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2月，北京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我与周蝶慧女士参观了这次激动人心的大展，并记住一个名字：栗宪庭。大约是邯郸人吧，在以后的日子里，国内外各种艺术大展中，我都注意到是否有他做艺术主持与批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他的参与就表明这次展览的档次与是否具有现代性。

　　国内美评家不少，可始终关注着当代艺术并进行批评与研究的，栗先生却是唯一的，中国前卫艺术集中在国际艺坛上频频露脸，引起了国际新闻媒体注意：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BBC电视台、德国第二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台以及日本、意大利等国对中国前卫艺术和栗本人进行热情报道。

　　今年３月２７日，电话采访了这位文化名人。

　　荒：栗老师，王朔的小说，方力钧的绘画、崔健的摇滚音乐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这种文人 痞子化倾向是否该下课了呢。

　　栗：确实是有一种失落，但不是下课而是转型，当代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流行性与商业性，９３年 之后，美术界出现很多描绘庸俗文化的画面，这是一种反讽，王朔的小说都是反理想、反英雄主义的，而崔健的早期音乐还没完全放弃理想主义，还有一丝英雄主义的悲剧意识在里面。

　　荒：上海的余秋雨教授写了一本《文化苦旅》的书，实质上是文人在商业潮冲击下的一种心态，我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物”的科技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一种研究“人”的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搞纯艺术的人，您能谈您的看法吗？

　　栗：中国和西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歌星、影星也比一流的画家收入要高得多，但是你如果把艺术作为生存方式的话，也就无所谓了，艺术品与艺术市场是两个概念，在六、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成功的艺术家，由于平面转向行为和物体化，他们的作品没法买，所以依然很穷。

　　荒：传统知识分子讲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现在知识分子只剩下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再也没有了呢？知识分子是否还能承担起人类“精神牧师”的功能呢？

　　栗：传统上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当官，这明显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现在是分离，以便更好地做学问，你可以做很好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嘛，还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放弃对人的拯救与关注。

　　９３年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意义不亚于中国运动员首次入围奥运会，作为国际第二大展，他们邀请了中国唯一的评委――栗宪庭先生，这次参展，确定了他国际美术批评家的形象，他不仅仅是批评家，还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主持。他是一座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舞台对话的“桥”。

　　（栗宪庭小传：邯郸峰峰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任《美术》杂志编辑，原中国美术报编辑部主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写于1996年 邯郸广播电台直播采访，邯郸晚报刊发。（荒原）陈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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