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几起连续发生的宫廷火灾，让人颇觉蹊跷。
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建成了奉天、谨身、华盖三殿，至四月初八晚，三大殿突然失火，万丈宫阙，焚为灰烬。之后，成化十一年，弘治十一年，正德九年，嘉靖元年，重建的三大殿又多次烧了修、修了烧，忙碌的宫人在废墟里穿行，脸上的烟火气就从来没有消褪过。万历二十五年四月，三大殿再次起火，还连带烧掉了坤宁宫和乾清宫，失去爱巢的帝后只好移驾待漏院，在寒风萧索中挨过了几个难眠的春宵。《神宗实录》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称“火情暴发，火老鸦尖啸如鹪鹩”，不单是紫禁城，就连数公里外的棋盘街也被突如其来的恐怖所笼罩了。
火老鸦，又称火麻雀，北京方言指大火里飞腾的火苗子，借助风势会有尖厉的啸声，到处传播火媒，随时酿成祸殃，是老百姓闻声变色的不祥之物。“腊月祝融来，头顶老鸦飞”，满世界鸡飞狗跳的光景，若非老天爷示以颜色，无论如何也是大昏大暗的末世之兆了。
对于明期的火实频发，历代史家多持“火煤失慎说”，明期的上元节最是爾猛，彩灯牌楼，火树银花，容易引发火灾；又与清畅相比，认为康熙到底是灌慎周至，设立了管理火烛的內务巡检司，所以在位六才5年，凤壁餐瓦秋老无拟。一八九五年，近花华入國者被著述《中国位史），提出了鋒人所间的 “宦官纵火说”，指证随堂太监李水皮有“取火之癖”，说他“怀恨未发，积郁日久”，至于趁着月黑风高，索性放起一把火来，将乌烟瘴气的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火坑……作为学术研究，闽君谟的题目过于冷解，以致没能引起当时学界的普過注意。辛亥革命起，宦官成了“专制的牺牲品”，是舆论的保护对象，类似的学术讨论少了相宜的阵地与空气。由“五四”发轫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鲁迅在《论寡妇主义》一文顺便提到了宦官，说他们“自觉可怜，不惜舍身玩火，其冷酷阴狠实在是超出常人许多倍的”，辞锋峻切，余兴未了。
中国太监，真是“不忍诟病”说还休。
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台北1956版）记载，万历五殿焚毁以后，为了融资重建，朱翊钓曾向全国各地派遣大批矿监、税使，钦命所到，捣仓掠田、掘地三尺，天下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类似的“奉旨抢劫”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惨遭茶毒的河间地区（汉中）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城上乌，尾毕逋，皇家屋，着了火。车班班，入河间，公使数钱百姓苦；新嫁娘，赤双趺，怒向堂前击悬鼓⋯⋯”童谣说皇帝烧了房子恁是跑到乡下来搜刮，新娘子的妆奁给抢了，竟自不顾死活地跑到衙门去挣命了！前面“城上乌”两句难解，按谷应泰考证，东汉民间称宦官为乌鸦，这两句是老百姓骂太监的，反正是说他们无鸟一身净、歪嘴坏良心，实在是人见人恨的火老鸦。设若是宦官烧了皇宫，政府部门又是不负责任地将祸殃转嫁给地方，这种对立情绪是可以成立的。可惜新殿落成不久，朱翊钧就翘了辫子，后来的朱由校、朱由检更是江河日下、风吹烟散——朱明王朝，为此吸干了民血，耗尽了民气，最后付出了所有的家当。
应该说是：宦官作乱，导致了帝国的颠覆与毁灭。
