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人不识君
郎绍君在自叙中如此说：“幼时从农村来到城市，只是为了求生，从学画到学艺术史，都始于求生中的偶遇。既没有家学可资荣耀，也没有出身名校的傲人履历。虽然对学术研究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毕竟能力、精力有限，只能点点滴滴，做力所能及的东西。所能自慰的，不过是没有偷懒、没有骗人骗己罢了。”
好一个“没有偷懒、没有骗人骗己”！我们先看郎绍君的著作书目：《论现代中国美术》、《重建中国精英艺术》、《现代中国画论集》、《20世纪中国画家》、《齐白石》、《李可染》、《林风眠》等，合著有《中国绘画三千年》等，主编或合作主编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国造型艺术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等等。见诸于各种报刊的美术评论有一百余万字。这一串艺术大师的名字，这一本本传记，这一套套厚重的辞典，足以令人敬畏。而郎绍君依旧谦虚的说“聊以自慰而已”。
郎绍君，1939年生于河北定州。在那个战争离乱时代，郎绍君随父母颠沛流离。1956年夏，郎绍君从潞河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后改为天津美院），1961年毕业留校担纲史论课，同时也为一些报刊写一些艺术评论。文革期间，下放农场和中学。1973年返回学院开中国美术史课。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生，三年后留院做研究工作。硕士毕业论文是《苏轼与文人写意》，是其苏轼美术思想研究的一部分，属于美术批评史范畴。文章将史实文献与伦理融为一体，对苏轼的美术思想作了全新的评说。虽因仓促而略显粗糙，但是一气呵成，自成体系，尤其论点独特，史据详实。行文流畅，已显大家气象。从此郎绍君开始了在美术史和艺术批评间的经年游走。在苏轼研究的同时,他还涉足敦煌艺术研究，写了《早期敦煌壁画的美学性格》《论唐风》等论文，足见其涉猎广泛且成果非凡。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伊始，经过长期压抑的人心思动。在中国引入世界潮流的同时，也对“文革”、对20世纪美术进行了反思。作为新中国美术的亲历者，年届不惑的郎绍君，有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满怀热情的投入美术史研究。除了关注古代美术史，郎绍君关注现状。八十年代是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时代。郎绍君站在美术史高度，审视20世纪中国美术，并介入美术批评，力图把历史经验和当下批评结合起来。笔下常常是有感而发，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指点20世纪美术和美术现状。《近现代引入西方美术的回顾与思考》《现代中国画》《传统的再发现》《论李可染》《走向现代的沉思》《论新潮美术》等，均产生一定影响。这些文章后来收录于《论现代中国美术》一书。之后于1989年发表的《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世纪回眸》《论中国农民画》等文章，更是反响激烈。尤其是《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中的“精英艺术论”被视为美术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学术问题变成政治和准政治问题”（郎绍君语）。这是文人的悲哀和无奈。之后数载，郎绍君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一度被剥夺了在单位授课、带研究生的资格。备受冷落的郎绍君社会活动少了，反而更加安心地关起门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齐白石》一书的写作，主持《齐白石全集》的编写，都是在这几年完成的。而文集《重建中国精英艺术》的出版，算是对当年批判的回应。
自 “89”以后,郎绍君的美术研究集中到20世纪中国画这个更具体的范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他的文集和专著，如《现代中国画论集》、《守护与拓进》、《郎绍君美术时评》、《齐白石》、《齐白石的世界》、《林风眠》、《陶冷月》、《李可染》、《从写实到荒诞》、《方人定》等文章，所主编的《齐白石全集》、《陆俨少全集》、《中国名画家全集（近现代）》、《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等，大致都属于这个范畴。
郎绍君对20世纪和当代美术的观点，随着时代发展和自身认知的加深也有所侧重，并伴随不断的修正和变化。80年代的郎绍君更多的是立足现实对历史进行回顾，在对美术史进行扫描，总结历史经验，清理“50年代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形成的政治决定论和，反思文革，提倡多元发展，强调思想与艺术的民主”。其思想和观点集中体现在1988年的《《论现代中国美术》一书》中。
90年代以降，针对社会转型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艺术市场化，民族艺术岌岌可危的状况，郎绍君的思考与写作重点转向传统艺术的再认知再发现。批评码头指向艺术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其叙事方式也在坚持“宏观叙事”同时侧重了“微观描述”，“即对具体画家、现象和问题的考察与释说，希望能小中见大，不落入“见树不见林”的旧境；希望能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相对深入的开掘，不停留在一般和笼统论述的层面上。”
进入21世纪以来，他认为，对当代艺术的阐释，只重视无限膨胀的观念和没有边际的外部关系，蔑视对艺术本体和内部关系的研究，抛弃对历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及传统的鉴赏方法。是一种极端的片面。而对于当下“热衷于用时髦理论套用各类艺术”的现象，以及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如“反传统”“笔墨等于零”等等，他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故而，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用心于健全和发展对艺术外部关系的研究。”
郎绍君就是这样，满怀艺术的真诚和热忱，站在宏观高度，以责任心来书写美术史和美术评论。那文字，或似投枪匕首，针砭时弊正本清源；那书卷似春风化雨滋润大地，那辞典厚重似山，屹立在艺海岸边。有时候很感叹，在那样一个时代，战乱、艰难、文革，无论环境抑或条件，既远逊于老一辈，又难追年轻一代。但是郎绍君做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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