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黄永年先生是孤傲之人”，又说“什么是孤傲？孤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信”，“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创造性的活动，非自信不足以成事，无孤傲难以铸就思想的丰碑。没有孤傲，没有藐视古今的胸怀，没有怀疑一切的识见，就没有《史记》，也不会产生什么《资本论》”（张懋镕《最后的孤傲——写在黄永年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笔者深以为是，黄永年先生的人品和学术追求上的坦诚率直，正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孤傲。 

黄永年先生  作者/供图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黄永年先生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在唐史及北朝史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亦是历史文献学领域的学术权威，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以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学有师承
——踏上学术之途

黄永年先生从小在家乡江苏常州城的交蒲青果巷生活，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小学教师，抚养他成长。在常州城里读初一时，偶然读到的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成为他涉足学术园地的启蒙书。高二时，他又在苏州中学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吕先生开设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程，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得到吕先生的推介，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者童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在几位学术大师的指导下，黄先生学到对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精密不苟的考证方法。他上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时又和龙榆生、蒋秉南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可谓受业名门，学有师承。他最初写论文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上大学期间，曾发表《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辩》等，踏上学术道路之初便崭露锋芒。而就在此时，他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其研究历史的门道了悟在心，从此便对唐代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从此踏上了研究唐代历史的漫漫长路。 

 

探微发覆“树新义”
——对唐史及齐周隋史研究的贡献

黄永年先生的学术道路很不平坦。195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教师。1956年迁校西安。1962年在校图书馆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有空就努力读史书，重理唐史旧业，对唐代两税法、河北藩镇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978年先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协助史念海教授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升教授。此后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全身投入到学术研究的工作中。

黄永年先生同陕西师范大学85级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合影  作者/供图

黄永年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如在研究唐代政治时不主张把古人现代化，抵制了那些庸俗的所谓“古为今用”的主张，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起始于武德贞观时期，如李唐起兵、玄武门之变，之后又有武后夺权与武氏政治势力、玄宗朝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之争、安史之乱、马嵬驿之变、藩镇割据、肃代两朝宦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两税法的实施、泾师之变、永贞革新、宪宗之死等。他力求在考察历史的基础上，进而探索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线索。他认为，唐代各个时期政治斗争形式虽然不同，但几乎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主要是对中央权力的争夺，而宰相、宦官权力之升降又掺杂其中。这是研究唐代政治史的一个线索。另一线索则是如何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节度使由之设置，安史之乱以后更形成中央与地方藩镇之争。两税法即中央与地方藩镇相争在财权上的表现，在军事上则是中央组建神策军以遏制地方藩镇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两条线索可以说就是唐代政治史上各种重大事件呈现和演变的规律。 

黄永年先生对上述问题“均做了深入剖析和精辟论述，眼光敏锐，见解深邃，考证缜密，视野开阔，或独具创见，自成一家之言；或破除陈说，匡正前辈学者之失；或释疑解惑，厘清千古疑案，皆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毛双民《怀念黄永年先生》），而且“考证细密，饶有见解，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目”（汪荣祖《黄永年及其唐代研究》），因而编成《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之后有《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等结集出版。张国刚先生评价说：“这些过去陆续发表的成果结集出版以后，就更加凸显了黄先生在唐代政治史上探幽发覆的系统成果。他似乎在全面清理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传统看法。敢于向权威挑战，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疑问，这是我阅读了黄先生著作之后最深切的感受。”（张国刚《评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等著作四种》） 

黄永年先生认为，从齐周杨隋到中唐，反映的正是6—9世纪间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程，而不去套用朝代起始时间分段。因此，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到中唐即止，认为晚唐“特别是黄巢攻占长安显示了神策军的崩溃，从而转入地方藩镇相争形成五代十国动乱的局面，至赵匡胤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才重告统一。这实际是另一个研究领域”。也正因此，从1990年起，先生转入齐周和杨隋的研究。这是“因为有若干重大的问题，如隋及唐初是否仍贯彻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仍存在着左右政局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作用应如何正确评估；更从而推广到唐、宋在整个中国史上的地位，以至如何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展等，这都不是就唐代来研究唐代所能解决的，有必要上推到齐、周、杨隋来探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自序之一》）。这一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超越了一般的断代史研究者，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全局式的认识，其深刻处绝非斤斤较于锱铢者可比”。（张燕波《新视野下的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评述》） 

此外，黄永年先生对齐、周、杨隋研究焦点聚集在对北齐文化、北齐的政治斗争、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的原因、关中本位政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均有严谨精湛的推论而令人折服，还借此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规律，做了宏观分析。先生认为，西周、春秋是文武合一的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时期乃由封建领主制进入文武分途的封建地主制，至于魏晋时兴起的门阀制度，实为此转型期间领主制的一次回光返照，门阀制度与关陇集团之文武合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落后现象，从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型期，在门阀消灭的隋及唐初即已完成，此后唐宋两朝可以说是进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社会（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 

2004年，黄永年先生在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系统将齐、周、杨隋至中唐的社会政治展示出来，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令学界瞩目的政治史专著。学界评论该书，“以这六至九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为线索，围绕旧史记载的歧误和前人的研究成说，抉隐探微，发掘真相，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孟彦弘《抉隐探微 发掘真相——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一部超越前人和时贤的著作”（郭绍林《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代表了这一时期政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开拓治学门径

