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朱子书太极石刻”

 

□黄津

 

朱熹，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盛名掩盖了他的书法。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矗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里的“朱熹写经碑”，便是他存世极少的书法精品。

 

 

朱熹写经碑

 

朱熹写经碑拓片

 

 

珍稀的艺术瑰宝

 

“朱熹写经碑”又名“朱子书太极石刻”，原碑书于南宋乾道丁亥（1167年），碑文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并书，蔡元定刻，为行书窠字体。

 

原碑在元仁宗延祐己未（1319年）废毁。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学畿南，按照南宋传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了“朱熹写经碑”，最初镶嵌于大名府学“明伦堂”大殿山墙上，1986年迁至大名县石刻博物馆。此碑，在1982年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子书太极石刻”碑稍有风化，有轻度裂痕，右边中部稍破缺。此碑从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整体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体风格古朴、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神韵俊逸，具有重要书法价值和艺术价值。

 

“朱子书太极石刻”碑为砂石质，高1.8米，宽2.9米，厚0.3米，重4.2吨，座为丰槽角基。碑文摘录《易经》里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间变化原理，共111字，每字16厘米×13厘米见方。碑文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簿，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书，蔡元定刻。”

 

与之交相辉映的朱熹《书易系辞》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朱熹的书写与此碑文相同内容的手迹册页，名为《书易系辞》。其所书内容节录自《易经》的《系辞》上、下传，十四开，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墨迹。转辗元明清数代藏家之手，于清乾隆时期入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为流传有绪之作品。每行仅书写二字，结体上重下轻，笔势深沉而迅速，大有快剑斫阵之势，字字筋骨突出，强健有力，笔画墨色黝黑，时而又现飞白，精神显得格外奕奕，为古代传世大字书法中之佳作。

 

从朱熹《书易系辞》手迹存录文首六字和文末五字看，更见朱熹书风之雄强沉郁、凝重古雅，其用笔粗壮有力，笔势迅疾古拙，虽无意求其工，然点画有致，笔笔得法，不见板滞，极富生机，堪称是难得一见的书法瑰宝。

 

比照大名“朱子书太极石刻”与台北的朱熹存世手迹，不难发现，两者的书风虽然完全一致，但其字迹仍稍有区别，可以判定大名的刻石并非依据台北的手迹而镌。而大名石刻中“蔡元定刻”四字，亦未见台北手迹。但从书风看，此四字也必定为朱熹所书。

 

可贵的是，由于台北故宫珍藏的手迹已经割裱成册，因此难见朱熹整张书法的概貌与整体气势，而这种缺憾，大名石刻的完整性正好加以补充，以弥补台北手迹的不足。

 

有朝一日，台北故宫所藏的《书易系辞》与大名石刻博物馆的写经碑，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同室展览，必定能使观者穿越时空的限制，感受朱熹墨珍的魅力所在。

 

 

 

《书易系辞》（局部） 

 

闻名于世的理学大家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其父朱松于宋宣和五年（1123年）任尤溪县尉，任满寄居于该县水南郑安道馆舍。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上常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的道理；又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以供阅读；在公事余暇，探索佛、老及各家哲学思想。3年任满，回崇安武夷山中，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曾步行到延平，向其父同窗李侗请教。绍兴三十年（1160年）冬，朱熹第三次拜见李侗，被李侗收为门生。朱熹的“逃禅归儒”，即直接受李侗的启发。朱熹受李侗的指教与影响，承袭二程“洛学”正统，奠定了理学基础。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诏求各方臣民意见。朱熹上奏章叙述施政过失，认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意图用理学来推行政治。次年十一月，朱熹与孝宗奏对于垂拱殿，认为：宋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张抗金，反对和议。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的邀请，前往讲学，持续两个多月，开启中国历史上书院会讲制度的先河。乾道七年（1171年），因母舅丧事回故里，顺便查访其父衙署旧址，并亲书“韦斋旧治”，刻石立碑纪念。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县重修学宫，朱熹撰写《重修尤溪庙学记》，题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学宫正堂。此后，天下学宫匾皆摹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兄弟等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铅山），参加学术讨论。朱、陆进行一场争论，不欢而散，是为影响很大的“鹅湖之会”。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降旨授朱熹为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朱熹屡辞不就。后经吕东莱等相劝，于次年三月到任。适逢大旱，立即兴修水利，灾民生活得以改善。次年十月，朱熹督促星子县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书院，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士，亲自订立了较为完善的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该院讲学，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认为非常好，把其讲义刻在石碑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朱熹再次向孝宗上万言奏章，提出正心、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等建议，进言殷切。但因触及当政权臣利益，被弹劾为“假道学”，仍无法参政。次年，因朝政更加衰败，各种矛盾激化。朝廷为拉拢人心，于十一月诏命朱熹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闲职提升为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上任后，朱熹刻印“四书”“五经”，广为流传；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淫祠；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原上缴的无名赋共700万缗；还减掉郡内总制钱400万缗，以减轻百姓负担。曾奏行《经界法》，但未获实行。翌年，朱熹返回建阳，移居考亭，聚徒讲学。

