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
一个社会的开放度，可以从女子的服装体现出来。人们常说唐代社会开放，一个依据就是唐代女性穿着华丽、性感；又有人以为宋代社会趋于保守，女子衣着单调，裹得严严实实。但只要看宋人自己的描述，就会知道这样的看法其实是不合实际的成见。
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记述：“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宋朝女子很起时髦。男子也是如此，《梦粱录》说，“自淳祐（1241—1252）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从来人的画作中，也可以发现宋女性的服装并不保守，南宋《茗园赌市图》画了一个正在旁观斗茶的市井妇女，穿着抹胸，微鲜乳沟，外罩一件褙子，也没有裹脚，看起来很健康、性感、开放。再看梁惜《蚕织图卷》里面的家庭妇女，也是内穿抹胸，外套褙子，乳沟显露。据学者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的考证，一件环胸外加对襟褙子，是来韌女子的话见服饰，“内衣外穿，袒露颈、胸，实在是有来一代的平风气，虽然其裸酵程度较之前代有所收敛”。
历代王朝对庶民的服饰都有限制，庶民着什么服装、用什么额色，都有规定，不可僭越，如从唐代开始，严禁民间穿黄颜色，唐“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臣下一切不得用黄矣。”宋承唐制，也禁民间着黄色，但禁令远比其他王朝宽松，“国朝之令，非妇女、小儿不许衣纯红黄”。换言之，女子与儿童着任何服饰都是不犯忌的，男子也只是禁着“纯红黄”，至于淡黄、偏黄色衣服，是可以穿着的。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提到秦桧的儿子秦僖就喜欢着黄衫：“小相僖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僖未谕，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僖固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虽然着黄葛衫有“以色之逼上”的嫌疑，但这只是因为秦桧是权相，不欲节外生校引人猜疑，对于一般士庶而言，“葛黄乃贵贱所通用”。
宋初，朝廷也曾禁止庶民着紫色，因为紫色乃权贵专用的富贵之色。然而，宋朝的市民偏以紫色为时尚，到了来太宗朝，皇帝只好“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权力管制对市民时尚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服饰管制、服饰等级不断被市民社会突破，“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成为了来代服装文化的一大特点，甚至出现“罗穀、绮绕、织文、締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的情陀。有一些士大夫对此感到不满，上书皇帝：“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但朝廷的管制似乎也有心无力。这其实恰恰显示了宋代社会管控的松懈、国家权力对市民生活的退让。
【鲜花】
陆游诗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没有另一个 代的市民比宋人更加热爱鲜花了。宋畅流行“簪花”的时尚，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男女皆然。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六月时节，茉莉初出，“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可谓爱美至极。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其实“好花”不仅是“洛阳之俗”，宋人都爱在家中插花，以增生活情趣。
《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有女颇美姿容，尝闻市外卖花声，出户视之，花鲜妍艳丽，非常时所见者比，乃多与，直悉买之，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
因为喜爱插花，宋人总结出了许多插花的技术经验，温革的《琐碎录》说：“牡丹、芍药摘下，烧其柄，先置瓶中，后人水，夜以水酒地，铺芦席，又用水洒之，铺花于其上，次日再人瓶，如此可留数日。”宋人还发明了出神入化的嫁接技术：“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则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则色类料丽冬化：又下李上接梅，则香似梅而你花。搜達的于被食中器年，植之则花碧，用扼子水潢之则花赏。元祐中，微县民叙池中生：莲数朵，通用此术。”一些嫁接技术高超的接花工成为抢手货，-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嫁接种叫作“姚黄”的牡丹品种，需付费五贯，先立好合约，等到春天花开出来再付款。
也因为民间有爱花的时尚，朱朝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鲜花消费市场。《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汴梁的春天，“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
《梦粱录》说，南宋临安“四时有扑戴朵花，春扑戴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更有‘罗帛脱蜡像生’（用丝绸做成的假花）、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扑卖，一种赌博形式，顾客赢则得物，输则失钱）”。
三月暮春，正是鲜花盛开时节，临安的鲜花生意更是热闹：“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酴、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
五月端午节，更是家家户户皆插鲜花，《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化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以致《西湖老人繁胜录》的作者认为，花农“一早卖一万货花钱不密。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在，便可见也”。
市民落欢买束鲜花插于家中水瓶，以警建生活情趣，跟今日城市小资的生活时尚何其相似？这不正是来每人极为讲求生活品质的体现么？
【美食】
“一日三餐”对今人而言，是寻常事，但在唐来之前，平民多吃不起三餐，所以那时实行的是二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当然宫延是有三餐乃至四餐的。一日三餐在宋代才普遍起来（但也有部分人家只吃二餐），这只有在农业产量大为提高、食物变得丰富并且有了夜生活之后，才可以实现的。
