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下的红色古镇一一武安市冶陶镇（下）
首长旧居 声犹在耳
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和八路军的将士们在冶陶一年半的时间里，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血脉相依，他们当年在时的小院，仿佛还回荡着他们爽朗的笑声。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旧居位于冶陶村中央局大院东约200米，原为武安县伪县长黄风林所建，坐北面南，是一座偏南一进三大院。前院为李达旧居，中院为刘伯承、邓小平旧居，后院为勤杂人员居住。
前院由东、西、南屋和过厅组成。南屋即临街房，大门居中，门后迎面设砖制影壁一座，正面影壁心砖雕“福禄寿”三星，四角砖雕莲花。后墙中间设门，可通中院。此们向东为该院东大门。
薄一波旧居位于军区司令部东约5米，中间仅一条南北向小路相隔。该院原为本村财主武书堂所建，为一座四合院建筑，坐北面南，建筑面积368平方米，由一进二前后两个小院组成，前后院由一墙间隔。
前院由东屋、西屋和南屋组成，均为砖、石、木结构单层建筑。南屋为临街房，面阔5间，进深1间。大门位于东南，大门后的东山墙上有砖雕影壁，影壁四角各有砖雕“忍冬”一组，壁面为砖砌素面。
前后院之间一墙间隔，中间为一月门，月门上前后均有匾额一方，正面阳刻“厦泰咸亨”，阴面阳刻“松风水月”，均为楷书。
后院由东、西屋和北屋组成。北屋原为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旧居，其他屋为保卫人员、勤杂人员居住。1946年10月，薄一波和夫人胡朋在此接见了国际友人、美国进步人士斯特朗。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后，薄一波同志即住此主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
徐向前、王宏坤旧居位于刘伯承、邓小平、李达旧居东10米左右，该院原为本村财主黄择义所建，为一独立四合院，坐北面南，大门位于西南，坐东面西。该院由北、东、西、南屋组成，共有房屋16间，占地面积213余平方米。
该院曾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王宏坤旧居，北屋、西屋楼下为卧室，西屋楼上为军区军需仓库，刺刀、护胸等物品曾放于此。
滕代远旧居位于村东北，距中央局大院约300米，为一独立四合院，坐北面南，占地面积214平方米，由东、南、西、北屋组成。
该院北屋曾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三副司令员滕代远旧居，其他屋为勤杂人员、警卫人员居住。在西屋墙垛前曾拍摄过许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如刘伯承、邓小平合影，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合影等。
三大会议 运筹帷幄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如何保障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军需供给、消除各解放区经济割据局面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1947年3月25日至5月11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冶陶镇秘密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原定于3月1日召开，但由于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代表未能通过封锁线，直到3月25日才赶到会上。会场设在冶陶村作坊胡同三丈大院内，这座大院始建于1930年，房主原为本村商人陈志红，这里靠近土崖，遇到紧急情况可及时疏散到崖下的防空洞内。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候，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比，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著名的经济学家薛幕桥，南汉宸等也出席了会议，当时的中央局副书薄一个任大会主席。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管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就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充分讨论，做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保障战争供给、精兵简政，改进公粮税收，整理村财政、词整战勤、成立统一管理华北财政经济的办事机构等九条决定。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同时也为进入城市管理经济做好准备，奠定了新中国财经、金融工作的基础。会议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派飞机轰炸，因设有防空洞，确保了会议的正常进行。会上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1947年底设计出了第一套人民币，上面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由董必武亲笔题写的。
抗战胜利后，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大解放区迅速开展起来，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贯彻会议精神，1947年10月至12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了全区土地会议。这是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部会议，有1700多人到会。会场位于冶陶村东的黄土崖下，一千多名代表坐在从平汉战役前线运来的铁轨上听会。会议由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薄一波主持，徐向前、腾代远。廖承志、杨秀峰，包括从这里路过的陈毅等出席了会议。来自冀南、冀鲁豫、大行、太岳、豫院苏的各区代表团，汇报了各地的土改情况及存在问题，会上还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
会议期间，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应薄一波同志的邀请来到冶陶，与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会师于武安河东村。他们专门为会议联合排练了话剧《解放了的唐·吉诃德》(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编剧，瞿秋白翻译)，由贺绿汀作曲配音、李德伦指挥，不仅排练了该剧的序曲及剧中配乐，同时还排练了大型歌剧《赤叶河》（阮章竞编剧，梁寒光作曲），并在会议期间演出。