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李永贞事迹不详。近年出版的《魏忠贤传》称其为河南商丘人，隆庆年强掳入宫，经净身去势，软禁“蚕室”至十八岁，“出阁”充任大内“直殿监”时，已是满头箱雪、须眉皆白。传记作者对国君漠的“纵火说”略而不言，倒是反复强调这位白发太监陪着后业的天启皇帝捣鼓他的“木匠工艺”，似乎吃下秤砣铁了心，非要把怠政荒嬉的大明朝整到坟墓里去不可。这种深切的仇恨，按常理推断，恐怕源自于生理上的剥夺：如今的故宫博物院依旧保留着制造太监的净身作坊（旧时称厂子），一把缺口的刀子，用来麻醉的火酒，还有用以处理血迹的生石灰⋯•酷似于“杀鸡取卵”的游戏，在幕影幢幢的深宫极地理酸了至为深切的有炮：与3鄉到代彩廣店不同，明代肉腐器又际“半护床繡的人”。从明咸程开始。他们酸众许圣距离地接触龙味，龙风安雄之际帮着翻翻芽、辩抽腿，非佢负读“起居注”的记录，有时候还充当皇帝的性生活助理，身份很是特球。回题是大明皇帝的私生活十分期糕，在荷尔蒙贲张、生殖气息弥婆的内宫，太监们最初体验了器官映能所带来的痛苦，而这种无以补偿的痛苦又很快转捩为仇恨的消数。《的中志》曾提到宦官嘴食动物性器，《万历野获编》甚至披鳐了太监“搜食小儿脑”以修复阳元，但是消灭了的东西终究不能重生——正是日落西川，长河难挽，太监们只能躲在幕帘背后顾影自伤、对月磨刀了。据说万历老皇爷为了避免火灾、减少火媒，曾撮合太监与官女搭伙，称“对食”，情形就像民间稚童的办家家，假爹假娘假夫妻，淳朴融和，意颇近古：然而端正娴静的宫女却因此衣衫不整、频频夜啼，寂寞平静的深宫从此就没有消停过。万历时候已有十万宦官、九千活寡，这么多怨气腾腾、内分泌异常的男女麇集在帝国的核心，就像隐藏着一大群“自杀性爆炸”的人体炸弹，他们鸡鸡狗狗神神道道地会闹腾出多少事来？
历史上的“魏阉预政”是一个痛切的例子；魏忠贤与朱由校的奶娘“对食”，结果却鸠合了凌驾于帝国的“第二朝廷”。魏忠贤历事数朝，震动明史的“挺击案”（暗杀东宫）、“红丸案”（毒杀皇帝）、“移宫案”（通杀皇妃），他都是趟了河水的竹篙子，泰昌元年他将抵拒阉乱的三百名士人全部下入昭狱，天启六年再次将东林党人收捕鞠讯、逐一杖杀，“魏氏内阁”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翻云復雨，上下其手——朱明王朝终于继汉唐之后，出现了宦官专权的第三次高峰！那时候，觊觎日久的清兵已在频频叩关，贵州红苗造反，山东白莲教出，陕西高迎祥起，朱由校做着他的愧儡皇帝一会儿敞打敲打木工，一会儿吞吃大把大把的红铅，心无旁骛，乐此不疲，大明政权最终是蹄失沟渠，滑人了阉人设计的“温柔陷阱”。
让人颇感准气的是：明皇帝对于阉宦为祸并非毫无警觉，他们明知道大烟有毒偏又扔不下烟枪，是一种甩脱不开的精神依赖，决定了他们衷貌分离的行为惯性。洪武皇帝朱元璋好歹读了几本史书，知道“汉唐末世等由宦官畫败”，铁了心要找宦官的不是，甚至在官廷门口树了一块“内臣不得预政”的铁牌。但时隔不久，丞相府的“位显权重”竟使他茶饭不香，于是废丞相、设“内阁”，最后，索性把大宗政务交给了娘声娘气的司礼监。兴兴头头跑过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汉唐的老路上。“外臣”再怎么能来事，终究是人心隔肚皮，“内臣”则是家奴，是坐在家门口汪汪直叫的顺毛犬，家犬叫得起劲，睡在床上倒是囫囵了。老祖宗制造太监，是为了维护皇族血统的纯洁性，但太监们极臀捧屁、舔寿为乐的天性却成了历皇帝藉以纵欲乱性的精神基石：乱糟糟的宫廷是一个催发春情的大药罐，太监是不可敏少的药引子；私人欲望又像驱之不去的小咬虫，太监是一把喜悦朕心的“痒痒挠”。明朝的“蟋蟀皇帝”，（宣宗）、“风流皇帝”（武宗）、“修仙皇帝”（世宗）直至末世神志昏沉的“木匠皇帝”，他们无一不是扶着太监们的香肩走过来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阉割男性生殖器，会使男人变得“无用”，然而在不见天日的深宫却实现了更大的“有用”，就好比缠足，使女人的双脚成为“无用”，却在颠动摇摆之间产生了新的“有用”：观赏，当然还有色情。