——文献学的奠基者

黄永年先生研治文献学弘博畅达，造诣精深，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代表作有《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清代版本图录》等。这些著作一经出版，立即风靡学界，成为大学教材和青年学者治学入门的必读书籍。如先生的《目录学》讲义，在《古文献学四讲》中占的体量最大，被誉为“新世纪的《书目答问》”（之后出版的《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即是在《目录学》讲义的基础上对史、子两部分内容做的扩充）。目录学是读书的门径，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公认的打好史料学基础的入门书，然对初学者来说，一是体量浩繁不易阅读，二是乾隆之后的重要典籍没有收录而无从了解。清末张之洞为指导初学文史者而撰著的《书目答问》，罗列了古代基本书目，比较简明，但仅列书名，也不适合初涉文史者阅读。黄先生在继承张之洞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新的学术认知，精心选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在分类上“更适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尤其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学术源流，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不仅使读者“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相关的学术源流”，“从而使读者通过这些代表性的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这正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唐史史料学》是反映黄永年先生目录学功力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该书自序中讲到，力图要把“介绍的书都认真读过或用过，有些还作过深入的研究，不曾过目的书决不说，研究得不深的也决不乱说，决不用官腔来敷衍塞责。同时，自己研究的心得和取得的新成果、新见解，则尽量告诉读者，毫无保留”（黄永年《唐史史料学·自序》）。将书中所提供的唐史史料源流、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利用等，讲得清楚明了，因而这部能够充分反映黄永年先生目录学功力的著作，成为研究唐史者人手一册的必备书籍。 

黄永年先生对古籍版本有独特而精深的研究，堪称继踵王国维、赵万里之后的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先生认为，读书需要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因此他的《古籍版本学》是学习版本学知识的最佳入门之选。其内容分为两大部类：一为版本鉴别与版本史，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一为版本目录，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阐明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先生在版本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宏观视野出发，系统梳理了版本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因素，完成了对中国古籍版本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明确指出研究古籍版本特征的主要着眼点为字体、版式、纸张三大要素。科学简明，层次清晰；进一步完善了赵万里先生总结的宋元本体系，更为深刻地分析归纳其特征；填补了赵万里先生未曾致力的明清刻本体系。“开辟了更具有历史学意义的版刻史研究路径，为中国版刻史研究，打开了一片全新天地”，是“百年来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卓越成绩之一”（辛德勇《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学研究》），代表了当今版本学的最高水平。 

《古籍整理概论》是黄永年先生的重要学术成果。这一著作对于从事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的工作者而言，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颇具指导意义的著作。主要内容涉及底本、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索引等方面。许多方法是先生自己进行古籍研究的经验之谈，因此能够层层深入：从古籍善本的含义到底本的选择；从甄别不同版本渊源递嬗到校勘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从蒐集辑佚失传古书到编制古籍索引的具体操作；从宋人的句读到新式标点古籍；从经传义疏到“合本子注”，以及对校勘记或考异的撰写、对古书序跋的存旧主张、对古籍描润的细节操作，无一不是从概念、术语到古籍整理实践理论上的循循善诱。黄永年先生学识渊博，虽然他不是整理古籍的专业工作者，但一生阅读古籍不辍，尤其对“前人整理古籍的成果以及若干年来出版的经过整理的古籍新书也多有涉猎，对如何整理古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因而，他以独特的视角，用典雅流畅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述着古籍整理的理论、方法，从而形成了逻辑思维严谨、理论体系完整、极具指导意义的古籍整理专书，倍受学术界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者的喜爱。 

黄永年先生强调学术要创新，在治学上不剿袭，不雷同，有心得，有新义。“黄永年的学术研究是求真的心旅历程，是与非是不容含混的”，他并不迷信学术权威，只要看出前贤研究中存在有未尽妥适之处，都会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撰文商榷。黄永年研究唐史颇得陈寅恪先生的启发，“他对陈先生十分敬重，但对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关陇集团的说法，‘胡’与‘狐’的关系，安史之乱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观点，都一一撰文辨析”。并且在武则天的研究中，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在两税法研究中对王仲荦先生的观点都进行了纠正。“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无不晃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黄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郭绍林《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同时，这也正映照出他毅然与时下平庸、功利乃至巧取豪夺，欺世盗名的学术乱象不两立、不妥协的正大品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永年先生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先生自1979年起独立指导唐史、历史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已近百人。研究生的必修课及多数选修课均由先生亲自开设，先后开设过史学概论、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唐史史料学、唐史专题研究、文史专题研究、《旧唐书》研究、韩愈诗文研究、《吴梅村诗》研究、《太平广记》研究、文史工具书等十余门，教材也全部由他亲自撰写。先生培养的唐史学、历史文献学研究生，许多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所传授的唐代史学、古典诗文小说研究、历史文献学早已后继有人，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的优良传统也已经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黄永年先生为人正直坦荡，虽数历坎坷而志向不渝，为我国教育和文史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及诸多专著论文对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及历史文献学科的影响是不朽的。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所言：“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文史探微》自序）先生的所作所为诚如斯言，他将全部心血都投身于学术研究而耕耘不止，将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教书育人而孜孜不倦。 

先生的教泽必将长裕而无绝，先生的事业必将长青而不朽，先生的孤傲精神必将长存而永生！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