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作者：李发勇
王铭鼎
王铭鼎长子王绍轩一家
王铭鼎故居
王铭鼎之孙王广仁夫妇
王铭鼎之孙王佛仁夫妇
王铭鼎曾孙女王佩杰
编者按——
本刊连续刊登了邯郸城内中街李景濂等名人故事，历史也将近代邯郸名绅王铭鼎托出了水面。王铭鼎的哥哥王铭盘早逝后，王铭鼎对嫂子、侄女尤为照顾，其侄女嫁给的正是李景濂，由此他们成为翁婿关系。
在邯郸市城东街有一处百年老宅子，始建于1918年，这所宅子的主人就是近代邯郸工商业缔造发展和历史见证人王铭鼎。
《邯郸县志·德业》这样记载：王铭鼎，字文山，东门里人。幼失怙，事伯母及母至孝。因贫辍学营商。性慷慨，人有急难，每倾资相助，邑令钟公嘉其公正，延使襄办城工，管理三十余年，民六大水，坏城二百余丈，乃百计图维，缮葺完整，绕隍植柳栽芦，皆其力也。性善规远势，清光绪己亥，欲引沁东注溉傍城田，以源弱不克就。曾充劝业所长，开沙东水利，增溉田三百余顷，其距河远者则导使凿井；开织工厂；立西粉公司；设农场、苗圃；造农林、桑田，以及植树，筑路，平粜，赈灾；立图书馆，修明湖。凡所擘画，无不期以久远。卒年六十六。实业之兴，后人犹赖其利。
白屋起家以致荣显
《县学生王廷辅墓碣铭》：王廷辅“尝设教城西北之常家庄，晨往暮归，日以钱六文充午食，而讲诵不辍。卒之日，有田五亩”。《邯郸市档案史料选编》，土改前在邯郸市区所辖周围53个村庄中，最大的地主是北门里冀国藩家族（明万历进士，云南按察使冀光祚裔孙），有地240亩，东门里的王铭鼎家族有地200亩。《清康熙·邯郸县志序》“以邯剧于魏，地瘠民且贫”“土地而瘠，邑敝而冲”，从王铭鼎“君幼失怙，母卒不能具丧礼，鬻地以葬”，“因贫辍学经商”发展到响当当的地主和富商，可见王铭鼎是白手起家，有超凡的聪明和睿智。
济世情怀仁沁于心
清末光绪己亥年（1899），年方36岁的王铭鼎，初出茅庐，以赤诚之心，济世情怀，初现大志，为邯郸人民解忧谋福。
沁水，亦称“牛首水”，是邯郸的母亲河，“自邑西建瓴而下，由城北关东注滏”，举世闻名的“学步桥”就屹立邯郸城门北关沁河上。王铭鼎“念环城之水涉之者众，雨集川盈，欲引沁水东注溉傍城田，然以源弱不克就”，壮志未酬，仁沁于心。
《邯郸县志·大事记》：民国六年夏，大水成灾。六月六日，天降大雨一昼一夜。七日，山洪暴发，沁、渚、滏等河横流无际，平地一片汪洋，全县几成泽国，秋禾淹没，天庐荡析（分崩离析），诚巨灾也。《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坏城二百余丈，乃百计图维，缮葺完整，绕隍植柳栽芦，皆其力也。”
据《邯郸县志·职官志》记载，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愚政破败，农宿艰难，万民屈辱。邯郸县知县如走马灯一样调换了整整29位。而这个时候邯郸县沉疴虚弱，国资贻尽，百废待兴，何以图存？民国七年有邯郸知事陆长荫委任王铭鼎为劝业所长。
“劝业”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臣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鼓吹的一项“新政”。当时有一种认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是“以商”而是“以工”，摆脱贫弱，须要“劝业”。清末的“劝业”，与汉代《史记》的“各劝其业”、《盐铁论》的“百姓劝业”相比，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所谓的特定意义，即提倡实业，“实业救国”。邯郸县“实业行政在民国初年，系警察所筹办，并无专员为之提倡改进。民七之际，知事陆长荫悯邯郸实业不振，延邑绅王铭鼎积极筹备，遂相定旧训导属及废马号南官地，除菜莱（荒草）填坎坷，挖池沼，建亭榭，栽花莳柳，名为苗圃，而劝业所寓其中”。
位于畿南重地，子午之冲，邮传络绎，凋敝未起，满目疮痍的邯郸县，此
《邯郸县·地理志》：“仅土地而言，全县之大势，东则土多沙砾，西则地傍山冈，往往有不可耕耘之田，不可垦辟之坡。综而核之，为数亦属不少。加以村落繁多，人口稠密，因而树木鲜少，更无森林之可言。影响所及，遂致近年以来地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民食时形不足，又生计困迫之一大原因也。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不致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脊民贫也可。”