吃饱之后，人们便会追求吃得精致。宋人对于饮食是非常讲究的。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敏”，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寻常的饮食摊子，也很注意干净、卫生，汴京中，“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临安也是如此，“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扭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梦粱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 素以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有一个长长的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抄也地不过来。仅面食就有醃生教羊面、桐皮面、盐煎面、鸡丝面、插肉面、三鲜面、胡蝶画、笋拨肉面、子料浇虾臊面……便头炎有羊肉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糖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烧饼类有干层饼、月饼、炙焦金花餅、乳饼、菜饼、胡饼、牡丹饼、芙蓉饼、熟肉饼、菊花餅、梅花饼、糖饼……糕点则有糖糕、花糕、蜜糕、糍糕、蜂糖糕、雪糕、彩糕、栗糕、麦糕、豆糕、小甑糕蒸、重阳糕……——今日的五星级大饭店，菜谱上的名目也未必有那么丰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开封与杭州，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我们现在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与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熘、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给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也跟今人厨房内的调味品差不多。
“脍”和“鲔”是最具宋朝特色的两类美食。脍，即生鱼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野鱼可脍菰可烹”，脍在来代非常流行，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鲔，则是通过腌遗与微生物发酵使食材产生特别风味的宋期美食，鲜鱼、虾蟹、鸡鸭、雀鸟、���掌，都可腌制成鲔。将食材洗净，拭干，注意不可留有水遗，用盐、糖、酱油、椒、姜葱丝等制成调料，然后将食材装人坛内，装一层食材，铺一层调料。装实，益好。候坛中腌出卤水，倒摔卤水，加入米酒，密封贮藏。这时候便可以耐心等待做生物与时间的合作，在黑暗中静静地酝酿出鲔的美味了。
难怪美国汉学家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中国伟大的烹调法也产生于宋。唐食物很简朴，但到宋朝晚期，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精致烹调法已被充分确证。地方乡绅的兴起推动了食物的考究：宫廷御宴奢华如故，但却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饮食富有创意。”1998年，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出一千年来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一百件大事，朱朝的饭馆与小吃入选第五十六位。
【住房】
《清明上河图》画了许多民居，城外农村的民房很简朴，瓦房与茅屋相间；城郊则尽是瓦房；进入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较考究了，或庭院深深，或小楼耸立，多窗明几净。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宋人居住条件的城乡差别，农民住得差些，市民住得好些。总的来说，在城市，宋朝的砖瓦建筑比例应该是超过前代的。
有一位叫成寻的日本僧人，北宋熙宁年间来到中国旅游，他看到，从钱塘江到杭州的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河左右家皆瓦聋无隙，并造庄严”。杭州城内更是高楼林立了（三至五层高的多层建筑在宋代大都市已很常见了），《梦梁录》说：“临交城部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软连桥，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有钱人家对住宅非常讲究，明人笔记《救园杂记》说。“江南百钱氏以来，及米元盛时，习尚繁华，商货之家，于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近在栏检间，名楼子牡丹。”
但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许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米初年，甚至连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 率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饮，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朱燕也说：“且如祖宗 ，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南朱的临安居民，也多租房，“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
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宋人认为，“僦屋出钱，号日‘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意思是说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政府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在都城与各州设“楼店务”，负责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赁市场这块大蛋糕。
那么宋代的房租高不高呢？这得看城市、地段、房子大小。
《梦粱录》说临安的“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不过没有提供具体的数目。另据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在北宋京师，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约每月数贯到数十贯。其他城市的房租则便宜得多，如濮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间每日租金为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日只需三五文钱。当时一名城市底层人的日收人，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
