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流水二分尘
在北京，有一个现象，艺术家多数游离在都市之外，自觉或不自觉的让自己在城与乡、体制内与外的边缘。在乡居的生活中寻回自己的童年记忆，在自然陶冶中觅得自己的艺术梦，在鸡犬相闻、柴米油盐里汲取艺术的生活源泉。而都市繁华的前沿信息并不隔绝。北京昌平上苑就是这样一个艺术村落。
上苑背依燕山，山根一水库名日桃花峪，兼之村周围景色优美，颇得陶渊明《桃花源记》之精髓。这风景、这名字在繁华厚重的京都郊地多了几分江南韵味，这让生于南方的邓平祥心里陡生亲切，一见如故，毅然购置一亩良宅。开始结庐。
在国人心中，人之一生，居室是大事，兹事体大。古人云：“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于邓平祥而言，燕山造物是人生一大快意事。自己担纲了设计师的角色。居室之风格、体制、建造、装修，他都亲历亲为或参与其中，经过半年多的施工，终于于1997年11月下旬，邓平祥入住“燕山之庐”。
邓平祥半生漂泊，终于觅得安居之所，犹如鸟儿有了巢穴。是为艺术、亦为个体生命精神的家园。燕山造屋，应是邓平祥生命状态中精神转化的一个物质形式吧。自此更自信的人生，更广阔的精神，从这里铺展开来。邓平祥称之为“流寓”京城。流寓一辞，是志书上对外籍文人、艺术家客居当地从事文艺创作和生活而杜撰出的一个名辞。流而寓之，很合乎文人和艺术家的生存方式，可见是自古亦然。此想法始于19岁那年，邓平祥第一次来北京。当年流连层层宫阙的故宫，凝注锈红色的宫墙，幻化的硝烟战火，那种对历史对文化的朝圣感久久萦绕于怀。北京，千年古城、四朝国都，文化积淀厚重，每一块秦砖汉瓦都演绎着历史，每一寸空气都沉淀着曾经的故事。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其依旧保持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尊严，冷静地抗拒着横流的物欲。故而在邓平祥驿动的人生里，北京是他驻足流连最多的地方。
邓平祥之前十多年的生命流程都是在漂泊、旅途和流寓之中度过的，为了什么？是心的思虑，生的追求和身的无奈。人之所以为人，神之所以为神，也许区别在于能够自由地生活在精神牵引下的形而上。然而芸芸众生、凡夫俗子，谁个能超越功利过纯粹的精神生活。所谓圣哲凡俗，仅此而已。生为肉身凡胎，邓平祥崇尚精神皈依，且对文化和历史敏锐。若能在人生苦旅中，体验生之快乐和苦难，自觉探寻生命的真谛和意义，且超越自身欲望来表达文化和精神，这也许恰是邓平祥之艺术家或文化人等高于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之处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平祥被聘为中国美术报特约记者，南下海南。在海口建立“中国美术报海南记者站”。彼时的海南尚欠缺文明的规范和秩序。两年半的蓝色文明的体验生活，亲历见识证了瞬息万变的，人生喜剧、悲剧、闹剧的次第上演，人生百像众生在利益驱使下粉墨登场。在一个探险家的乐园里，红色背景下的邓平祥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融入那里的游戏社会。他愈发深刻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性和人的社会。于是1991年，邓平祥毅然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原来供职的单位，想读书思考，安静的过一段时间。然而不期然议论蜂起，终究是世事变迁人事两非，邓平祥不由内心忧戚。这世间唯有母爱最牵肠挂肚孩子的人生。是母亲一句“回来了一个好人，就是大好事”度化了邓平祥。那时的邓平祥时时翻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黯然泣下。海南的人为物役，此时的人事斗争，渐生去意意欲觅一所清净地以寄寓心灵。
当年促使邓平祥下定决心进京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齐白石，齐白石是邓平祥同乡，其艺术与艺术人生无时不刻激励着邓平祥。齐白石，以六旬之身毅然辞乡流浪北京，凡十余年探索艺术真谛，历经坎坷挫折，备受冷眼屈辱，然以超人胆魄和决然的勇气，“衰年变法”至古稀之年始得成功，成一代开宗立派之大师。
另一个是湖南省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杨应修先生。杨先生是湖南省写意花鸟和山水大家，笔墨功力深厚，诗书词亦有造诣。年轻时有很多机会都错失，终成人生憾事。故在病重时嘱邓平祥“你还年轻，能写能画，要‘出湖’啊。”‘出湖’意‘出息’，因洞庭湖而取其意。邓平祥震撼——英年当拼搏，不能晚年有憾。
在人生重大抉择不外乎原因有二，一为理想二为形势使然。于邓平祥二者兼而有之。天命之年，再度漂泊，心下不是不悲凉的。彼时是邓妈妈再一次在在儿子身边，以高龄之身毅然伴子辞乡进京，弥留之际决定安葬京郊。若有魂灵，我想天堂的邓妈妈肯定在默默关注着儿子。一个伟大的母亲，用无声的行动鼓励着儿子支持着儿子关爱着儿子。母爱，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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