开会期间，由于国民党飞机的时常袭扰，会议断断续续开了85天。与会者聚了散，散了再聚。至今，会场北边的防空窑洞仍在，街墙上的弹孔历历在目。会后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参加土改复查和“三查三整”工作，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使亿万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
在冶陶酝酿的这场中国革命史上的变革，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使冶陶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缩影，许多国际友人远渡重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和太行人民并肩战斗，并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报道和书籍，世界通过他们的报道了解了中国。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这座四合院内，曾留下诸多国际友人的足迹。著名的美国作家斯特朗、美国医学专家艾索罗尔大夫、美国农业专家韩丁夫妇和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夫妇等，在新中国的黎明前都曾踏上这片英雄的土地。
1946年的深秋，美国作家斯特朗访问延安后乘飞机来到邯郸，随后又经历汽车和马车的颠簸到达冶陶。她在冶陶十多天的时间里，早出晚归，先后采访了蔡畅、薄一波、戎子和等领导人，并对三王村的供销合作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947年，英国记者柯鲁克夫妇来到冶陶，考察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他们见到薄一波后提出，到一个村庄去，在那里住下来，亲眼看看土改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变化。薄一波安排他们随工作团到什里店去。他们走街串巷，深入到老百姓家中与农民们交朋友，实际了解土地改革运动，还收集了什里店从1937到1947年的历史资料和土地改革情况，写出了三本介绍土改工作全过程的书籍《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什里店》《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并陆续在西方国家出版，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定居北京并多次回访冶陶，与老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7年，为改变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决定大踏步南下，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的心脏，威胁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在冶陶村北的药王山普光寺召开了南征会议。普光寺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坐北朝南，为一进三大院，占地400平方米。这里离村较远，北面有大山，山顶设有军区的防空哨所，寺周围有高于寺庙的土崖，山寺处于灌木荆棘的环抱之中，十分僻静安全。
边区领导、机关首长及从前线归来的部队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邓小平政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外线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6月初，刘邓首长率十二万浩浩荡荡的大军在邯郸誓师南征后，强渡黄河，6月30日午夜，我军大炮猛烈开火，将黄河对岸变成火海，上千艘帆船载着我军战士杀向南岸，在三百余里的地界上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势不可当，实现了毛主席“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意图。
红色馆藏 风云再现
2011年10月15日，位于冶陶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隆重开馆。纪念馆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700万元。自2007年10月动工兴建，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数然高立于太行山下。
纪念馆的广场前绿草如茵、松柏青青，蓝天飘浮着白云，远处的群山蜿蜒起伏，民族风格的纪念馆和薄一波题写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烫金馆名显得格外醒目。
进入展馆大门便是序厅，迎面一幅革命潮流汹涌激荡的大型浮雕映入人们的眼帘。浮雕前面是一组生动的人物雕塑，从左到右依次是滕代远、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他们正在冶陶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纪念馆重点突出了边区政府机关1945年11月进驻武安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纪念馆共分“雄踞太行 抗击日军”“争取和平 实现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唤起民众 建设抗日根据地”“战略转移 边区机关进驻武安”“群星灿烂 光辉人物照千秋”和“亲切关怀党和人民心连心”等八个展厅。漫步展厅，抚触历史，一幅波澜壮阔的冶陶革命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馆内陈列着几年来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1948年在武安赵庄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创刊号，还有边区钞票、股票、邮票、结婚证书、地契、土地证、手榴弹、冲锋号、迫击炮等600多件珍贵的文物和实物，形象地再现了晋冀鲁豫边区在冶陶那段可歌可泣的峥罐岁月。
纪念馆还大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展示，采用声、光、电、幻影成像、三维动态等手法，增添了展出的视觉效果。如在表现临汾战役时，抓住攻破临汾城墙的瞬间制作成微缩模型，并配以激光、烟雾、爆破、投影及拟音效果，形象逼真地再现了攻占临汾的战斗过程。在表现“三大会议”时，采用三维动漫进行展示，利用幻影、虚拟现实、大屏幕融合三种形式的有机组合，再现了会议的实景和边区军民支援前线等重大历史事件。枪林弹雨的激战声、老一辈革命家洪钟般的讲话声，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久久地在耳畔回荡。
