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郑今东老师的缘分
日期:2022-05-01 06:31:42  点击: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卫庆前

 我与郑今东老师的缘分

卫庆前

郑今东是原邯郸市美协主席,我和他是河北邢台广宗县老乡。

我是美术爱好者,在单位经常办黑板报、画专栏,曾参加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艺考,虽名落孙山但是对美术始终有一种难以离弃的情愫。上世纪70年代,大凡能够在新华书店见到的美术书籍,我几乎都尽收囊中。大约是文革后期的1973年秋,我在峰峰新市区新华书店购买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人物素描选1》,爱不释手。在那个美术出版物稀缺的年代,这本书凡学画的几乎人手一册。所选画家都是名家如靳尚谊、陈衍宁、朱乃正等。而在画册第5页,赫然就有郑今东老师的作品——“老支书”,水平毫不逊色。可当时的郑老师,只是一个偏远山区中学的普通教员,不仅教美术,还教音乐、语文。

由于书中没有作者介绍,我并不知道郑老师是咱邯郸涉县的中学教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心目里《人物素描选1》每个作者都是大画家,也都是我未曾谋面的老师。

此后,我与郑老师曾经有过一面之交。那是1980年代初期,他已经调入邯郸市群艺馆美术组,速写、国画造诣很深,名气很大。

一次偶然路过群艺馆,看到门前宣传版上有办美术、舞蹈、音乐班的广告,我怀着好奇心进到群艺馆。一个大房间里,几个年轻人正在画架前面对石膏像写生。旁边一位留着背头、老师模样的中年人不时地指导。我打听到他是郑今东老师。

后来,又得知郑老师是邢台地区广宗县人,我们是老乡。说实在的我出生在外地,对故乡没有印象。虽然回过几次老家,由于工作在身等原因,来去匆匆。我没有在美术方面继续深造,与郑老师也就没有深入交往,但是得知邯郸有个著名画家老乡,心里挺有自豪感。当别人谈论起郑老师,我会情不自禁冒出一句“我们是老乡!”后来他的成就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他先后任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美术部部长,邯郸市美协主席、河北省美协理事,邯郸市美协名誉主席。

从有关资料我了解到,郑老师1957年毕业于河北省威县师范学校,受业于周秉恭先生。威县师范毕业后在涉县井店中学任教,一教就是22年。其间1963年,他自费进京造访名家,得著名画家阿老、张安治等先生点拨,获益良多,颇有启悟。他长期致力于速写创作,尤其是人物作品神态生动,动作准确自然,有大量作品发表于报纸书刊。

1980年开始,郑老师创办速写班,培养出不少美术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方力钧,成为中国当代美术的领军人物;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时装名牌“达衣岩”的创始人丁勇,也是他的学生;经过他的指导,考上美术专业学校的学子不计其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上世纪1980、1990年代,是郑老师创作的巅峰期、丰产期,精品倍出。他创作的国画《周总理在沿头》(又名《百姓冷暖挂心上》)、《集日》等,得到广泛好评并在社会产生较大影响;1990年后,他开始水墨人体画的研究与创作,2002年12月在河北省文学馆举办《郑今东水墨人体画展》;1994年,国画《乐怿风神》获庆祝建国45周年河北美展一等奖;出版有《郑今东速写》, 著名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亲自操刀的《大将良师——郑今东画集》出版;他成为邯郸美术界泰斗级人物之一。

一晃40年过去了,我也退休多年,担任邯郸市红色收藏委员会会长的社会职务。

前年9月,我到邯郸文化网协办红色文化栏目。这天,在网站办公室与郑老师不期而遇。此时的他已经80多岁,头戴深红色鸭舌帽,身穿藏蓝色外套,两鬓全白。但是郑老师精神矍铄,头脑清楚,谈吐自然。这是我俩第一次近距离聊天。我自报姓名、与他是老乡,郑老师说他是某某村人,在我们村什么方位,随和而亲切。

 

我与郑今东老师的缘分

时间很快过去一年多。一天下午,我与郑老师在他住处附近的展览路相遇。他热情地邀请我这个小老乡到他画室小坐。他问我姓那个wei?我说是大将卫青的卫。他忽然有了兴致,说他小时候在老家件只上高小,学校有两个老师姓卫。

“件只”,就是我们村所在的乡呀!我父亲在抗战时当过件只“抗高”(抗日高级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他接着说,一个卫老师叫“卫嗣哲”,另一个想不起名字了。“卫嗣哲”是我本家的一个大爷,与郑老师越聊越近乎。我说,我父亲有两个名字,在家时叫“卫振华”。他摇了摇头说这个不是。我又说,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改名叫“卫建中”。郑老师听到一拍手:是的是的!就是叫“卫建中”!

能有这么巧吗?抗战胜利至今已经77年了,新中国也成立73年,当年的少年已经是耄耋老人,郑老师会不会记忆有误?我为了进一步求证,说父亲是保定二师毕业生。“对对对,听卫老师说过他是保定二师毕业的”。我又说,父亲教国语和美术。郑老师说,卫老师教他美术,他就是在件只“高小”受到美术启蒙的。他十分感慨地说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他的美术作业本上写鼓励话,是唯一一个给他写批语的老师。至于具体是什么批语已经记不清楚,但是这件事给他以鼓舞,对他后来一生从事美术工作有很大鞭策。

没想到,40多年前,我与郑老师有一段从未曾谋面的师生缘分;70多年前,父亲与郑老师有一段亲授亲教的师生缘分。更没想到,父亲当年短短的批语,竟给郑老师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想进一步了解当年学校的一些具体情况,郑老师说毕竟年代久远,许多事情都都模糊了。他说,“我们升级老师也升级”。他们上初小,老师教初小;他们上高小,老师教高小。

我从父亲的回忆文章中得知,当年办学条件很差,学校仅有的“校产”就是一台油印机和一个篮球。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学生们自制自来水笔和墨水。平时上课借民房,砖当凳,腿当桌,敌情不紧急时则在树荫下放上岗,备好藏书洞上课。发现敌情时,随群众转移。敌情过后,到约定地点照常上课。即使在艰苦的1943年大旱年,“抗高”也未停办,师生靠种公田生产自救,打草当柴,野菜充饥;有紧急情况靠堡垒户掩护。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教学条件得到改善,后期“高小”也发展成了中学,有的中学合并发展成师范。

我父亲解放战争时期调到冀南行署教育科,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省煤管局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离休后安置到石家庄,1995年去世。

如果我父亲地下有知,他的学生因为他在美术作业上的批语受到激励,终身从事美术工作并取得非凡成就,那是该多么欣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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