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延古镇：低调内敛 气韵天成

 

□孔庆先     

 

      

伯延镇位于邯郸市武安市区东南8公里，南依鼓山，北临南洺河，始建于宋代元佑年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古镇独特的人文气质。2013年获得河北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伯延人勤劳节俭，善于稳中求变，以徐、房两大姓氏为代表的富商巨贾，创造过曾经的辉煌，药材店铺商号广布于关东大地，绸缎生意经营遍及江南水乡。伯延商帮是武安商帮重要的代表，曾一度支撑着武安商贸的半壁江山，形成著名的武安商帮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部带领人民群众在这里进行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高树勋与刘伯承曾在这里会晤，揭开了著名的“邯郸起义”序幕；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曾亲临伯延视察，影响了中国农村发展进程。

 

伯延古镇中的大院

 

伯延村建于北宋元佑（1086—1094）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因村形如田野上展翅欲飞的大雁，故名伯雁，后人将“雁”写作“延”，村名延用至今。1945年，武安解放后，改镇为伯延村。1953年，设伯延乡。1958年，改为伯延公社。1984年3月，置伯延镇。

 

      

伯延建村之初，仅几户人家迁居于此，垦田稼穑，之后人丁陆续迁入，繁衍生息，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商贸集镇，为武安八大镇之一。清乾隆年间，富有探索求新精神的伯延人大批外出经商，出现了房、徐、朱、程、翟等富商巨贾，大兴土木，建房造舍，那些别具一格的古老建筑是伯延古镇重要的文化符号。

 

      

伯延镇的民居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特点显著，一是四合院，二是“村村有阁，无阁不成村”，传统民居建筑面积达27000平方米。著名的徐、房两家是古镇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两个家族，他们倾尽全力创建的家园，至今都是武安民居建筑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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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屋造院是富甲一方之人的标准动作。徐家大院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中间陆续扩建至1933年。那古老的街巷，斑驳的青砖墙，锈蚀的门环，残缺的拱券，依然可寻当年伯延商贾创业时的艰辛和辉煌。沧桑的庭院，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沉浮，人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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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邻、诗礼传家的徐家大院

 

徐家大院坐北朝南，是古典式布局，南北长80余米，东西宽40余米，占地3200平方米。大院由两部分组成。以徐家的正门（正南门）所对应的东西3米宽过道为界，东侧是老宅区，老宅区共有大小院落六座；西侧则是有“九门相照”之称的西宅区，又叫“嫁妆区”。老宅区的这6座院落是徐家的祖宅，是徐家创业人徐兴仁和他的孙子徐春光建造的，最早的院落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最晚则到了光绪十五年（公元1890年）。而西宅区建成则晚得多。公元1933年，徐房联姻，是徐敬修的三公子徐树本迎娶房家大小姐房晓兰时，房家作为嫁妆而专门建造的，彩绘、石雕、木雕、砖雕精美而高雅，整座建筑气势恢宏，建成当年轰动武安县域。

 

      

从徐家的大门外，抬眼一望便可通览到门内依次升高的四套院落，那景象，通达开阔、一脉贯通，尽显步步高升的祥瑞之气。整座大院有大小院落13座，房屋398间。每套院落虚虚实实共有九道门，它们笔直地排列在南北长80米青石铺就的中轴线上，一直通向纵深处。从外看，九套门楣渐次错落、层层套叠。这情形便是建筑学上被人津津乐道尊为上品的“九门相照”。

 

      

院子里的那些青石青砖木门木窗皆布满雕刻，本是天南地北大院的共同特色，但不同的是，徐家的每个院落，每扇门窗都依据功能的不同，恰如其分地彰显了与之相宜的教育文化。

 

      

正门上的“诗礼传家”，应该是徐家人力图摒弃铜臭的风雅姿态，表达着一个家族生存之外的精神向往；“瑞气云集”“紫气东来”等，表达的是入乡随俗祈福于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徐家每座院落的门楼上，都配以不同寓意的匾额、彩绘，精美处纷繁喧闹，简约处了然生趣。

 

      

老宅的第一个院落，是徐家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相当于书房，门楼正中雕刻着遒劲的四个大字：以德为邻。门两侧是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或可理解为是对子孙的庭训，亦是宗族自我明志。

 

      

院落的每个窗户上，都雕刻着教育子孙的警句格言，东房是修业、敬德，西房是敦厚、崇礼，北房是广大精微、存养省察。除正理警句之外，窗户上满是形象的雕刻：“鲤鱼跳龙门”“喜鹊登梅”“五子登科”“孟母三迁”，青石与青砖砌成的拱券式门楼，整体布局与细节，处处蕴藏着崇礼尚德的精神内核。

 

      

徐家是伯延村第一家远赴东北做药材生意的，在整个武安属于第二家。《武安县志》记载：“乾隆中，民殷国富，到处升平。内地商业，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遂有聪明人士，思向关外发展，以浚利源。时龙泉武公者，首创临泰于奉天，经营药材。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迨嘉庆初年，复有表兄三人曰伯延徐某、曰同会宋某、曰万年李某联袂出关，在奉天建‘徐和法’药店，频年奋斗，而首屈一指之‘徐和法’，遂勃焉以兴。”这表明徐家的商号“徐和法”在当时的经营业绩是最好的。

 

      

数百年风云跌宕，徐家大院几经离乱，昔日繁华虽已退却，但崇文、崇礼、感恩、向善、诚实、守信的品格却深深地留在世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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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韭菜的花。莪，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水边，叶像针，开黄绿小花，叶嫩时可食。《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由此，“菁莪”一词可理解为育材。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书匾额“育我菁莪”，高悬于房家藏书楼，成为房家大院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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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为房锦云亲书的“育我菁莪”匾额