武安健戏戏剧化石
每年人们张灯结彩、喜闹元宵节时，地处太行山脚下的固义村以古老而隆重的傩戏表演，吸引着四邻八乡的万余观众和一大批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前来观赏。
傩是古时迎神赛会、驱逐疫鬼的一种仪式。它起源于夏、商时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傩的记载，是古老的黄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固义村的傩戏源于何时，目前已经无法考证。专家从规模和套路上看，认定其是北宋傩戏的遗留，因而是研究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也是研究农耕社会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固义村在冶陶镇东南2.5千米，它坐落于古老的南洺河北岸，与太行山隔水相望。沿河东去10余里，是著名的“磁山文化遗址”所在地，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这里从事农耕和畜牧业，揭开了华夏农业文明的新纪元。因而这里是华夏民族早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正是由于黄河文明的熏陶，形成了固义村古拙、质朴、富有神秘色彩的年俗文化。固义傩是以“抓黄鬼”和摊戏表演两条线来进行的，从而把“娱神”与“娱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捉黄鬼”以正月十四的上山请神为始，包括驱邪、抓鬼、审判、斩鬼等仪式。在抓鬼过程中和斩鬼之后，又穿插进个大规模的戏剧、花会表演。两条线索时分时合，相互交织，环环相扣，既神圣庄重又热烈欢快，在惊心动魄的锣鼓声和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逐步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充分反映出农耕社会祈求风调雨顺、驱除鬼祟，期盼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永恒主题。
据村中的老者说，固义的傩戏表演可追溯到明代中叶，但它那古老的形式和内容，则可以推进到历史的更深处。早期社会人们无法抗拒自然界的各种灾害，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这就产生了鬼神的概念。于是人们把这种想象的鬼神也分为善恶，通过祭祀和表演，扬善惩恶，满足人们征服自然的主观愿望。傩中的“黄鬼”就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洪水泛滥时的滔滔浊浪，瘟疫、痨病使人面黄肌瘦，他们认为这都是“黄鬼”在作祟。固义乡民所说的“黄鬼”还指那些虐待父母的忤逆不孝者。这反映出明朝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正统儒家学说的浸润，而使“黄鬼”的所指由自然灾害扩展到人本身的邪恶。
“抓黄鬼”中的各种人物角色，大都以脸谱和面具为扮相，他们身着古装和各种佩饰，面目或庄重或狰狞。这些角色大都是世袭的，辈辈相传，不派不选，使其久演不衰。全村戴面具的有三四十人，画脸谱的多达四百余人，几乎是家家有角色，户户都参与。正月十四的夜晚，村里的人大都彻夜不眠，扮脸谱、试服装、整道具，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十五的凌晨一时，寂静的山村就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装扮的大鬼、二鬼和跳鬼，身着单衣，摆弄出刚劲的舞姿，在众多手持柳棒的更夫簇拥下高声呐喊着，串遍全村的大街小巷驱邪赶鬼，在奔跑中一个个大汗淋漓，直至清晨七时，黄鬼被缉拿归案。这不禁使人联想起远古时期先民们围猎野兽的情景。扮演“黄鬼”者，头发、四肢和身上全涂成黄色，在隆冬严寒中，只穿着薄薄的无袖衫和短裤，裸露的胳膊和小腿上捆绑着四把明光闪闪的道具刀，刀口处鲜血淋淋，预示着村中黄鬼被擒，吉祥如意。
七时以后，气势更为壮观。铺满山石的街道上，邻街的房顶上以及高大的树枝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人群。披甲戴盔的探马在人群中往来开道，铃声急促，蹄声嘚嘚，惊得观众直往后退。押着“黄鬼”示众的队伍浩浩荡荡，直贯长街首尾。前有鸣锣开道的衙役，手持旗牌、伞扇、金瓜、斧钺等全套仪仗以及饰有各种面具、脸谱的戏中角色，后面是衣着鲜艳的各种民间花会队伍，边走边演，热闹非凡。队伍按照规则走走退退、退退走走，历时三个多小时，把整个小山村闹得沸沸场扬，酣畅尽兴，仿佛要将一年的喜悦都宣泄在这欢庆的气氛之中。
队伍出村后，在村南干涸的南铭河河滩上分成四个场地进行赛戏活动。宽阔的河滩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蓝天做幕，高山大河为舞台，奔放而跳跃的节奏传达出生命与自然的交融和活力，展现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太行赛戏的巨幅画卷。
斩“黄鬼”是整个活动的高潮。临时搭起的开斩台高筑于河滩之上，当“黄鬼”被押上台时，群情激奋，礼炮震天，透过弥漫的烟雾，“黄鬼”被抽肠剥皮，象征着人类对抗邪恶的胜利。
“黄鬼”被斩后，欢庆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傩戏是元宵节活动的又一重头戏，从正月十四一直持续到十六晚上，分为赛戏和社火活动。傩戏是由祭祀时的舞蹈演化来的，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说唱与表演相结合的戏剧形式，傩戏保留了戏剧发展的原始形态，有戏剧史上的“活化石”之称。
雏形时的戏剧，说唱与表演是由不同的角色扮演的。说唱者称为“掌竹”，站在舞台的前角，负责介绍人物和剧情。介绍一段，表演者表演一段，直至剧终。“掌竹”的角色随着戏剧的发展早已被湮没，而固义的傩戏却仍然保留了“掌竹”的角色，使戏剧的历史在此定格。它的再现为戏剧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活的资料和物证，引起了戏剧研究专家的极大兴趣。“掌竹”头戴宋朝服饰中的无脚樸头，身穿红色官袍，左手贴身握着一根上部劈成细条的圆筒竹竿，细条用红布束在一起，既是角色的标志，也有避邪的寓意。这便是“掌竹”名称的由来。
固义的傩剧均有锣鼓伴奏，剧目主要是三国及汉代以前的内容，剧情较为简单质朴。在《岑彭马武夺状元》《吊黑虎》《吊勒马》《点鬼兵》和《打十棒鼓》等戏中，都出现了“掌竹”角色。他半吟半唱，声腔古朴浑厚，念词多为七字句，大都押韵，处于由吟诵向唱腔发展的过渡阶段。
固义的傩艺表演，从“捉黄鬼”到傩戏，整个活动浑然一体，高潮不断，与西藏、吴越、西南、巴蜀的傩文化圈相比，具有其独到之处。1998年在武安召开了“亚洲民间戏剧观摩暨学术研讨会”，使武安傩戏在国内、国际上有了较大影响，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时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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