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为什么姓“夏”不姓“夷”？

文/刘 刚、李冬君

中国考古学一直在寻找能够代表夏朝的夏墟，就像殷墟能够代表商朝那样，找来找去，还是找到二里头文化来了。

因为受了王朝史观的影响，以为夏就是一个像商和周那样的王朝，其实，夏还在通往王朝之路上，要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由于汤革命，王朝才被一锤定音。

总之，夏还不属于一代王朝，还是个王朝进行时，而非王朝完成时，那进行时所呈现的，便是个“夷夏东西”的样子，而其所趋的路径及目标，则改“夷”为“华”，因此，我们认为的“夏”，原来就是个从“夷夏”到“华夏”所开的“花”——华，尚未结成王朝中国的果。

黑陶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具有良渚文化风格

我们认为，其实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但二里头文化不光有“夏”，还有“夷”，是个东西方文明对冲的大格局，不是用区区一个“夏墟”就能概括得了的。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夏墟”，也可以说是“夷墟”，只是因为考古人也受了史官文化的影响，文化以“夏”不以“夷”，二里头文化就跟着王朝姓“夏”。

王朝修史，尚有南北朝的体例，而“夷夏东西”却有“夏”无“夷”。王朝姓“夏”不姓“夷”，可在文化中国里，“夷”出自本土，当为主体，龙山文化就来自“夷”。“戎禹”和“夷益”，“夏启”和“夷羿”，前赴后继，开辟了“夷夏东西”大格局。

国家是文明的最高形式，那些拥有国家观念的人，都爱这么说。相比之下，夏人比夷人，更重视国家，他们从西边来，不光带来了青铜文化，还带来了“国家”。

他们从山到海，以山为经，以河为纬，河流连山通海，流域形成“国家”。《山海经》里的“国家”，尚处于前“国家”的自发形态，考究起来，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古国，相当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还有一类是方国，是以地缘为聚落的氏族共同体，而正在形成的“华夏国家”，则从“合众国为一国”的文化中国，走向了王朝中国。

尧时，那位夷羿，曾经弯弓射日。本来，天上有十个太阳，应该轮流出场，就像合众国里的王，应该轮流执政一样。当十个太阳一起上，天地就成了烤箱，万物就要遭殃，当十个王都来争夺主权，就会天下大乱。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文化里，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实已预告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王朝中国来临。

可夷人未有王权“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天下。所以，当王权“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他们的统一性还停留在文化中国上。夏，就是“国家”，夏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是“国家”制度里有身份的“国民”。而夷人却落伍了！从“国家”观念隐退，在“国家”制度里让位。

最早的网格纹铜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后来，后羿代夏，也没有掌握“国家”，反而与“国家”疏离，不仅对王朝中国无所适从，连文化中国也失落了。夷为持弓之人，理应善射，而羿就是他们的代表。羿能射日，可见其矢，或为神矢。《说文》曰“羿”为鸟，特指鸟之两翼，扶摇直上，势若垂天之云，有如《庄子·逍遥游》所谓“鹏”也。也有人说，羿就是太阳神，他那神矢，就是太阳放射的光芒。总之，太阳之中，本有神鸟，《山海经》里，称“三足乌”，河姆渡遗址中，可见二鸟衔日图式，或曰为双凤朝阳。在良渚和龙山文化中，鸟天听天视，传达天命，也是代表天的天使，它们可以说是羿的原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当然也根源于此。

夷夏相争中，羿的悲剧，宣告了“有祀无戎”的“玉帛古国”时代结束，使得自陶寺文化以来打着尧、舜旗号的文明共同体亦即文化中国的原型——“文邑”解体。一个追求王权的世袭制的王朝中国从二里头文化中冒头了，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直至汤伐桀，才以革命了结。

革命，使夷夏转变为华夏，夷转为华，戎转为夏，华代表文化，表现为文化中国，夏代表国家，王朝中国的正统地位终于被文化保守主义的夷人认同，从此得以确立。但是，即便如此，国家也不是最高存在，没有被绝对化，它还要受制于代表天命的“华”，而“华”，也就是那个以“汤武革命”为标志的天下。夷夏变华夏，夷人的文化理想，转化为天下观，夷人的文明样式，转化为礼乐制度，夏则拥有了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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