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名士白辑五

白 珊

我的父亲白嘉瑞，字辑五，1880年4月6日(清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生于磁县城关镇司前街。他毕生为国为民，矢志不移。日军侵占磁县期间，恪守民族气节，誓死不当亡国奴，不做日伪官，不忘我中华。抗日战争胜利，磁县解放后，年逾古稀的父亲仍积极为振兴磁县、建设新中国竭诚工作，无私奉献，受到了中共磁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高度赞扬。

矢志为民  寻求强国之道

我家历代为书香门弟，祖辈以教书为业。父亲自幼在我祖父办的私塾里读书，喜读经史，酷爱诵读讴歌民族英雄的诗文小说。戊戌变法后，祖父白叟受维新思想影响，创办了磁县第一所女子学堂，兼任该校校长。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了我祖父开明思想的影响和熏陶，面对朝政腐败、外国列强的侵略、社会纷争和人民疾苦，便立志读书寻求强国富民之道。

当时，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办了“洋学堂”。由于封建意识的束缚，社会上多数人不愿进“洋学堂”读书。所以一般“洋学堂”都是公费。鉴于我家经济困难，父亲提出报考“洋学堂”以广求知识，得到了我祖父的赞许。于是父亲考进了“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父亲先在家里办了个私塾，得到点束脩(薪金)，以支付家中开支。那时，祖父年老体弱，祖母、母亲及四个年幼的叔叔等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二亩半地，生活重担都落在了年轻的父亲肩上，微薄的教书收入怎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听近邻的陈家奶奶讲：当时，一家人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因此，祖母常领着几个饥饿的叔叔到门外海子边草地上去睡觉，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好去求亲投友借贷。后来经友人介绍，父亲到街儿庄开办煤窑的张家当了家庭教师。这期间，由于交往广泛，涉足社会，深刻地认识到清廷统治下的官府政治腐朽没落：富者强取豪夺，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贫者苦如牛马，终日辛勤，反而啼饥号寒；世界列强穷兵黩武，不断对我国蚕食掠夺。因此，父亲经常和有识之士相聚，畅议变法改制，立志要图国家以富强，拯民众于水火。我常听他满怀激情地说：“我等男儿，应当立志为国，不能株守家园。”

正在此时，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王朝的统治，出榜招选留学生，以期学习西洋船坚炮利之术，学习东洋维新治国之制。父亲中选，东渡日本留学，考察研究明治维新治国之制。他在留学中对国家贫穷落后之原因有了新的认识：乃是封建专制体制不良，朝廷腐败。于是接受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学说，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父亲回国以后，曾留北京供职数年。我祖父病逝以后，父亲回乡奔丧。守孝期间，他在磁县城内创办了“自治讲习所”，借以反映民意，救黎民于水火。民国建立后，为了强国富民，又在城内衙门旧址创办了“农会”，宣传推广深耕土地、改良种子、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等农技知识，还在滏阳河桥东面设立了“蚕桑局”，劝民众种桑养蚕。蚕桑局旁边，种有一片桑树，并广泛印发了各种简明的科学种田、种树养蚕的小册子。1920年左右，我国北方和黄河南北旱灾严重，百姓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络绎不绝的“流民”从磁县经过。饿殍载道，哀鸣遍野。我父亲当时目睹灾情感痛在怀，一面和乡友商议筹划解救方法，一面向政府呼吁紧急救灾，解民于倒悬。父亲当时曾被委以中国义赈会委员，先后赴蒙古的京棚、察哈尔和河南省的黄泛区开封、兰考等灾区查实灾情，发放赈粮，救活了不少灾民。

