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半港原名辟望港，是郑成功的曾祖母谭氏妈的家乡和出生地。
辟望港所在的港口村是潮州府海阳县辖下外莆都属村，地处潮州府纵贯南北的母亲河韩江的出海口，是潮州通蕃溯汀的必经门户，也是来元以降重要的商贸港口。
人类逐水草而安居，文明因江海而发达。潮州僻处海隅，史称蛮荒之地。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狂妄戆愚”，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唐宪宗派遣使者往陕西凤翔迎佛骨人禁中供奉，朝中大臣一派逢迎之声，只有韩愈不识时务，上表力谏，而且口出狂言，惹得唐宪宗龙颜大怒，本来要杀他，幸亏裴度、崔群等人出手相救，才保住了性命。韩愈跋山涉水、狼狈不堪地来到潮州后，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现实的破败和调敝，仍使韩愈仿佛当头又挨了一棒。在给唐宪宗的《谢上表）中，韩愈可怜巴巴地写道：“臣所领州（指潮州），在广府校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淀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測，州南近界。尚连天，毒雾璨气，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改浴，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悖，死亡无目。单立一身，烟无亲党，居蜜爽之地，与魑魅为群。”一派颓废等死的末世景象。
这样的一个环境，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虽然性格耿直，宁折不弯，但韩愈在处世上也有另一种特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况兼他本质上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来潮州履新不到一个月，他就拿出了一个廷命官的魄力，在当地积极地推行办教育、修水利、兴农桑等多项善政，并且从抗拒潮州，到接纳潮州，进而发现潮州之妙处。当他听说恶溪一带鳄鱼出没，为害百姓，就马上布置属官秦济将一羊一猪投放到恶溪里，限鳄鱼七日内迁徙到大海，并专门作了一篇《祭鳄值文》。文章写道：“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蜜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此时文中的“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与初来乍到时上表的“州南近界，涨海连天”，两处所指都大致是韩江（当时尚称凤水或恶溪）的出海口辟望港。
辟望港是潮州的眼睛，它目击了历代官员的进进出出，也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兴废起落。韩愈来了又走了，他只在潮州呆了A个月，却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潮州从此有了“海滨邹鲁”的名声。潮州人十分信赖他，“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早喪疫，凡有求必祷焉”；也十分感念他，“而潮人独信之深，昆之至，煮藏淒怆，若或见之”；更重情重义，把山水都改姓产、笔梨山改力韩山，凤水改为韩江，并建造了韩文公祠，以久的祭祀。还礼请宋代大文学察、政治家苏轼撰写韩文公庙碑，对鞋愈作出了崇离评价：“匹夫丽为百世师，一直而为天下洪”。“文起入代之卖，而道济天下之滑，忠犯人主之念，而勇夺三军之帅”。在苏轼的笔下，韩愈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最高典范。韩愈治潮800乡年后，清朝两广总督吴兴祚照诗续道：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潮州，因为韩愈的作为、苏轼的文章而在中国的江湖声名鹊起。
当然，对普罗大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民生的好坏，经济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地理方位，潮州在历史的渐变中，逐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特别是宋代潮州陶瓷，已远销海内外。当时辽金等外族人侵，中原陷于战乱，大批北方的窑工被迫纷纷南迁，在既富于瓷土，又便于外运的潮州找到了最佳的落脚点。更重要的是，潮州处于北宋设立市舶司的广州与明州（宁波）的中间，不管北上还是南下的船只，常常选择潮州作为补充给养和中转休憩的绝佳去处。巨量的货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使大量生产精致影青瓷和青瓷的潮州窑场，无论是技术改进，还是生产规模，都达到了发展的全盛时期。
