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之精神
日期:2024-01-16 14:59:5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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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中国史学之精神”,本人对此问题之研究,本很浅薄,现就粗浅所知,和各位谈谈。人类的知识对象,大别可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界,前者即成为自然科学,后者则成为人文科学。对自然界之研究,均从其量方面着手,故自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对人文界之研究,须从人类的生活过程着手,故人文科学以历史为基础。中华文化,在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界里,能占一席地位,并对于人类文化有极大贡献者,正为中华之历史。为什么说中国历史是世界各国中最辉煌的呢?其理由有三:

一、中国把史学完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之时间最早。

二、中国人对史学兴趣比较其他国家民族为浓厚。

三、就分量言,中国人的历史记载最称完备周详。

      我们可以相信,当人文科学有较高的发展,而对人类生活过程要作深一步的研究时,只有在中国的史册中,才可以找到更满意的资料。它不独很完备地详载着人类悠久的史实,并包含有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人口为其对象。因此,这份宝贵的史料,我们必须为人类好好保留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这份历史以广大与深厚之爱护和珍惜。
      历史是记载人类过去生活史实的。虽然记载像是省力,但在记载以前,对史实的观察,却是吃力的。我们写历史,必须先经过一番主观的观察,即对此史实的看法,直到对此史实之意义有所了解以后, 才能写成历史,故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若仅有观察而无了解,还是不能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

      历史不能和时间脱离,时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位理想的史学家,由其所观察而记载下来的历史,不独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之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若不能与过去、未来相贯通,此项记载亦绝不能称为历史,而且也不能有此项之记载。若写史者观察错了,了解错了,因而记载的也错了,此将成为假历史,不能尽真历史之责任。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中国人向来所讲的史法和史义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先讲几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史家,来做说明。第一我们讲到孔子。也许各位会奇怪,怎样孔子是中国的史家呢?其实,孔子自谓: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他就是由于研究古史之经纬,而集成一家之学问的。《论语》云: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又云: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可见孔子历史眼光之深厚远大。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孔子为鲁人,而他作《春秋》,已能着重兼写齐、晋等国之历史,可见他早已从国别写史之范畴跃进,而以整个国际的眼光来写世界史了。这不是人类历史上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作吗?孔子以一列国诸侯间平民的身分,僭越他当时天子之事而来作《春秋》,他自谓: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其心底之所隐藏亦明矣。直到西汉司马迁,自承其写史乃学自孔子, 又谓《春秋》: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 《春秋》。

      孔子《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余年,虽天子亦有贬,诸侯有退,大夫有讨,不问其上下尊卑,据义直书,为的是要达王道。《春秋》之义,司马迁此处说得极明白,故中国人作史之大义,实肇始于孔子。其后史迁作《史记》,不以孔子为“列传”,而特为“世家”以表尊异,是亦据史迁一家之史义而致之。其次,如何才能写得客观之历史,这便是关于史法的问题。要得客观之历史,必须有客观之分析。此不独研究历史如是,即研究自然科学亦如是。中国史家对写史有编年、纪事、传人三体。《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书”体原自《尚书》,“表”和“本纪”学自《春秋》,“世家”“列传”则为史迁所创。史迁自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自己的史学修养,确能达到这三项目标。今天写史而能通古今之变,即已了不得。中国人理想中的写史,不仅要说明历史如何变,更要分析着年代、事迹、人物而客观地苦心孤诣来写。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已不仅是历史范畴,而已超入哲学的范畴了。
      今人写史多效西洋写法,又多藐视中国“二十四史”,谓是帝王之家谱,此话实在太不确当了。因本纪只以皇帝来作纪年,所纪之事,则乃国家之事,非皇帝一身之事。凡有特别表现之人物,均有写一列传之可能。又如《史记》八书中所载河渠之事,封禅之事等,难道也只是皇帝家谱吗?班固著《汉书》,于八书外更加上了《地理志》和《艺文志》。《地理志》是讲地理的,《艺文志》是讲文艺的。把其时和以往的著作纂成目录,分类写出,说源流,明得失,难道这也是皇帝家谱吗?其后更有《通典》《通志》《通考》等。杜佑《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实为一研究政治制度之完备史册。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郑氏平生精力在此书中,有许多创见,其史识之卓越,即其所标举之二十略而可见,此诚世界仅有之伟大巨献。

      近代西洋人写史,知从自然开始,先天文、地理、生物,然后再研究到人类之语言文化等。我们中华则一反其道,如郑樵《通志》,其所序列先依人生本身为中心,故首为《氏族》,而《六书》《七音》,再及《天文》《地理》《都邑》。此则见中西史识观念之不同。我们史学发展,越后越盛。宋代人写史者最多。但明代人已很少能写史。清初人转而为考史。迄清代盛时,更转而讲经学。仅有章学诚写了一部《文史通义》,其中心思想为:

      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人事之外,别无义理。(引《浙东学术篇》)

      故谓“六经皆史”。章氏又谓:

      史学所以经世,《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此语亦可见中国之史学精神,在能经世明道,固非仅托空言。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治史即知生之学,能明史,自明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矣。

本文收入于《中国史学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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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钱穆先生探讨中国史学本体、中国历史精神的精要纲领,是一部探索中国历史原委的史家经典。

 

      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史识基础,要有关切国家、民族的情怀,要从历史时间、事件、人物三方面着手,如何看透中国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才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史籍浩繁,本书则提纲挈领,探本穷源,简要而玄通。

 

      面对浩瀚绵长的中华五千年,这是史学大家写给中国人的史学导言,全面开启读者对于国史的认知。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移居台北,于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一生著述丰富,学识博达,被誉为“一代通儒”,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目录】


国史漫话 / 001
中国史学之精神 / 031
史学导言 / 041
中国历史精神 / 117
中国文化特质 / 157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之特长处 / 203
历史与人生 / 219
中国史学中之文与质 / 233
民族历史与文化 / 245
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 / 257
庄子“薪尽火传”释义 / 299
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 / 309
世界孔释耶三大教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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