 

育我菁莪、千古流芳的房家大院

 

据《武安志》记载，伯延房氏是清朝时期武安县最大的商人。清乾隆中期，房家以半农半商为生，家道殷实。到了乾隆后期，房孝忠带领两个儿子房三成和房五成用手推车卖布，遇集逢会，早出晚归赚得几个辛苦钱 。

 

      

后来辗转来到彰德府（今安阳），几年后，他们在彰德府有了些根基，便在彰德城内租了几间门面，创商号“祥顺公”，主营绸缎布匹。“祥顺公”以诚信延商为训，买卖逐日兴隆，由此开始了房家长达二百余年叱咤商海的辉煌历史。

 

      

房家大院位于徐家大院的东南，在戏楼的正南房家街东西两侧，是城堡式建筑，大多建于清末民初。大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余米，20余座院落，500余间房屋。一条南北走向的“西大房家过道”街道和两条东北走向的“北房家过道”“南房家过道”胡同，把房家院落分为“品”字形三片，以街道为界，街道以西是西宅区，北后房家过道两侧是老宅区。南房家过道是书斋区，西房家过道的南端和北端，建有两个高大门楼，俗称南大门和北大门，两门之间有一节孝牌坊，不管哪个大院的人，只要进出，就得经过西大房家过道。两座大门，是这庄园的必经之路。

 

      

一座大院的筹建，几乎耗尽了房家主人房锦云的万般心思。曲折幽深的院落，斗折蛇行；高大厚实的墙壁，机关重重。胡同尽头的影壁墙是一幅整块的青石雕刻，人物、动物、植物，戏剧、神话、传说，凡属中国元素的经典文化符号，几乎全部囊括于此。松枝间对称着两个圆孔，原来影壁后面是一条夹道，有暗道通往地面，影壁上的两圆孔既是瞭望孔，又是射击孔，还能起到通风的作用，防患于未然。

 

      

宽松的夹墙里还有望孔、防潮孔，但一切都被各种艺术浮雕巧妙掩饰了。比如，胡同侧壁上的防潮孔竖着立柱，从外看，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拴马桩，至于内部机关，外人很难发现。难以想象，这种过于缜密的防御之术，埋藏着一个身处乱世之中的书斋之人多少的隐忧和愁思。

 

      

连廊亭榭的院落，曲径通幽。那些古旧的雕花窗扇风华犹在。在倾塌的书房旁边，是藏书楼，楼体高大，里面全是木质结构，据说，当年为防潮防蛀，朝阳开了两扇窗户，墙壁全用丝绢装裱，楼上楼下全是图书。楼中藏书之多，没有具体数字，但人们都知道，武安图书馆最早的图书，全部来自于这座藏书楼。

 

      

身为房家后人，房锦云善于经营，精通商道，是个开明人士，他不但自己饱读诗书满腹学问，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子弟和乡民的教化。为使后世子孙接受良好的教育，房锦云刻意在家兴书院，置藏书，建学校，资教育。三子房德三曾留学美国，毕业后在北大任教。当时，北大修建教学楼资金欠缺，被迫停工，房锦云听说后慷慨相助，使教学楼如期竣工。有感于房家的功德，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亲笔题字“育我菁莪”，送给了房家。几经辗转，如今，这幅题字已被安放在伯延小学的正墙上。乡民们将这块匾额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最早的伯延小学就是房家联合徐家共同捐建的。“育我菁莪”是乡民的自豪，是乡民的感念，更是乡民崇学重教的自然觉醒。而这一切的一切皆源于徐、房两家。

 

      

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到武安伯延视察时，曾打听房德三的下落，并对陪同人员讲：“房家是开明绅士，曾为国家出过力，他们的庄园要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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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2日，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首映，影片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社会反响强烈。伯延古镇又一次从沉寂的幕后走到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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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伯延与农民座谈，他走后不久，全国取消集体大食堂

 

周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讲述的是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武安伯延的故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党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中央领导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到最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调整相关政策。周恩来总理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贵州花溪一路风尘来到河北邯郸的伯延公社，在不到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夜以继日走村入户，深入进行调研。

 

      

周总理到伯延后，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吃到的是鸡鸭鱼肉。总理明察秋毫，甩开干部访贫问苦，结交最困苦的朋友，用自己赤诚的一言一行感动干部和群众。

 

      

四天中，总理先后召开了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7次座谈会，集中讲了以下若干问题：

 

      

1、关于集体大食堂问题；  

2、关于自留地问题； 

3、关于社队规模和体制问题；

4、关于叫社员当家问题； 

5、关于小队权限问题； 

6、关于三包一讲问题；  

7、关于机耕地问题； 

8、关于整风整社问题。

 

      

正是通过那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周总理了解到集体食堂、大公社、供给制的严重弊端，于5月7日凌晨3时向毛主席电话汇报并提出了解散集体大食堂的建议，周总理与毛主席通话后，向大家宣布：“大食堂还要不要办下去，要伯延人民自己说了算！”从那天起，各家各户升起了炊烟，解散了食堂，老百姓重新有了吃饭的自主权。

 

      

之后不久全国取消大食堂。伯延乃至全国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指引下进入历史的新阶段。

 

      

历史从未曾走远，只是岁月平添印迹。伯延人勤勉务实，低调内敛，成就了一方水土的风华与气韵。伯延古镇，倔强地伫立在冀南大地，自荒芜寥落间拨冗而出，于繁华盛世昂然前行。    

参考资料：  

1、《写意武安》，2019年8月武安市委宣传部编印； 

2、《魅力武安·万千气象》，2011年10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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