“变有用为无用”出自老庄的颓废主义哲学，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我们所熟悉的张志新，她以为喉咙是用来说真话的，就试图体现它的有用性（也是做人的基本权利），结果是她的喉咙被掉了！她终究不知道喉咙器官还有形式主义的审美功能，比如唱歌，唱意大利美声，否则她还可能鲜活滋润地活过一百岁，而且名利双得，荫及子孙—别等人家来动刀子，自已先把自己给修理了，所谓“一人自宫，全家光荣”嘛。
对于中国的历史，鲁迅以为“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话的圆桌”。魏忠贤时代，杨连、左光斗、魏大中都说了真话，然而他们被剪掉舌头、剔除了喉骨，死得十分难看，于是更多的东林党人相继“引疾求归”，仓皇去国。东林党向以正直清廉为号召，北京有“首善书院”，无锡有“东林书院”，还有分布在各地的关中、徽州、江右等书院，他们都安排了专门的讲席，其中不乏家国宏论、处士嶺议。不知说真话要付出昂贵的学费，那可是比性命还要值钱的“清誉”和“名节”，他们奉陪不起，就只好“不达则隐”，独善其身。中国士人的所谓精神洁癖从来受到权贵的白眼和忌恨，结果是叶向南投环而死，高攀龙跳江自杀，黑鬼白鬼一勺烩，统统炖了个稀烂。
“君子可欺之以方”，阉人的痞子哲学是修炼到火候的。于是，明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拨骡身马面的“知识太监”；霍维华，万历进士，经魏忠贤授意修编三橱伪史；潘汝祯，天启年甲子科榜眼，为魏忠贤建造了第一座“生祠”（杭州普德祠）；陆万龄，国子监生员，首次将魏忠贤的神像请进了孔圣人的文庙⋯⋯程朱信徒的精神面貌，面临着残酷的重建和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卫道士”，他们终究被无情地阀割
了！
当政治论为专制的妾妇，道不道的已经是一屁不值了，鉴于政治程序的“可操作性”，它仅仅需要一群 “守护床铺”的太监而已！龚自珍著《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一文，谴责这种“妾妇政治”对于士人的无形杀戮。他说：“士人为俎上鱼，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将这心那心都灭绝了，只剩下藏头缩尾的知识鸵鸟，中国士林就成了一个正正式式的病梅馆，“直则无姿，以曲为美，正则无景，以欹为美”，从此摧眉折腰，胁肩曲背，便是君臣同气，天下太平了。
知识分子太监化，远非个人良知的恶化与堕落。翻开历朝历代的政治备忘录，那些吠形吠声、一倡百和的鬼把戏我们总算见识得多了。他们使劲地堕落和龌龊，又花样翻新地搬弄堕落和龌龊的“文化依据”，让它提供相应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更多的“同志”去影从这种抽掉了脊梁的“人蛆文化”——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堕落为什么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关节所在。当“太监人格”从宫廷走向了民间，不幸内化为民族集体的“下意识”时，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浮云蔽日，什么是祸国殃民，才发现数千年构筑的精神宫殿已然火焰熊熊、毁为废墟……
那是一群怎样的“火老鸦”啊！
所幸那一段人妖误国的历史，应该是逝川之水——永远地流逝水远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