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见到英国议会政治后，曾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见识与思想远超时代之上，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

对于洋务派来说，他又似乎太过超前。虽然恭亲王、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但他却说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甚至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也不得要领，之所以不痛斥林则徐，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

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在他去世之后，虽有李鸿章等人为他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但他对自己却有坚定且清晰的认知，在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他就是1876年担任清政府第一任驻英、驻法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1856年初，他奉曾国藩之命去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并第一次与洋人打了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并由此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史称“马嘉理事件”。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派遣至英国，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

在英国的两年里，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

郭嵩焘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他诸多“先知先觉”的观点，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不认为列强是为了占领中国，说“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并说如果我们“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

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

面对时代的昏沉，他既是悲观的，又是乐观的。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

他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

以上对郭嵩焘一生及其思想的简短回顾，均来自中南大学孟泽教授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台湾历史学者王荣祖称郭嵩焘“众醉而斯人独醒”，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剧。

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变革史与思想变革史。如今，我们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道路上，溯源历史，找到变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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