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日期:2023-05-02 17:35:53  点击:

 

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黄津

 

朱熹,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盛名掩盖了他的书法。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矗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里的“朱熹写经碑”,便是他存世极少的书法精品。

 

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朱熹写经碑

 

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朱熹写经碑拓片

 

 

珍稀的艺术瑰宝

 

“朱熹写经碑”又名“朱子书太极石刻”,原碑书于南宋乾道丁亥(1167年),碑文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并书,蔡元定刻,为行书窠字体。

 

原碑在元仁宗延祐己未(1319年)废毁。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学畿南,按照南宋传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了“朱熹写经碑”,最初镶嵌于大名府学“明伦堂”大殿山墙上,1986年迁至大名县石刻博物馆。此碑,在1982年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子书太极石刻”碑稍有风化,有轻度裂痕,右边中部稍破缺。此碑从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整体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体风格古朴、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神韵俊逸,具有重要书法价值和艺术价值。

 

“朱子书太极石刻”碑为砂石质,高1.8米,宽2.9米,厚0.3米,重4.2吨,座为丰槽角基。碑文摘录《易经》里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间变化原理,共111字,每字16厘米×13厘米见方。碑文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簿,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书,蔡元定刻。”

 

与之交相辉映的朱熹《书易系辞》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朱熹的书写与此碑文相同内容的手迹册页,名为《书易系辞》。其所书内容节录自《易经》的《系辞》上、下传,十四开,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墨迹。转辗元明清数代藏家之手,于清乾隆时期入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为流传有绪之作品。每行仅书写二字,结体上重下轻,笔势深沉而迅速,大有快剑斫阵之势,字字筋骨突出,强健有力,笔画墨色黝黑,时而又现飞白,精神显得格外奕奕,为古代传世大字书法中之佳作。

 

从朱熹《书易系辞》手迹存录文首六字和文末五字看,更见朱熹书风之雄强沉郁、凝重古雅,其用笔粗壮有力,笔势迅疾古拙,虽无意求其工,然点画有致,笔笔得法,不见板滞,极富生机,堪称是难得一见的书法瑰宝。

 

比照大名“朱子书太极石刻”与台北的朱熹存世手迹,不难发现,两者的书风虽然完全一致,但其字迹仍稍有区别,可以判定大名的刻石并非依据台北的手迹而镌。而大名石刻中“蔡元定刻”四字,亦未见台北手迹。但从书风看,此四字也必定为朱熹所书。

 

可贵的是,由于台北故宫珍藏的手迹已经割裱成册,因此难见朱熹整张书法的概貌与整体气势,而这种缺憾,大名石刻的完整性正好加以补充,以弥补台北手迹的不足。

 

有朝一日,台北故宫所藏的《书易系辞》与大名石刻博物馆的写经碑,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同室展览,必定能使观者穿越时空的限制,感受朱熹墨珍的魅力所在。

 

 

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书易系辞》(局部) 

 

闻名于世的理学大家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其父朱松于宋宣和五年(1123年)任尤溪县尉,任满寄居于该县水南郑安道馆舍。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上常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的道理;又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以供阅读;在公事余暇,探索佛、老及各家哲学思想。3年任满,回崇安武夷山中,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曾步行到延平,向其父同窗李侗请教。绍兴三十年(1160年)冬,朱熹第三次拜见李侗,被李侗收为门生。朱熹的“逃禅归儒”,即直接受李侗的启发。朱熹受李侗的指教与影响,承袭二程“洛学”正统,奠定了理学基础。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诏求各方臣民意见。朱熹上奏章叙述施政过失,认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意图用理学来推行政治。次年十一月,朱熹与孝宗奏对于垂拱殿,认为:宋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张抗金,反对和议。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的邀请,前往讲学,持续两个多月,开启中国历史上书院会讲制度的先河。乾道七年(1171年),因母舅丧事回故里,顺便查访其父衙署旧址,并亲书“韦斋旧治”,刻石立碑纪念。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县重修学宫,朱熹撰写《重修尤溪庙学记》,题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学宫正堂。此后,天下学宫匾皆摹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兄弟等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铅山),参加学术讨论。朱、陆进行一场争论,不欢而散,是为影响很大的“鹅湖之会”。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降旨授朱熹为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朱熹屡辞不就。后经吕东莱等相劝,于次年三月到任。适逢大旱,立即兴修水利,灾民生活得以改善。次年十月,朱熹督促星子县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书院,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士,亲自订立了较为完善的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该院讲学,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认为非常好,把其讲义刻在石碑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朱熹再次向孝宗上万言奏章,提出正心、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等建议,进言殷切。但因触及当政权臣利益,被弹劾为“假道学”,仍无法参政。次年,因朝政更加衰败,各种矛盾激化。朝廷为拉拢人心,于十一月诏命朱熹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闲职提升为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上任后,朱熹刻印“四书”“五经”,广为流传;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淫祠;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原上缴的无名赋共700万缗;还减掉郡内总制钱400万缗,以减轻百姓负担。曾奏行《经界法》,但未获实行。翌年,朱熹返回建阳,移居考亭,聚徒讲学。