引河凿井以恤民生
《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君喜规远视，兴水利，尝欲引沁水傍城灌田千顷，以源弱功不得就。又穿滏东岸，导水下注，灌田三百余顷。其距河远者教以凿井法。辟井田数十百区，洒
民国二十二年《邯郸县志·水利》记载：“民国九年直隶旱灾奇重，第二年春，省令各县扩充水利，以恤民生。”邯郸县境内古来最大的河流滏阳河，沿滏阳河岸，历史上原建有罗城头、柳林、苏里三闸。《沙东新开水利官绅功德碑记》：“考三闸灌田，统计不过千余顷，而以罗城头闸所灌为最少，才八十余顷，其抛弃余水之多可以想见。数十年前，屡有人建议扩充沙东水田之利，辄以沟洫费巨，而三闸定章启闭限期无丝毫伸缩之余地，又恐激起诉讼，更多纠葛，往往畏难而止。民国十年春，大吏适有扩充水利之训令，于是王安堡乡绅李君献之等，商同劝业所长王君文山，谋所以扩充水利者，遂承请前任县长荫楣，拟由罗城头闸迤东开挖新沟十余里，可灌田一百数十顷或一百顷。陆公极端赞成，乃邀同三闸绅耆迭次磋商，毫无阻碍。遂绘图具说，勘定沟线，克期兴工，越一年而工始竣，计增多水田一百六十八顷而强。是役也，陆公总其成，何公麟皋善其后，而始终其事不辞劳怨。如警长孔纯洁，及乡绅李献之，劝业所长王文山，率皆餐风宿露，奔走于灰尘烈日中，尤为所难能”。最后大功告成，大利民生。沙东各村饮水思源，“乃知官绅扩充水利之功德，将与水田俱永矣。是不可以不记”。并于民国十七年王铭鼎逝世那年树立《德政碑》以作永久纪念，这也是邯郸历史上少有的殊荣。同时王铭鼎的事迹被载入《邯郸县志·德业》，流芳百世。
邯郸的水利工程一向以引用滏阳河水为主，凿井取水只限于饮用水范围，绝少将井水用于大面积灌溉。井泉灌溉之利，与川渎（河渠）同功，是以管子有抒井之谟（计谋，策略），汉家重桔槔（井上汲水的工具）之制。吾邯处大河之北，每苦旱干，而民间农业知识极形幼稚，于凿井灌田之利素不讲求，一遇亢干，辄至束手无策，良可浩叹。
民国十年，豫北袁公述之，袁世凯的堂弟袁述之，与陆荫楣私交甚厚。“秉承慈命，朝达夙愿”，慨解义囊，捐洋五千元（贷）付邯郸农民，作为凿井费用，亦资提倡，但由贷款所凿之井定名为“袁公救荒井”，以示纪念。民国十二年，大名镇守使孙公禹行（孙岳，河北高阳县人，时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由罚款项下拨三千元，归邯郸凿井费用，一切办法与袁公无异，惟定名“邯郸救荒井”，名称上微有不同耳。在劝业所所长王铭鼎具体实施下，一时间邯郸县除西区少数冈地不易凿井外，其余各区不贷借井款，自行凿井者日益增多。《邯郸县志·井泉》记载，中区约七百眼，东区约六百眼，南区约九百眼，西区约四百眼，北区约六百眼，计三千二百眼井之多分布全县各地，初步形成了农业井灌网。井灌技术的推广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全县的农业发展，同时也为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数十年间，邯郸县人民“洒卤为腴，赢入无算”。
招募捐款工赈筑路
1906年4月16日京汉铁路通车以后，迅速改变了邯郸的交通条件。“铁路既通，邯郸当南北之要冲，工艺鼎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成灾，民不聊生。北洋政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国际赈灾委员会，开展赈灾工作。外交部则通过驻外使馆，在华侨同胞中劝募赈款，民间的劝募活动推进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捐款赈济筑路计划，其中，
《邯郸县志·大事记》：九年，自春徂秋无雨，大旱成灾。
是年，天旱无雨，二麦不收。十年春，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修筑大邯、邯武汽车路。邯郸民赖以保全生命者无算。
呕心沥血倾其实业
