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堂” （厅堂、祠堂、朝堂、庙堂）及牌坊匾额书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礼制的展示地。匾，形也；额，颜面之尊也。它体现了传统礼文化的种种伦理要求和寓意，所以特别显得“温柔敦厚、雍容端庄、平和正大” 。它以书法作则，以正相示教，是一种“无为、无声”之示范，是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之特殊体现。

　　现代书法教育中缺少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强调的是个人风格和个性，所以在社会环境用字上俗多于雅，新建标志性建筑匾额书法中不少显得缺礼、躁气、张扬、纤弱、猥琐、画蛇添足、不尽如人意。因此，在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中，学须寻源，书法应自觉融入中华大文化中，接受大文化的乳汁。教学中儒学和老庄应有适当比例，不可偏向。否则，责任、担当、端庄、中正都成为酸腐的代名词。就书法本身，在大文化中犹如螺蛳壳中的道场，仅搞技法、形式，难以深入。没有人文引领，便会失去方向。

　　文化认同  正大气象

　　旧时“厅堂”“祠堂”“朝堂”“庙堂” ，可谓是庄重之地。在“厅堂”有先人画像，在“祠堂”有祖宗牌位，在“朝堂”有当朝皇上，在“庙堂”有圣贤塑像，可谓庄严之极、神圣之极。在这神圣之极的地方，及纪功德、忠正、功名、仁义、慈善等石牌坊上，都有一面或几面匾额，上书有帝王名臣和时贤的书法作品，内容大多为《易经》 《尚书》 《诗经》 《礼记》《四书》等典籍名句，显得既庄严又凝重。

　　如果关注过这些地方，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匾上的书法跟别处的书法作品有些不一样，端庄、温润、雍容、敦厚、平和、正大。加上匾额做工考究，特别醒目，文化人往往在此驻足细玩其文辞含义、文辞出处，品赏书法作品，留心匾额书者姓名。此处的书法创作，虽然未见典籍有明文规定的写法，但在旧时，文化人都共同遵守着一个伦理标准“心正则笔正” ——这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问书时所说，被后人认为是“笔谏” 。司马光将其记载在《资治通鉴》当中。项穆《书法雅言》中写：“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 ”

　　故宫三大殿匾额中，太和殿的“建极绥猷” 、中和殿的“允执阙中” 、保和殿的“皇建有极” ，此三殿均为乾隆帝所题；养心殿的“中正仁和” 、西暖阁的“勤政亲贤”为雍正帝所题；交泰殿的“无为”是康熙帝所题，还有如承德避暑山庄、山东曲阜孔庙、泰山岱庙、山西运城解州和河南洛阳关帝庙，以及全国各地姓氏宗祠，如绩溪“胡氏宗祠” 、奉化“蒋氏宗祠” ，还有幸存下来的旧时大家族厅堂名人题的匾额和幸存的石牌坊匾额上面的书法作品，都是端庄雅正的楷书，少有其他书体。

　　为什么上下千百年间，文化人都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共同遵守这一传统呢？原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以后，历代以国家的力量推行“道统”思想文化，使读书人写字也有了一个可供思考和参照的依据。 《论语》中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藏器”“不学礼，无以立” 。可见，书法作品承载的分量是何等重，难怪有人说“书法是文化中的文化” 。

　　先贤提出的“不疾言”“步从容”等要求，给旧时文人和书法家有了思想的启示。行笔要坦荡从容，又要入木三分，过疾易飘浮，过缓易僵滞，藏头护尾，不露圭角。思路不清，行笔无方，荒率猥琐，不易中的，就不能起到无言之教的象征意义。这里应体现的是“正大中和”的要求。

　　厅堂、祠堂、朝堂、庙堂，这是以正相示人的地方，有“宗庙之正歌”之称，衣着穿戴、言谈举止、一举一动，都应体现一个“正”字。“风正四方谓之雅” ，所以“子入太庙，每事问” 。孔子怕有差错，所以问，其说，这就是礼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 ”唐太宗李世民说：“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 ”怪不得唐代大书法家、理论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所说：“题勒方畗，真乃居先。 ”明代书学理论家项穆也在其《书法雅言》中说：“宫殿庙堂，典章纪载，真为首尚。 ”纵观秦汉以来，历史上重要碑刻、牌匾书法确以真书为主。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认同，也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旧时“诚”“敬”“正”观念落实之所在。现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到了这样的场合，恭敬之心也会油然而生，步伐慢了，说话轻了，凝神举目，品赏文化与艺术带来的享受。