 

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度到潭州，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观看其风采，道路为之阻塞。朱熹上任后重整岳麓书院，重新聘请教师黎贵臣等，贯彻自己教学思想，并把《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该院正式的学规，是为书院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同年八月，朱熹被举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此间曾上书宁宗，指斥宰相韩侂胄窃权害政，宁宗不仅不听，反而罢朱熹的官，任侍讲仅46天。朱熹被罢官后，回建阳考亭，专事讲学，不再过问政事。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韩派斥道学为伪学、朱派为逆党；朱熹门人被流放，人称“庆元党祸”。

 

朱熹为官9年，讲学传道40多年；亲手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五六十部。对“四书”“五经”逐字推敲，有独特解释，是一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师。师生情谊亲密无间，令人感动。朱熹讲课时，反复提醒，绝不含糊。门生黄榦称：朱熹一天不讲学，就感到不快活。课后，朱熹常与学生流连忘返于林泉山石之间，日落才归。朱熹主张：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认为儿童可塑性很大，理解力却较差，“小学”应注重行事的训练，“大学”教育应注重理论探讨。教育方法应“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养，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其“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及以“居敬”为主的学说，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奉行。朱熹还注重师表和环境对学生的潜移默化。

 

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无“理”就没有世界万物；即使山河大地都毁灭，“理”仍存在。又主张“理一分殊”，认为“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中，万事万物是“理”的具体体现；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放弃“私欲”而服从“天理”。

 

朱熹哲学思想属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朱熹吸收当时的科学成果，提出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认为天地未分时，只有阴、阳二气，二气矛盾而生水、火，再化出天、地、日、月、星辰；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在地的周围，反对天高地卑的传统说法。登武夷山时，看到山上有螺蚌壳化石、鱼化石之类，认为：此化石即旧日之土，螺蚌、鱼即水中之物，低下的变而为高，柔者却变为刚。这些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朱熹还认为，天下事物都是有对应的，形而上对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对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发展而且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辩证过程，也有极深认识。朱熹认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一理。”主张在思想上、行为上实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教人安于封建社会秩序。在政治上主张“以口数占田”，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清量土地，实行赋税的公道负担；实行“社仓”政策，减轻农民受剥削等等，借此调和社会矛盾，集中力量抗金，挽救民族危机。

 

朱熹在福建留下的书铭、诗文、墨迹甚多。庆元六年（1200年）农历正月，朱熹作《聚星亭赞》。三月初，为诸生作《太极图说》《西铭》。三月九日病逝。

 

朱熹对石刻的文化传播学利用

 

 

朱熹与石刻的相互成全、相互造就，就是他“有功于斯文”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当然与他所处的时代学术氛围及家学背景有关。

 

从文献文化史角度来看，朱熹的时代，正处于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文献校勘、整理、写定，是当时文献生产和传播的重要任务。文献的“考异”“举正”，既是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任务，也是文化权力的展现。

 

朱熹受家世金石学的影响，很早就关注石刻文献。他将石刻视为一种与书籍类同的文献，视为一种书写文本，既重视它，又不迷信它。他发挥了石刻在展示和传播方面的优势，通过摩崖题刻，展示自己的理学家形象，传播自己的理学主张。在他手里，石刻实现了一种功能转向，从一种文献载体转变为一种文化展示与传播的平台，石刻镌刻也从具体场合的纪念与记忆工程，转变为跨越时空的思想文化传承的符号。

 

欧阳修、赵明诚等人主要将石刻拓本作为古玩之物，故其为金石学的辩护，只能立足于史家的立场，虽有历史学的高度，却仍有待提升。朱熹则将其作为斯文之物，视为文化传承的媒介，不局限于对古物的搜集玩赏，而是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发挥其文化功能，丰富其文化意义，突显其文化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熹不仅是金石学的传承者与研究者，更是石刻文化的弘扬者与转化者。

 

“朱子书太极石刻”从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从整体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体风格古朴，气势磅礴，更见其书风之雄强沉郁，笔势迅疾古拙。笔笔得法，极富生机，是难得一见的书法瑰宝，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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