《邯郸县志·仓廒》：民国六年，大水多灾，县知事陆长荫呈明，分别赈借出粜。以岁屡前，现尚未还仓。王铭鼎在辅助历届邯郸县知事平粜、赈灾方面多有建树，《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有云：虽当乱炽之时，尚能勉强维持，不至惊扰窜散者。邑大兴作，十役九偕，或身督事而任其空乏，坐是声名大起。凡所举措，一指目君，即有难沮，皆曰：“公在，吾属何患？”君果不辞，事以立就。
民国七年，王铭鼎参与筹办怡丰面粉公司。名绅王琴堂、朱陆怡邀请邯郸县城西关宋慎斋、永年县城北大街范伯西、王铭鼎之子王绍轩，筹集15万元，在火车站东南角，正式成立了邯郸怡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怡丰”取朱陆怡“怡”字。王琴堂任董事长。所用机器以75马力锅驼机（蒸汽锅炉）为
1904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中，要求各地开办纺织工厂。在这之前民间普遍使用旧式织机“用土法自制之线织成，俗称土布，亦曰家机布，土人普遍穿用，并无销路。”商人出身的王铭鼎筹集京钱1200串，遂“购机辟地”，于1907年开办了“邯郸织工厂”，仿西法织布，“改良土货”，常年流动资金3000串。这是邯郸的第一家官办近代企业，也是邯郸最早的织布工厂。1920年代初，因为怡丰面粉公司需要大量白布制作面袋，而当时所以（用）白布全系家庭纺织产品，不能满足市场要求。王铭鼎、王绍轩父子看准这个行情（商机），遂起用春场村织户王用民，发动春场村有织布机的织户20余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法，“以线易布，仅织户于伊家中为之。织户之机系新式人力木机及铁机，共计二百余张”，进行织布加工生产，企业所得纯利，以三七分成方法计发织户工钱。
1925年，王家父子为了扩大生产，将春场村的木机改造成拉梭机，并投入1000元资金，正式成立了广济织染厂（《邯郸文史资料》第八辑），厂址设在仓道街（今南门里街），使用洋线织布，提高了白布的产量和质量。“初此项布匹仅供面袋或丧布之用，销路甚狭，殊非久计。后刻正研究计划改良，以期与高阳、潍县等不相颉颃”。
1926年，王绍轩派王用民等人到高阳一带学习织布技术，返回后又继续扩大织布工厂，之后王绍轩又将工厂移到东门里衙门前街，仍然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利用城内中街李景濂45间房，正式设立“民生织布厂”。随着织户的数量增多，由原来春场村发展到苏曹、陈庄、军师堡、王安堡一带。民生织布厂不仅棉布产量提高，棉花、棉纱等运销业务也不断扩大，“民生织布厂经营棉花仅二三年就获利巨资”。而后民生厂生产工艺也有了重大进步，不但生产白布，还生产花布，在市场上成为紧俏商品，远销外地市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时期，王绍轩成为邯郸的大富户之一。
现在看来王铭鼎父子所办“实业”，是邯郸近代工业企业仅仅还处在兴办阶段，但毕竟看出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光亮，正如《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所述，“邑人始向工商业，市廛骎骎立矣”。“使贫窭子弟咸得仰也自活也”。然而王铭鼎呕心沥血，倾其一生所创建的邯郸民族工业竟被侵华日军掠夺和捣毁！
凡所擘画无不久远
民国二十九年《邯郸县志·丛台公园图说》，“台上穴城为井，在据胜亭之西南，邑绅王铭鼎所凿也”。并拍摄了数张清晰的丛台图片，这也是邯郸保存最早的图片资料。从图文资料我们看到王铭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的
民国十一年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参谋长何遂撰，邑人王琴堂书《丛台集序》碑：时统军孙公禹行驻邯郸，胡公立生驻邢台，岳公西峰驻洹上，爰相与集资，属邑绅王君文山董其事。就台旧神祠改建武灵旧馆于其侧，新筑三楹。名“如意轩”，与斯台同其不朽。王铭鼎不仅修建了“武灵王丛台”，而且“蔺相如回车巷，君皆饰而新之”，“据明湖，宛在亭诸胜，花木明瑟，女士欢汴”。