宋政府对房屋租赁业有一条规定：“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嵇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租）。”即法律要求从租赁关系确立之后的第六日开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因为租房者需要儿天时间用于搬家、清洁打扫之类。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照顾了租客的利益。
宋代也有“廉租房”。有人认为“楼店务”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其实不是，因为租金并不低。不过在南宋临安，政府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又如北宋仁宗年间，蔡襄知泉州，想在万安渡修建一座大桥，方便民众往来，蔡襄先在“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这几百间房子就有“廉租房”性质，低价租给当地的民众居住，其租金收人则用来修桥。
【家政服务】
如果你生活在宋朝的城市，要请家政服务是非常方便的，找中介机构就行了，《东京梦华录》说，“凡雇觅人力（男佣）、干当人（杂役）、酒食作匠（厨师）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女佣）即有引至牙人。”这里的“行老”、“牙人”，有点像现在的家政中介公司，你想雇请佣人、保姆、工匠什么的，尽管找“行老”、“牙人”介绍。
南宋的家政中介服务可能更加周到，按照《梦粱录》的记述，如要雇请“大夫、书表、司厅子、虞侯、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豚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俱各有行老引领”；“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这些“行老”、“官私牙嫂”还结成一个担保网络，倘若有受雇的佣人逃跑、偷盗东西，则有“原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
宋人不仅雇请佣人很便利，如果家里要办喜事，比如婚嫁，从花轿、盲饰、衣服、被卧、布囊、酒器，到随从的衫帽、衣物及一切杂物，“俱可赁，不须借措”，“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余力”。俨然已有了“婚庆服务公司”。
如果婚嫁喜事要大摆宴席，你也完全不必费心、操劳——不用到酒楼，也不用自己措办，交给专业的“婚宴服务公司”承包就可以了。朱 市场上有“四司六局”，就是“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的机构，“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请之，皆可办也”；“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
按《都城纪胜》的介绍，“四司六局”为帐设司（专掌桌帏、搭席、屏风等事）、厨司（专掌烹饪等事）、茶酒司（专掌茶酒、迎送等事）、台盘司（专掌出食、接盏等事）、果子局（专掌时果等事）、蜜煎局（专掌糖蜜花果）、菜蔬局（专掌购置菜蔬等事）、油烛局（专掌灯火照耀、烧炭取暖等事）、香药局（专掌香料及醒酒汤药之类）、排办局（专掌挂画、插花、扫酒、拭抹之事）。服务项目够齐全吧？
这还不够。“四司六局”还会提供“合用金银器具”，并且承办“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连婚礼主持人都有了。一场婚宴办下来，有礼有节，有条有理，气派大方，“厅馆整肃”。现在的宴庆服务公司与之相比，也要自叹不如吧？
【旅游】
宋人热爱旅游。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个待育，寻常百姓也有出游的兴致。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花开之时，“士庶竞为游逝”，“都人仕女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干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我们注意到，出游的人中并不乏女性。北宋邵伯温说，“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欧阳修有首诗写道：“看花游女不知丑，古装野态争花红”，描绘的正是花开时节，少女们游乐的情趣。
甚至穷人也热衷于游玩。《梦粱录》记载，南宋时，临安“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据说现在“贷款旅游”是时尚新潮，殊不知南宋的临安人早就这么玩了。
北宋京城最大、最繁华的园林“金明池”与“琼林苑”虽然是皇家林苑，但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都会对外开放，“许士庶游行”，“其在京官司（即政府部门），不妨公事，任便宴游”；一部分宫殿也“不禁游人”。换言之，每年有一个月多的时同，这两处皇家园林便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任何大宋国的民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游玩。因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目矣”。南宋皇室在杭州西湖上修建了多所御园，“湖上御园，南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北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这些御园也纵民浏览，“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肪，旁舞如织”。因而，这部分皇家林苑显然又具有公园的性质与功能。
宋代许多富贵人家拥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外开放、任人游览的。北宋范仲淹在杭州时，有退隐之意，子孙便鼓动他回洛阳老家修建园林，好生养老。范伸淹说：“西都士大大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意思是说洛阳的私家园林多的是，我想游就游，何必另造？韩琦在相州修建了一座园林，也是开放给外人游赏，“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可见来代的私家园林是不禁止外人游玩的。这些私家园林也不收取门票，不过游客通常会给看管园林的园丁一点小贵，叫作“茶汤钱”，大概园丁还提供茶水。