　　尊重传统  切不可俗

　　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旅游业的开发、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各地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活力，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改进的环境用字问题、建筑用字问题。

　　比如某地“大禹庙” ，是近年新建的地方标志性建筑，从设计到建设处处显示出匠心，可就是一进广场的两座标志性牌坊匾额书法给人以遗憾。如第一座牌坊匾额文字缺少端庄正大之气。细究问题，字无来源，完全是自由体。书法最怕的是自由体，如不洗心革面，就一个“俗”字，所以不可马虎。第二座牌坊匾额书法的问题有普遍性、典型性：一是缺“礼” 。如前所述，旧时祠堂牌坊用字必须以“诚、敬、正”的思想创作，必须庄正，一般都用正体（如篆书、隶书或楷书） 。用草书是缺乏传统文化之礼的，显得轻率，欠“诚敬”二字，这里不是显示个人风格之处，是显示中华文化“正大”气象的地方。二是落款。历史人物“圣贤”匾额，落款应尽量简洁。该匾额本来可简单落穷款，姓名加印便可；也可两行，“年份” 、姓名加印即可；却用了三行， “辛卯仲”一行， “春山阴×（姓）”一行，“× （名）书撰”一行，前三字还吊在第二排的中间，上下虚空，很不雅致。而且，本该连写的名字断开，如果是写别人的名字，那是缺礼不敬，自己的名字断开，那是不懂书仪之礼。落款最后两字“书撰” ，这个“撰”字用得极不妥。三是画蛇添足。这么庄严的牌匾，不需要起首章，少见庄严古匾如此多此一举的。从《紫禁城》杂志2015年12月号春花的《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各匾额变迁》一文可得知，宫廷制匾也是极严肃的事，选用材质、漆色、花纹边框、底色、书体等等，都要经过皇帝的审核朱批。民间当然比不得皇宫，也不必要与之相比较，但也应以“去俗”为第一要务，要与整座建筑相和谐，否则将被有识之士和后人笑骂。

　　匾额书法创作最好应用篆籀笔法为之，可得浑厚。如没有扎实的楷书功夫，很难讨巧。用行草书笔法，突出提按动作，往往容易纤弱，书法人不可不知。还有现在的各处仿古一条街上的匾额，问题也是相当不容乐观。

　　古时左右的礼制，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自周代建立了完备的礼制以来，左大还是右大，据史料记载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到明清以后就固定了下来。以故宫为例，面南左边为大，右边为小。所以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左为文华殿，右为武英殿。在京剧或地方戏剧中也可见证，文官，或客，或长者，都在面南的左边，反之，对应的就在右边。就连农村建造新房，木匠做好的“正樑”上，也要请会写书法的人用端楷在根部（古人称为本。唐魏征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写上“文东” ，在梢部写上“武西” ，以示“文东武西”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这样延绵不绝，上下贯通。所以，对联上联仄声就贴在面南的左侧，称为上联；下联平声就贴在面南的右侧，称为下联。对联落款就写在下联的左侧，不能写在右侧；也有见牌坊下联落款在右侧的，那就错了。旧时匾额书写都是从右往左写的（因面南左方为大） ，与对联匹配上下关系，没有问题。但现在，书籍排版是从左往右看，所以有的书法家写匾也从左往右写，如左右没有对联那就没有问题，如左右有对联的，就与传统不相协调了。对联的上下联固有形式，谁也无力改变，这当中的矛盾如何处理？变通的方法是，左右没有对联的可由左往右写，落款在右边，比如横向的单位或企业名称，这样倒符合潮流。如匾额下有对联的，还是尊重传统为好。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马一浮先生曾说过：“六籍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说：“如学文章，只读今人篇什，不涉经籍，岂或伟器。 ”

　　书法一定要用历史人文来引领，只要我们学到源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加之“胸存浩然之气” ，循理找规律，向名帖学习的同时，向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学以致用，一切顺流而下。在大文化中就书法本身而言，只是一个螺蛳壳里的道场，仅在技法和形式上打圈子，空耗时日。诸如匾额书法不尽如人意、环境用字恶俗等方面的问题，难以用书法本身来解决。只有靠人文的引领、书法家素养的提高，才能逐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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