民国十三年（1924），邯郸知县何毓琦捐养廉银一千二百元，劝业所长王铭鼎等名绅捐款创建了邯郸图书馆。馆址设在丛台下县议会内（即旧县党部），内为西塔寺故址。修建楼房三楹，楼上为藏书室，楼下为图书借阅处。这是邯郸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成为邯郸近代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王琴堂书《苗圃记》文：吾邯之有苗圃，始于民国己未之岁。前县志陆友梅以大吏督促提倡实业，而苗圃之名于是成立，今已三阅星星霜矣。先是，表弟文山以孔庙西儒学废署瓦砾荒秽，殊非所以尊圣之道，乃创议开辟公园，籍以为游人憩息之所。遂首先捐资兴工，于是各机关及绅民等佥有资助。……经始于己未之夏，告成于辛酉之春。近则竹树、梧桐、杨柳，间以蔬菜，圃中几无闲地。
“设农场，苗圃，田畦，造林、拓桑田四十余亩，植树四千余株”。使垂垂哀滞的古城焕发了蓬勃生机。
晚年退隐闲居，在邯郸县城东门外半里许购买一处荒废亭园，铲除荒秽，开辟为园，颐养天年。他请表哥王琴堂书丹《王氏半亩园碑》文：吾邯向无园林之胜，吾创是园，虽借以为后半世节劳游息之所，而吾乡之父老子弟可随意游览，纳凉，休憩，莫或禁也。则是园半为吾有，半与众共，子与氏独乐众乐之义，又何在园之广狭哉！曷亦锡佳名？余曰：是即名“半亩园”可矣。遂记之。王铭鼎殚精竭虑与邯郸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无处不彰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王铭鼎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减少政治隐忧的作用。更为惊诧的是，他百年前“君喜规
王铭鼎于民国十七（1928）年三月十一日病逝，享年66岁。王铭鼎去世后三子王丕基介其堂姐夫光绪甲辰科进士李景濂，请桐城学派吴闿生撰文墓志铭，贵阳戴百贤书丹，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树碑立石，安葬在邯郸市“城西冈之原”祖茔。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刮起一股“死人要为活人服务”之风。原邯郸市城郊区苏曹公社后郝村大队第四生产队盖牲口棚时，把王铭鼎及其祖父王廷辅墓铭碣、石供桌一起作牲口槽。墓砖垒猪圈用，棺材板棚猪圈顶用，1970年开挖“团结渠”引水上山做了垫脚板，王铭鼎全部财产可谓“裸捐”。笔者于2012年春节在前郝村废弃的牲口棚院中，找到了王铭鼎墓志铭残碑和遗落他处的两张石供桌。
他的后人文风蔚起，英杰伟伦，甲第蝉联，忠孝贞廉，芳踪高躅。长子王丕绪，字绍轩，北京交通大学经济部毕业；次子王丕谟，字禹九，北洋经济科毕业；三子王丕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俱是国家栋梁之才。
1938年4月25日清晨，日寇在邯郸县制造震惊社会百家村惨案，屠杀128人，烧毁房屋1800余间。消息传到北平，当时远居北平王绍轩王禹九兄弟闻讯义愤填膺，并在北平率先组织为蒙难同乡募捐粮款衣被，并火速运送邯郸。在百家村开仓放饭近两个月，他们慷慨解囊帮乡亲解燃眉之急，助乡亲之危难善举被传颂。
王铭鼎故居在邯郸东门里，建于1918年，分东院和西院。1937年10月，日寇占领邯郸，东院被日伪霸占作“新民会”多年。1945年8月曾做过几个月国民党“三青团部”。解放后曾做“邯郸行署”和“邯郸行署招待所”。2011年3月31日，邯郸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之一。保存较为完整，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具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场所。王铭鼎是邯郸近代实业家，不但是首富，而且还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首善典范！ （图片由李发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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