据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研究，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主要由泉州海运商人经过广州向外出口，因为当时的政府已实有要却明州、杭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司抽解的政策，规定的只“往复必使东语广，不者没其货“，这些泉州的海运商人不用不去广州办理外贸消关手续和领取必要的市躺公凭。因此，地处泉州和广州之间的潮州更加迅猛地发展起这个全新的产业，并享有集中生产的优势。据统计，宋代广东全省窑址共有63处，潮州就占有22处，其中仅笔架山10号窑，全长近百米，一年就可烧制陶瓷超过百万件。十里窑烟，透迤绵延，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保守估计，每个窑场至少可养活数百人，这些人除了制陶工、烧窑工外，还包括把外销瓷运输到镇里、港口的夫、脚夫和小贩，以及外来的船员、水手与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人。
市舶司的设立与裁撤，成为国家开放程度与地方经济此消彼长的风向标。嘉靖八年，浙江市舶司被朝廷撤销后，南澳岛、辟望港不但是船舶过往落脚的中转站，更一跃成为民间贸易的重要港口。明人郑开阳在《开市互辩》中指出，浙江市舶司撤销后，日本私舶“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澳，至今未已，虽驱之寇不欲也”。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极昆仑之地。”由此可见，潮州商人或外国商人根据季风和洋流的变化，从南澳出发，向北可达东洋，向南可抵西洋各国，生意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据郑开阳绘制的海防图，辟望港扼韩江出海口，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位置险要，来往众多，故明朝在此设立辟望巡司。巡司是巡检司的简称，明朝规定，凡府州县关津要害处都设立巡司，主要任务是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既管社会治安，又管国土安全。
辟望港不折不扣地成为外贸商港和海防要津。实际上，其意蕴深厚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南宋。南宋德祐二年，元那长暖蓝人临交城下。找术孝恭帝赵暴至北家。大厦将物，能桂中流，宋孝米帝故部豚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送干五月铜立时年九岁的益王赵星在福州豚帝，是为朱端条。时陈过中作左丞相，大权在握，却居心不良，排斥异己。据《宋史》報：
“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里之。”能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宋理宗景定元年考中进士；才思清丽，性格沉静，从不苟且要求别人了解自己。既不巴结权费，又不表白自己，自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即使处在朝不保多的南宋末世，也免不了受到工于心计的陈宜中的排挤。陆秀夫于是被贬到潮州府海阳县辟望司的港口村安置，他奉母亲携妻儿举家迁来，在港口村因陋就简地卜筑居住，并在港口村的南边设置教馆，免费授徒。邻居蔡渤曾让他的儿子蔡济跟从陆秀夫学习了一年多，深感陆秀夫虽身处逆境，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
虽颠沛流离，却每日坚持书写《大学》章句，以养浩然之气。
春去秋来，在海隅边微，陆秀夫在经历了仕途的挫折后，又遣遇了家庭的变故。由于营养不良和气候不适，陆秀夫的母亲和小儿子九郎相继病故，更因贫穷而无力安葬。知潮州军事周梅叟获悉后，慷慨出资将陆秀夫的母亲和小儿营葬于南澳山。宋燥炎二年，陆秀夫应召回到朝廷，后来又拥立卫王，世称来帝员。陈宜中见来室大势已去，遂潜往越南的占城，滞留不旧，米室遂让陆秀夫任左丞相，与张世态共同执政。陆秀夫外筹军旅，肉调工役，弹精竭虑，忠君报国。但此时的宋室已是风雨婴据，独力难支，在元兵的一路追击下，朱室兵败睡山，随养大惠不臣元、义无再辱，在沼酒的激流中，背负来帝具，慨然蹈海，壮烈殉国。
陆秀夫匆忙赴国难时，仍留下两个儿子在 望的港口村，为潮州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衣冠血脉；他当年居住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陆厝围，是为丞相虑国忧君、卧薪尝胆之所。饱经优患的辟望港口村以其深厚的积淀和神奇的经历，正在期待和平育着一段新的传奇。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因山贼海寇阴相联结，内外夹驱，民不聊生，相率逃窜，全潮俱警。潮州督府张臭率师平定寇患后，地方乡绅曾栋等奏请朝廷俯允，割海阳、揭阳、饶平七都设立澄海县，取澄清海守之意。就在澄海设县的前十年左右，郑成功的曾祖母谭氏妈出生于辟望港口村一个谭姓水手之家。
据《潮汕百家姓》载：“澄海澄城谭氏，其先祖于清朝初年，由湖南来澄海做官，携带家眷定居澄城，裔孙在城北、外埔村、港口村开枝发叶，繁衍至今。”又据澄海《谭氏族谱》载：“康熙年间澄海谭氏先祖六人，先后从广州等地移居澄海，联宗建祠于城北树仔脚谭厝巷。号滋德堂。”据主编过《澄海县地名志》的谭氏后人谭健吾先生考证，澄海谭氏宗祠滋德堂
