧体会到大自然的深沉洁净之美，以及底层劳动人们人性的温暖和尊严。少年为绘画艺术献身的梦从来没有泯灭过，远望缪斯女神背影的目光依旧执着。
“四人帮”垮台后，水天中迎来了新的人生。1979年初，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考取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中国美术史，重新投入让他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历史是连续的，尤其一个人的成长历史。平凉22年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荒诞岁月里曾经的屈辱和苦难，已化作释然一笑的了然旷达。
历经长久的压抑和“冷藏”，逢春的水天中，其才华、灵性锋芒毕露，光华照人。时势将水天中推到了以锋利的臧否之笔屹立于当代艺术批评的潮头。站在一种高度，水天中犀利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成为当时中国美术界很前卫的景观，奖掖扶持被埋没的才俊，为让世俗冷落的探索者呐喊助威，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进行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不留情面的抨击和指斥……这个时候的水天中，还原了本真的他自己。“侠骨柔肠，剑胆琴心”，是他写给别人的赠言，但我觉得将此作为他自己做人做事风格的写照似乎更恰切。
1985年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高潮期，《中国美术报》创刊。1987年，水天中出任主编。院方调整美术报主编本意要控制编辑方向。但是水先生上任后，除了要求精选文图，不发文句不通的稿件外，坚持“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分歧”，甚至支持报纸开放的文化态度。《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在当时被称为“两刊一报”。《中国美术报》的骨干是水天中、张蔷、刘骁纯等，培育了一大批理论家，如栗宪庭、范迪安、朱青生等，也推介了一大批新潮美术家。1990年1月1日《中国美术报》停刊。恰逢李可染先生逝世，出人意料的沉痛消息使《中国美术报》最后一期版面具有一种沉痛的悲剧意味。
水天中自小喜欢写作，美术史和评论是把写与画结合到了一起。在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本来学的是宋代绘画史，后来转向近现代艺术史，因为古代的艺术史已经有了大量的学术积累，后人很难有太多新的发现。曾经有人说过，“古人治史，如入山采铜，炼铜制钱，今人治史，不过是把古人炼好的铜钱砸了再熔铸为钱”。水天中觉得他不想把古人的铜钱砸了重做，想在艺术的长河里增加点新的东西，在古人的基础上能继续往前走。
甫进入批评界，水天中觉得是自由的，可以说出他想说的话。不可否认的是，后来认识的人逐渐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限制。国外一个批评家曾说：“画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就像鸟和鸟类学家的关系一样，鸟不会因为鸟类学家的归类研究而改变自己。同样，画家完全可以不理会批评家的话语而我行我素。”但是他认为只要说的合理，大部分画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水天中认为批评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吸引公众对艺术的关注和理解，二是激发思想，让画家听到自己之外的人对艺术的看法，发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不是教会画家怎么去画，而是激发画家本身就具有的内在潜质，让画家听到非习惯性的精神性话语。当然，批评既是“天下之公器”，又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并不代表民意或者国家意志。
别林斯基说过：“我们追问过去，并且要追问到底，以便用它来解释现在，并指向未来。”水天中一直这样不停追问自己、追问艺术、追问艺术、追问作品背后的灵魂……
“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 50 年代中国美术批评中可以经常听到和看到的一句话。这句问话意旨明确，义正辞严高高在上的质问被批评者是否脱离生活。让人心顿生莫名的不安和惶恐。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生活是什么样子，说明不了艺术创作的高下成败美丑是非。何况谁又是艺术创作是否如实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裁判员？
然而，对于50年代的中国文学家、美术家，脱离或歪曲生活与否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最典型的是1954年，广东版画家梁永泰的黑白木刻《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一幅表现新中国铁路建设刀法细密的写实作品，峡谷密林中有两只游荡的鹿，它们被汽笛声所惊扰，正抬头仰望从峡谷顶端的铁桥上通过的火车。该作品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的就“深入生活” 问题的争论和批评。然而就在美术家协会的理事们为梁永泰是否深入过生活而辩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梁永泰在哪里？ 梁永泰在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一直是梁永泰的创作习惯。一年之后，梁永泰接受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任务，准备为建军30周年美展创作表现海防前线部队生活的作品。他与部队的一位青年画家一起去海岛深入生活，在海风烈日之下画速写。一名海防哨兵误以为他们在“画地图”，开枪击毙梁永泰和那位青年画家。这次偶发事故无疑给所有质疑他没有生活基础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件事情让水天中心灵震撼而沉痛，他觉得中国的美术家们不应有偏狭的心态。
对于中国的绘画艺术发展之路，水天中认为绘画的出现，源于人们企望保留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的视觉形象的尝试。随着绘画实践的积累和绘画观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绘画形式自身的感染力，当人们对这种感染力的珍视，超过对其描摹事物形态的珍视的时候，作为艺术的“纯绘画”才算是诞生了。水天中认为绘画艺术中最可贵的因素就是人的心灵敏感度。
历史背景与现实气候，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与绘画的关系。个体的智慧、感情与个体的局限在绘画中留下痕迹，而这种痕迹是无可替代的——绘画过程留下的理性与妄诞、激动与宁静、机智与笨拙、细腻与粗放、完美与不完美……这些是无可替代的。人类自己的生命机能（心灵通过眼睛和手）保留来自外界的视觉感动，是绘画存在的基本理由。绘画的形式及其表现性反映着人的生命特征，只要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这种心灵感动和技能就必然存在。
水天中认为，当代中国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这种无限制的多样化使许多人难以适应。但是在艺术领域，没有一致遵循的统一标准，正是艺术存在的正常环境。某种艺术的前景失望之时，往往是出现在艺术转型的时期。他认为处于今天这样急速广泛交流的世界，选择“天不变道亦不变”、“回归”某一种传统样式、一味追求纯粹的民族性是艺术的死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它不断变异。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如果永远保持一种样子，那绝对是灾难。他相信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将再一次由于它的包容和变异而保有它的生命活力。选择一个并不纯粹而保持生命活力的前景，还是让我们的艺术成为一个十分纯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当代中国艺术家面临的选择。
回首水天中走过的艺术评论之路，二十余年来他对当代艺术不遗余力的支持。我想水天中的天就是那份对艺术前途的忧患和追问，对艺术灵魂的归宿的思索和远瞻。
原文链接；http://www.zhuoluzhongyuan.com/xiaotujia/2021-05-08/7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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