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原昆明军区顾问（副大军区职待遇）。

崔建功是河北省魏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分区司令员、副旅长、旅长、旅政委、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52年，他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

崔建功同志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崔建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9月10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二、人物简介

1915--2004。河北省魏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他指挥15军45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三、参军经历

从俘虏到将军，还三易其名。儿时名叫小四，16岁结婚时有了第一个名字：崔日发。1934年秋，他出外谋生，路上与东北骑兵师三个逃兵结伴到汉口找工作未果，正遇上东北109师招兵，入伍国民党部队。

1935年，109师在西北直罗镇一战中被红军全歼。崔日发当了俘虏，随后改造成红军一员。红十五军团破坏部部长唐天际送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与《大众哲学》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此后，爱学习、肯钻研、能攻善守的崔日发在枪林弹雨中成熟起来。

1938年，崔日发即将赴任涉县独立团二营教导员，忽然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封建，遂改名“崔建工”，意为立志建立工农政权。此后，他逐鹿中原、渡江南下、进军西南，足迹踏遍11个省，历任敌工股长、营教导员、团政委、分区司令员、旅政委、旅长等职。1951年3月下旬，已担任师长的崔建工率领45师赴朝作战。

回忆那场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上甘岭之战，崔老面色凝重。他清晰地记得，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开战第一天，敌军共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枚重型炸弹，我两个营的兵力承受着每秒钟6发炮弹的轰击。开战4天，我军伤亡惨重。作战会议上，身为师长的他坚定地表态：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下一个班，我当班长，我牺牲了，副师长是第一代理人。

苦战数日，参谋、干事、勤杂人员，就连崔师长的警卫员等全都上了火线。经过43天激战，45师依靠坑道工事，最终守住了阵地。全师伤亡6000余人，涌现了孙占元、黄继光、牛保才、龙世昌等众多战斗英雄。

1954年3月29日，45师胜利回国。同年，崔建工被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秘书处将其名改为“崔建功”，以表彰他指挥上甘岭战役，为祖国立了功。后来，老军长秦基伟又为他题词“建功立业为人民”。

四、人物回忆

“作为共和国的一名老军人，我打过许多仗，最难忘的是上甘岭。”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前夕，85岁的崔建功将军坐在轮椅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那次举世闻名的战役。1935年参加红军的崔建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师长，离休前曾任原昆明军区参谋长。当时，他们师担负上甘岭战役主要作战任务。崔建功摊开一幅当年的军事地图向记者介绍说，上甘岭位于五圣山的南面，两侧各有个小山头，加起来只有3．7平方公里。它们互为犄角，是五圣山前沿的重要支撑点。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两个山头上。

崔建功回忆说，1952年秋，敌人经我五个战役的连续打击，伤亡惨重，进退两难，加之正值联合国大会召开和美国大选，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美国为扭转不利形势，摆脱困境，同时也为在停战谈判中向中朝军队施加压力，扬言要“让枪炮说话”，突然向我上甘岭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敌人的企图是：首先攻占我上甘岭两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改变防御态势，为尔后进攻平康以北地区创造条件。我方的决心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让敌人从“让枪炮说话”转到“让人说话” 。

1952年10月14日凌晨，敌人的“金化攻势” 开始了，这是一年来“联合国军”向我志愿军主要防线发动的一次最猛烈的进攻。数百门大炮把30万余发炮弹倾泄在我阵地上，硝烟、碎石、尘土交织成黑色雾障。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美7师、伪2师、伪9师、阿比西尼亚营、哥伦比亚营等，分6路向我上甘岭高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尽管敌人兵力比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好，但我们打得是正义战争，官兵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敌人无法比的。我志愿军官兵气贯长虹，在上甘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战士们打得非常勇敢、顽强。”崔健功点燃一支烟，思绪又回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坚守上甘岭前沿阵地的官兵，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的轮番进攻，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以步兵火器与敌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敌人30多次冲击。机枪手陈治国，在机枪工事被打坏的情况下，毅然用自己的双肩代替射击台，让副班长射击，不幸中弹牺牲。排长孙战元身负重伤，仍顽强强地用两挺机枪向敌人扫射。子弹打完了，敌人拥上阵地，孙战元紧握一颗手雷，拉开导火索，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崔建功回忆说，白天，敌人以猛烈的炮火狂轰滥炸，疯狂进攻，占领阵地；夜晚，我方组织战术反击，打敌措手不及，恢复表面阵地。连续的阵地争夺战，部队伤亡很大。军长秦基伟在电话中给我下命令：“守不住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我当即表示：“ 打剩下一个营我当营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到后来，我将师部的勤杂人员全拉上去了，连警卫员也上去了。