建于清康熙十年，共有六房，长房居港口村，二房居南门外风岗里，三房外迁创业，四房居城北公婆树，五房居外砂林厝村，六房居城北谭厝巷原祖地。由此可知，清初之前谭氏应已在澄海（谭厝巷或港口村）定居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且已蔚成望族，始有联宗建祠之举。而建祠堂修族谱的康熙十年，正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去世不久，由其子郑经占据台湾，与清政府分庭抗礼。郑氏正处于与清廷为敌的敏感时期，为避免攀上郑成功这层危险的关系，保障谭氏宗族的安全，谭氏族谱故感将消现之前这股历史腦去。在有消一代，帮那及的關定前之材，那服新苗灭门、株连九族的恐怖政策之下，这样的锁法，不但是明智的，更是必要的。
辟望港人烟辐辏，商旅云集，东西洋商船和南北商人来往更加频繁。在拍岸的浪涌中，在腥咸的海风里，辟望港密密廠麻地停泊着广船、福船、东洋船、西洋船，以及更多的红头船—船头漆成红色，并画上两颗圆圆黑黑的大眼睛。紅头船乘风破浪，漂洋过海，在逆境中求生存，在绝路中寻出路，成为潮人精神的一种象征。繁华的港口商贸催生出五行八作，而活跃在水面上的水手、舵工，多为港口村的谭姓人氏，故远近海域有“红头商船谭半港”之称。
而在外来的船员和商人中，就有一个是郑成功的曾祖父西庭公。据《郑氏家谱》记载，郑成功一族在福建省南安县研井开基创祖，始于第一世隐石公，其后传人第二世隐泉，第三世砥石，第四世纯玉，第五世井居，第六世确斋，第七世乐斋，第八世于野，第九世西庭，第十世象庭，第十一世飞黄，即郑芝龙，第十二世大木，即郑成功。家谱是这样介绍西庭公的：
“西庭公，于野公之子，讳瑢，字德重。诰赠镇国将军。娥辛氏、钟氏，继吾氏、谭氏。子二：士俦，钟出。士表，谭出，谭为潮州府澄海县人氏。”据日本平户第35代藩主松浦照命質臣軹川善庵所著的《郑将军成功传碑》载：“成功初名森，今字福松，父芝龙、后号飞黄将军。泉州南安县人。相期，食祖寿寶。”日本平户亲卫队长领社雪叶山橘行所撰、位于平門岛川内浦丸山下千里滨的郑延平王庆诞芳踪碑也称：“成功……父芝龙。祖期宇，曾祖寿寰。”这里的曾祖寿寰指的就是西庭公。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医学家、曾任水藩国史总裁川口长孺所撰、现珍藏于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台湾郑氏纪事》载：“庆长十七年壬子（明万历四十年），明郑芝龙及祖官来谒幕府于骏府，幕府亲问以外国事，芝龙献药品，幕府命馆之长崎。”并用小字留下注释按语：“祖官不详何人。”这则史料颇为重要，却也疑窦丛生。其一，庆长十七年（明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郑芝龙于这一年到达日本，许多日本史籍记载郑芝龙时年十八岁，按此推算，郑芝龙当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即1595年。其二，不详何人的“祖官”，是郑芝龙的祖父西庭公，还是郑芝龙的父亲，据江日升撰《台湾外纪》等书记载的，曾任泉州府库吏的“绍祖”？或者另有其人？
有论者因此断定郑成功的曾祖父或祖父到过日本。综研各方资讯，该则史料来源于日本文献《武德大成记》《国史武德编年集成》《骏府记事》，笔者倾向于这个“祖官”就是郑成功的曾祖父西庭公，他的身份就是走南闯北的商人。从族谱上看，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家庭财力是比较雄厚的，而最后一任妻子谭氏，与西庭公生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儿子，就是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从而成为郑成功的曾祖母。据南安石井地方传说，西庭公后来家道中落，郑成功的曾祖母去世时，家贫无力营葬，儿子只好用米篮纳尸，草草收埋，至今石井尚有“米篮墓”之说，即为郑成功曾祖母之墓。
曾经富有的西庭公与潮州澄海人氏谭氏妈是如何从“不相干”到成为“一家人”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潮州与泉州相距近千里，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这样的相過，概率是极低的。但西庭公是出入各大港口的商人，而谭氏妈的父亲也胖望港的水手，在生意往来中相识，在共同劳动中相知。一个正当壮年，虽家有妻室，但人了不旺，亟需再竖，以继家业；
一个老实本分，尚有孝女，待字围中。于是翁婿一拍即合，明媒正娶，顺理成章撮合一对新人。或者于脆就像早已在潮州、泉州一带流行的潮剧《陈三五娘》的主人公一样，西庭公与课氏妈在新春佳节，偶然邂逅，彼此相爱，从而成就一段惊世奇缘。事实上，西庭公和潭氏妈的结合与《陈三五娘》的故事在大的时空背景下有某种同构性。《陈三五娘》也叫《荔镜记），故事叙述在明朝年间，泉州书生陈三（伯卿）送兄伯延赴广南运使上任，途经潮州，在元宵灯节与黄九郎的独生女儿黄五娘相遇，两人一见倾心，互生爱意。但此前黄九郎已将五娘许配给本城的富家子弟林大，黄五娘虽极不乐意，却父命难违，只好暗自饮泣。陈三到广南之后念念不忘五娘，回程时重游潮州，得以与五娘相遇。五娘情急生智，遂以手帕包裹荔枝，从绣楼上掷给陈三定情。陈三为了接近五娘，乔装成匠人进人黄府磨镜，故意失手打破宝镜，卖身黄家为奴三年。经过反复试探和接触，两人深化了感情，确认了爱情，在婢女益春帮助下，龙林大逼婚之机相约私奔，并喊出了“姻缘由己”的口号，毅然决然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与陈三五娘的故事具有共时性的轰动效应不同，西庭公与谭氏妈的故事则具有历时性，他们的人生也许是平淡的，但他们的传奇则以另一种方式来书写，并将由永恒的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