 

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度到潭州,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观看其风采,道路为之阻塞。朱熹上任后重整岳麓书院,重新聘请教师黎贵臣等,贯彻自己教学思想,并把《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该院正式的学规,是为书院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同年八月,朱熹被举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此间曾上书宁宗,指斥宰相韩侂胄窃权害政,宁宗不仅不听,反而罢朱熹的官,任侍讲仅46天。朱熹被罢官后,回建阳考亭,专事讲学,不再过问政事。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韩派斥道学为伪学、朱派为逆党;朱熹门人被流放,人称“庆元党祸”。

 

朱熹为官9年,讲学传道40多年;亲手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五六十部。对“四书”“五经”逐字推敲,有独特解释,是一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师。师生情谊亲密无间,令人感动。朱熹讲课时,反复提醒,绝不含糊。门生黄榦称:朱熹一天不讲学,就感到不快活。课后,朱熹常与学生流连忘返于林泉山石之间,日落才归。朱熹主张: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认为儿童可塑性很大,理解力却较差,“小学”应注重行事的训练,“大学”教育应注重理论探讨。教育方法应“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养,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其“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及以“居敬”为主的学说,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奉行。朱熹还注重师表和环境对学生的潜移默化。

 

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无“理”就没有世界万物;即使山河大地都毁灭,“理”仍存在。又主张“理一分殊”,认为“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中,万事万物是“理”的具体体现;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放弃“私欲”而服从“天理”。

 

朱熹哲学思想属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朱熹吸收当时的科学成果,提出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认为天地未分时,只有阴、阳二气,二气矛盾而生水、火,再化出天、地、日、月、星辰;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在地的周围,反对天高地卑的传统说法。登武夷山时,看到山上有螺蚌壳化石、鱼化石之类,认为:此化石即旧日之土,螺蚌、鱼即水中之物,低下的变而为高,柔者却变为刚。这些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朱熹还认为,天下事物都是有对应的,形而上对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对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发展而且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辩证过程,也有极深认识。朱熹认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一理。”主张在思想上、行为上实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教人安于封建社会秩序。在政治上主张“以口数占田”,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清量土地,实行赋税的公道负担;实行“社仓”政策,减轻农民受剥削等等,借此调和社会矛盾,集中力量抗金,挽救民族危机。

 

朱熹在福建留下的书铭、诗文、墨迹甚多。庆元六年(1200年)农历正月,朱熹作《聚星亭赞》。三月初,为诸生作《太极图说》《西铭》。三月九日病逝。

 

朱熹对石刻的文化传播学利用

 

 

朱熹与石刻的相互成全、相互造就,就是他“有功于斯文”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当然与他所处的时代学术氛围及家学背景有关。

 

从文献文化史角度来看,朱熹的时代,正处于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文献校勘、整理、写定,是当时文献生产和传播的重要任务。文献的“考异”“举正”,既是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任务,也是文化权力的展现。

 

朱熹受家世金石学的影响,很早就关注石刻文献。他将石刻视为一种与书籍类同的文献,视为一种书写文本,既重视它,又不迷信它。他发挥了石刻在展示和传播方面的优势,通过摩崖题刻,展示自己的理学家形象,传播自己的理学主张。在他手里,石刻实现了一种功能转向,从一种文献载体转变为一种文化展示与传播的平台,石刻镌刻也从具体场合的纪念与记忆工程,转变为跨越时空的思想文化传承的符号。

 

欧阳修、赵明诚等人主要将石刻拓本作为古玩之物,故其为金石学的辩护,只能立足于史家的立场,虽有历史学的高度,却仍有待提升。朱熹则将其作为斯文之物,视为文化传承的媒介,不局限于对古物的搜集玩赏,而是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发挥其文化功能,丰富其文化意义,突显其文化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熹不仅是金石学的传承者与研究者,更是石刻文化的弘扬者与转化者。

 

“朱子书太极石刻”从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从整体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体风格古朴,气势磅礴,更见其书风之雄强沉郁,笔势迅疾古拙。笔笔得法,极富生机,是难得一见的书法瑰宝,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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