崔建功动情地说：“战斗中，官兵们所展示的有我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真是惊天地、泣鬼神！”部队向2号阵地攻击，遭敌地堡火力拦阻，副排长欧阳代炎冲上前去炸敌地堡。他机智勇敢地绕到敌火力点侧面，将手雷投入地堡。激战中，欧阳代炎负伤，不能行动，敌人不断向我反冲击。当他看到十几个敌人快要冲上阵地时，猛然爬起扑向敌群，拉响最后一颗手雷。苗族战士龙世昌，连续爆破了两个敌地堡。第三次爆破时，他将爆破筒塞了进地堡，敌人拼命往外推，他就用胸部顶着爆破筒将敌地堡炸毁。尤其是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连队进攻受阻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毅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

崔建功兴奋地说，7天7夜的反复争夺，我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100多人。据一位西方记者报道，“ 一个美军连长点名，在下面回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为了保存实力，上级命令我们坚守坑道斗争，消耗敌人，疲惫敌人，拖住敌人，为决定性反击争取时间。崔建功翻阅着战斗日记回忆说。坑道斗争是上甘岭作战封锁与反封锁、破坏与反破坏、围攻与反围攻的独有特点。敌人采取各种毒辣手段破坏我坑道，用炸药包炸、用喷火器烧、用铁丝网围、用土石块堵、用毒气熏，妄图切断我坑道部队与后方的联络和供应。敌人的残酷破坏和围攻，使我坚守坑道的部队每时每刻都经受着严峻考验，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当时，坑道外气温已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坑道内穿单衣还冒热汗。炮击的震动使坑道内点不着灯。坑道缺水，伤员缺医少药，硝烟、血腥、屎尿和汗臭味，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尽管如此，大家始终保持着坚定信念：阵地决不能丢失，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上甘岭坑道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渴。因为没有水，指战员们炒面和饼干咽不下去，渴极了就喝尿，或者趴在坑道壁上舔石头上的潮气。到后来，有的坑道派人出去抢水，要冒很大的伤亡，常常水没抢回来人却牺牲了。

尽管坑道的斗争极其残酷，官兵们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以各种手段袭扰迷惑敌人。有时往外丢石头，或丢罐头盒、废铁桶，造成敌人错觉，让其惊恐不安，盲目射击；有时组织以班、组兵力的小规模袭击，打敌措手不及；有时开展小部队出击，配合坑道外部队实施小型反击。某团8连原是刘、邓首长的警卫连。在反击作战中，8连歼敌500余人。转入坑道作战时，全连仅剩下21人。敌人两个连队轮番向8连的坑道围攻，全连在连长李保成的带领下，用机枪扫，用手榴弹炸，前赴后继，血战坑道口，歼敌128人。

艰苦卓著的坑道斗争，为我军大反击争得了宝贵的时间。10月底，我军开始对上甘岭实施大反击，坑道部队里应外合，连续作战，敌“金化攻势”被彻底粉碎。我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歼敌25400多人。上甘岭成为美国为首盟军的“伤心岭”，美军不得不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上甘岭）是打败了。”

崔建功深情地说：“上甘岭战役已过去快50年了，但志愿军将士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已经无愧地载入了世界战争史册，也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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