因为旅游业的兴起，宋代还出现了职业导游。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当时叫作“闲人”，“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他们“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陪富家子弟“游宴执役”、替他们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乞觅赡家财”，工作性质有些接近今日的导游。前面提到的那种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肪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
【交通工具】
有人统计过，《清明上河图》画了 46头驴和骡子，马只有20匹。这是宋代的真实情况，驴确实比马多。不过在京城开封，马与马车还是很常见的出行代步工具。我们今日出个门，通常站在街边手一招，一辆出租车就停下来了，朱人出行，也可以租马。套用今日“出租车”的说法，不妨将这种用于出租的马称为“出租马”。
《东京梦华录》说：“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说的就是开封的市民出个门，习惯租马代步。想来在宋代城市中，出租脚力的服务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租匹马还是挺方便的。即使是夜晚二更时分，市间也有马租。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也说：“京师人多赁马出人。驭者先许其直，必问目：‘一去耶？却来耶？’荷乘以往来，则其价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这条记录证明了来代租马相当普遍。另外也透露了一个信息：你要租马，“驭者”（相当于出租车司机）会先跟你谈好价格：“是单程呢？还是包回程？”包来回的话则收双倍价钱。不妨来设想一个场景：你是宋朝人，想到白矾楼喝酒，站在街边一招手，“出租马”就过来了，问：“先生，你去哪？”“到白矾楼，几多钱？”“包来回吗？”“去就行。”
那么租一匹马需要多少钱呢？成寻和尚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说：“今日借马九匹，与钱一贯五百文了。”算下来，租一四马一天大约要160文。跟《东京梦华录》“不过百钱”的记录是相符的。如果按里程计算也行，每里路大概三四文。
租驴也很常见。朱补的《创雪赋》说：“予见京都僅人，全触驴自给。” 宋人王得臣的《魔史》也说：“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吗也。”原先租驴的人多，不过求神宗熙宁年间之后，租马的人多起来了。在宋代，驴的数量比马多，驴价也比马价便宜，想来租驴的收费应该比租马更低廉一些。
有意思的是，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欢乘坐轿子，《朱子语类》记载说：“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王安石）、伊川（程颐）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北宋士人之所以不愿意用轿，是因为他们认为，轿子“以人代畜”，乃是对人的尊严的悔辱。他们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可见宋人的价值观，极富人道主义精神。
后来宋室南渡，乘轿之风才渐渐盛行开来，原因可能是南宋的马匹更少了。当然北宋时寻常人家也有用轿子的，通常是出于婚嫁之需要，《东京梦华录》说：“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檐子即轿子。这些花轿也可以租赁，“自有假赁所在”。
【客邸】
如果你生活在宋朝，要外出经商、旅游、赶考，不用太担心露宿街头或野外，因为宋代的旅店业也很发达，“州府县镇，驿舍亭铺相望于道，以待宾客”。旅店，宋人又称邸店、客邸，有一句来诗说，“邸店如云屯”，便是形容旅店之盛况的。即使在郊外乡村，也出现了邸店，宋画《山店风帘图》描绘的就是一处乡下旅店，位于山道旁边，有三间大房屋，一根长竿将风帘（旅店的招牌）高高挑起，迎风招展，店门口还有住店旅客带来的牲口与货物，山道上过往的商客、货车络绎不绝。宋人的乡村旅店并非个别，而是很常见，宋人周必大有一次回乡，路过衢州礼贤镇，就见“途中邸店颇多”。由此也可以想见宋代旅游业的兴旺与人口流动的频繁。
繁华的京城更是客店如云了。《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的“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以东向南日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周密《武林旧事》说，临安的“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这些客邸，有些是官营的，有的是民营的。《清明上河图》也画了几家邸店，如“孙羊正店”的斜对面，树着一个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久住”是宋时旅店业的常用语，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叫“王员外”的富户开设的。
宋代的“题壁诗”特别兴盛，旅店的墙壁上也多“题壁诗”，有些驿站还设有“诗板”，专供旅人题诗。大概旅途寂寞，需要借诗谴怀。宋人周辉在一次旅行的途中，即以观看旅店“题壁诗”为乐：“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驰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朋姓字，写途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那时候的诗壁，大概就类似于网络时代的BBS吧，那些“题壁诗”就是网络上的帖子，有人题诗，还有人和诗，就如“跟帖”。周辉曾在一家旅店墙壁上读到一首署名为“女郎张惠卿”的诗：“通递投前店，飕飕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回程时，发现“和已满壁”，“跟帖”非常多。
人在旅途，往往孤单无援。为保护旅客安全，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报耆壮，唤就近医人看理，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昇病人于店中安泊，亦须如法照顾，不管失所，候较损日，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医人等。”意思是说，宋政府规定，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耆壮”（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并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抬至旅店，旅店也不得拒绝，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报告官府。等病人病情稍轻时，店家便可以同“耆壮”一同到县衙结算，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饮食费等。
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