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 我们的国民性

伟大的宝塔，旁边没有别的宝塔。……斯宾诺莎、达·芬奇、亚里士多德，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也有一群人，成就文学艺术上的时代星座——请注意用词，我不用“流派”。星星是发光的，每个艺术家已经是星星了，同样能光辉灿烂，照亮时代。

靠宗教，靠政治，都不能拯救人性，倒是只有文学和艺术。

索性讲纪德。他的名言：“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我记住这句话时，十七八岁，一辈子受用不尽。……五十年来，我的体会：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艺术。

现代艺术一味否定传统，没出息。如果你是强者，为什么要否定传统？越新，越脆弱。总要反前面的东西，毁掉。真的强者，自己往前走。

荒诞派主要几个作家，都很有修养才华……但我觉得荒诞派这些作家，矫揉做作。我在一首诗中说，现代的智者，都是自己要假装自杀，要世界作陪葬。这些批评家、观者，都是假装要殉葬，作者呢，假装要自杀——都没有死。

这就构成现代艺术的景观，他们在舞台上把世界写得一片黑暗，他们自己生活得很好——这里有欺骗性。

宇宙无所谓荒谬。人在里面，觉得荒谬。

科学家，以身殉道，是真正的绝望。文学家的绝望，是假绝望。有人讽刺过叔本华，说他写悲观哲学，自己活得很好。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我常常想起莫扎特。他的意思，是人生嘛苦，艺术嘛甜。他们呢，人生苦，艺术更苦。给你一杯苦水，要你喝，还问你苦不苦。你说苦，他高兴。

这是一个骗子骗骗子的时代，嫖客嫖嫖客的时代。文艺女神早就飞走了。我是不是言过其实呢？没有。实际上还要厉害。

文学是人学……一流的艺术家，叫他做件事，他做成艺术品。“垮掉的一代”，发生在五十年代……以我看，其实是大战的后遗症，是人性崩溃的普遍现象。是外向的社会性的流氓行为，内向的自我性的流氓行为的并发症，既破坏社会，又残害自己。

主要是文学青年。他们对既成的文明深恶痛绝，新的文明又没有，广义上的没有家教，胡乱反抗……这一代其实不是“垮”，是“颓废”，是十九世纪的颓废的再颓废。

一个东西，不要看他们说些什么，要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一句话，他们追求的不是理想，而是追求生物学上的人的解放……他们要取消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不是与传统的界限。他们暗中说，或者明讲：他们的祖师爷是惠特曼。但惠特曼是清醒的。他们不清醒。在生活上、艺术上，他们是双重的短命。其中有个人(杰克·凯鲁亚克)，有出息的……到四十七岁，写了十来部小说，最后回到现实主义。

看来，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出路。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完了，不知道写什么对话呀。

文学家应该生龙活虎。

附带讲，通常都有这规律：画家、艺术家，都有准备期，准备期越长，高峰期越高。准备期有两种：一是不动手，光是“生活”;一是动手，动手的准备期。

打工，其实是为了接触人，看人。洗五十年盘子，不识人，什么也没用，只识盘子——这叫做知人之明，知己之明。知人，知己，缺一不可。

生命的悲哀是衰老、死亡，在这之前，谁也别瞧不起谁。诸位要有后劲，后劲就是出路。怎么说呢？就是孟子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到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鸭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现在，在街上，还能看到垮掉一代的“遗腹子”，背着包，到处旅行。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滥用自由。要说他们是革命，探索，谈不上。想颠覆，想破坏，可贵的是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但是吸毒，乱交，是用恶来反对另外一种恶。我看是含不了多少恶意的愚蠢。到头来是吸毒，堕落，潦倒街头。

在这里，不论各位是为了吃饭艺术，还是为了艺术吃饭，但有饭吃，可以谈艺术。

诗，是高贵。

中国的酒、茶，很近于诗的本质。好酒、好茶，都有特质、品性，好酒不能掺一点点水，好茶不能有一点点油腻。这品性，是上帝的意思。

诗人，一点点恶败，就完了，俗了，一句好诗也写不出来。

诗真是有神的。一俗，诗神就什么也不给你。

毫无个性，是中国人的大病。我们的国民性和鲁迅那时比，至少坏十倍，如果讽刺当代，要十来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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