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占北平，国民政府改都南京后，父亲曾抱着满腔希望，应各地友人的来信邀请，去保定、北平、太原、天津等地联系工作。谁知所到之处，见到的依然是政不为民、官不报国、勾心斗角、贪脏枉法、横征暴敛，改革、为民的建议策略仍然得不到采纳。父亲痛感国事无望，为民之心难得实现，于是愤然拒绝所委官职，闭门谢客，断绝和外界的一切往来。对外来的挂号信函和电报看也不看，有时，甚至嘱我附上“本人外出，日久未归”的纸条连原件一起退回。因为，他知道这些函件都是请他外出做官的。有一次，从邯郸专程送来一封挂号电报，我遵照父亲嘱咐告诉来人说：“收件人不在，不收。”送报人百般纠缠后又到处找人说情，但也无效。最后找到国民党县党部，来了一位党部的干事，强迫我父亲接受，我父亲还是严词拒绝了。只有一次，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永年人胡海门的来信，父亲亲笔作了回复。亲友来访，一般都是由我和母亲挡驾。日子久了，有时被人闯见父亲在家，父亲就真的外出一段时间。父亲避居家中数年，总是读书，写作。其中不少是披露时弊、阐述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时父亲也和一两个契友畅谈国事，研讨历史和救国之策。

恪守“三不”弘扬民族正气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亡我之心日甚一日，父亲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深感愤慨。他自费订了一份抗日的报纸，挂在街口路东的墙上，逐日更换，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对于爱国学生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的义举，竭力给予支持。如县城南关的青年学生李鸣春、白丙元等因散发抗日传单、沿街宣讲，被国民党军队以“共产党’’罪名搜查逮捕。他甘冒受牵连的危险，积极奔走营救，终于使他们获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民众奋力抗日，情绪高昂。父亲十分欣愉，立即写文章、捐赠慰问品，极力表彰抗日志士。但是不久，国民党军队又节节败退，广大华北地区，被侵华日军占领。磁县城也于10月18日拂晓沦陷。当时父亲义愤填膺，发誓不做亡国之囚。因此，他率领家人南渡黄河，流亡到豫西的禹县。那时，我跟四叔一家从山西太原赶赴禹县相会。不久，当父亲听说八路军转战到华北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抗日时，又感到胜利有望，遂率家人回到故里。分别时，父亲再三嘱咐我说：“你走到哪里都要为抗日战斗到那里，不用惦记我们，一定要恪守我们的民族正气，直到把日寇赶出我中华。”

父亲返回家乡后，先是避居在农村。半年后才悄悄回到城里家中居住。日军得知父亲回家后，曾多次登门邀请他出来为其做事，都被严词拒绝了。日军恼羞成怒，就派宪兵队到家中逮捕了我父亲。拘押多日、威胁利诱，都未能使我父亲屈服，无奈何又把人放回。又有一次，日军宪兵队在街上当众绑架了我父亲。日寇把洋刀搁在父亲脖手上，威胁说他私通八路，要不出来替皇军作事，就要杀头。但父亲视死如归，轻蔑的一笑说：“为国为民，死有何惜”!他这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使日寇敬畏反将他释放了。可是不久，日军又将他抓去做苦工，修公路，挖壕沟，企图用做苦工的折磨手段，逼父亲就范。当时花甲之年的父亲，被劳累折磨，骨瘦如柴，砸断了脚趾，又得了疝气，依然丝毫不减爱国之志。日军见硬的不行，又用软的，派我父亲的旧友，大汉奸杨大鼻子(杨敬斋)等到我家游说。父亲将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痛斥一顿后，撵出了门去。为了躲避日伪的纠缠，父亲又暂时转到农村去住，并教导家人不读日伪报纸，不说日语，逢过年也不准张贴对联，不准放鞭炮，以示牢记国耻，不忘抗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把自己的住室命名为“三不斋”，自号“三不斋主人”。他说，“三不”的涵义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不做日伪官、不忘我中华”。他不但在住室的门楣上挂上“三不斋”牌匾，还在这个时期的书本、著作、日记的封面上都署有“三不斋主人”字样。八年如一日，始终不与日寇合作。

于此同时，父亲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以只要是共产党和抗日县政府派人来和他联系，他再忙也要热忱地接谈。他还利用每年的清明等祭祖节令逃过日军宪兵的盘查，出城参加八路军、抗日政府组织的活动，曾为抗日县政府的“周报”题词为“保卫国土”，号召全县人民积极抗日。

无私奉献   建设新的中国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10月2日，经过血与火的交锋。磁县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时年近古稀的父亲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为之雀跃的同时，愉快地出席了“全县军民欢庆磁县城解放大会”，随即又投入了振兴磁州、建设新中国的繁忙工作之中。

1946年春节刚过，太行区公立漳滨中学迁到磁县城南关，父亲不顾年迈多病，积极协助了学校的筹备和招生工作。随后，他又主动参加了县文化馆的工作。开始，他被诙谐的称作“义务馆员”。因为他年迈体弱，政府并未给他正式安排工作，而他却照常上班，和小青年一样担负着各种繁忙的任务。不在正式编制，自然没有薪水，可是他根本不考虑报酬，也从未向政府提过报酬的事。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文化馆的文史资料的收集、撰写工作做出了贡献。1950年召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他被选为特邀代表。大会期间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他担任了县中苏友好协会秘书。1952年lO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县人民政府委员。1956年1 2月25日，父亲担任了县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职务。1 958年5月12日当选为磁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使我父亲焕发了青春。此后他在为振兴磁县、建设新中国的15年中，虽然年逾古稀，患有心血管硬化、高血压、疝气等病和脚趾残疾，但始终精神百倍地工作着。每天都是黎明起床，提前上班，无论狂风暴雨、严寒酷暑，从来没有耽误过。那时，百废待兴，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工作人员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父亲每天晚上都手提着灯笼到机关去上班，直到很晚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伏案写作。困了就靠在椅背上睡一会儿，醒了以后又接着写。我当时和父亲一起住，从来不知道他每天是什么时候休息的。每当早晨醒来，便听到他在打扫院子和街道。

他先后整理注释了不少古书，修编《磁县县志》、《闸志》，游览考证了不少古迹文物，还描绘了响堂寺石窟佛像和窟顶巨人像，抄录了修鼓楼、城墙及水利设施碑文，撰写了我县革命英烈史迹，也记述了军阀混战时期对我县骚扰破坏的罪恶事謇；拍摄收录了我县婚丧礼仪、风土人情的照片。他的著作和保存的古书，一部分送县文化馆，一部分送交省文史馆。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以朴实为荣。他一生布衣素食，粗茶淡饭，过着俭朴的生活，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他反对封建，提倡妇女解放，我的三个姐姐，都未叫她们缠脚。1958年春节，我们回家，当时地方正在演新戏，需要用短裙和长筒袜子，父亲问我爱人有没有?当时我爱人把在部队买的长筒袜子交给他的时候，他高高兴兴送给了女演员。当时有一家亲友的姑娘举行结婚典礼，父亲叫买张新铁锨送去。他说，现在是新社会，新事就要新办，要鼓励她们热爱劳动。父亲还教育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要信鬼神。祖母殡葬时，他带头不糊纸扎，不请僧道念经。父亲从不叫给他做生日。为此，每到生日那天，他一早便躲了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数十年都是如此。

1959年2月2日(夏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五日)早饭后，八十岁高龄的父亲照常去政协上班。中午12时，秘书房守德催他去吃中午饭，他说一会儿写完材料就去。同志们吃过饭仍不见他去食堂，就去办公室叫他。这时，见他扶着桌子吃力地站起来，两腿却不能挪动。大家赶到近前，他有气无力地对大家说：“请把我扶到床上。”当大家把父亲扶到床上时，父亲就立即昏迷了。从此，父亲和我们永别了。

他常常教训我们说：“对敌人、对反动派要毫不畏惧地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要全心全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

父亲去世后，县政府遵照他的遗愿，灵柩不用架子抬而用车拉，孝子不穿孝服，不用仪仗，不设酒宴，一切从简地办理了丧事。

(白文生整理)

凡注明来源邯郸文化网的文章，属邯郸文化网原创

请尊重作者，转载注明作者、文章出处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311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