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海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是长时段、多维度、深层次的。粟特人的华夏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细节与宏观轨迹。

粟特人原本生活在古代中亚地区，以“善商贾”著称，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承担者。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粟特人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地区，不断从中华文明中汲取养分，逐步建立起华夏认同。唐宋之际，入华粟特人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进程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和开放包容的民族胸怀。

初步融入中华民族

公元4世纪以来，随着丝绸之路兴盛，粟特与中原地区的直接交流越发密切。频繁的贸易往来，使粟特人逐渐接触到中华文化，中原王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以及积极开放的民族观，促使粟特人逐渐开始向中原地区持续移民。入华粟特人广泛活跃于丝路贸易、王朝政治等领域，努力融入华夏社会。

据敦煌出土粟特语信札可知，西晋永嘉之乱前后，粟特人已在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聚居，成为沟通中亚撒马尔罕至中原洛阳商贸文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出三藏记集》记载了高僧竺法护所译《光赞经》自凉州传至襄阳的过程，首先通过粟特“互市人”的护送，由凉州辗转送至长安。到达长安后，再由长安的僧侣负责中转，雇人将经书送至襄阳。北朝时期，粟特人开始大规模向中原地区内迁，其活跃商贸文化交流的积极影响也延伸至中原腹地。如《北齐书·皇后传》记载，北周武帝太后去世时，北齐任命粟特人康买为吊使，同时“遣商胡赍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

随着粟特移民不断内迁，各种充满粟特风格的物品也随之流入中原地区，受到各阶层追捧，为粟特移民融入华夏社会创造了友好的环境。图为西安出土的具有典型粟特风格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视觉中国/供图

除商贸活动外，随着民族融合加深，粟特移民还积极参与中原王朝政治，进一步加速了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往往担任宗教、军事职务。北周《康业墓志》记载：“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大天主”一职与祆教有关。《康元敬墓志》记载：“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康元敬家族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入邺，其祖所任为武职，其父任萨宝（保），即粟特移民聚落的政教首领。北朝时期，萨宝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官僚体制。隋唐之际，军功成为粟特人仕进的主要途径，原州粟特人史射勿一生戎马倥偬，是隋炀帝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史射勿墓于20世纪80年代在宁夏固原被发现，其墓志书写、墓葬形制及墓葬壁画等各方面，均清晰展现出史射勿家族对于华夏文化的强烈认同。凉州安修仁兄弟因执李轨归降而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其家族在唐王朝世代为官。此外，许多入华粟特人担任宫廷宿卫等职务，该仕宦模式在隋唐时期一直延续。政治地位的上升进一步加速了粟特人的华夏化进程。

华夏认同逐步加深

如果说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粟特人融入中华民族的两大途径，那么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吸收，则是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终标志。祖先和宗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发展演变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认祖归宗、落叶归根、民族血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词汇，仍是我们民族史、文化史叙事频繁讨论和使用的关键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祖先和宗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及其历史影响各有不同，但姓氏、族望始终是体现这一意识传承发展的主要形式。入华粟特人改换华夏姓氏、拟构中原郡望的过程，很好展现了其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汉代以来，入华西域胡人多以国为姓。《梁书·康绚传》记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粟特人延续了这一传统，康、安、曹、石、米、何等粟特姓氏被统称为昭武九姓，史载康国王“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在使用汉式姓氏的同时，入华粟特人也兼用胡名与汉名。《康业墓志》记载康业字元基，三子分别名汳休延、槃陁、货主，汳休延、槃陁应为粟特语音译，货主亦具有粟特文化特征。可以推测康业本人也应有粟特姓名，墓志使用的名字则是其根据中原习俗所取。前述隋炀帝集团的原州粟特人史射勿，其两位曾孙分别取名“孝忠”、“孝义”，从姓名上就体现了这一粟特家族对儒家价值观、道德观的认同。唐宋之际的敦煌文书中，大量粟特人名已明显与汉式人名趋同。根据敦煌文献、图像等史料，也可发现五代宋初的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虽为粟特后裔，但在相貌、文化等方面与华夏民众几乎没有差异。

中古士族郡望兼具标榜门第和标明家族原籍的功能。入华粟特人也吸收、模仿这一形式，将其入华后较早的定居地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作为郡望。粟特人碑志中郡望、葬地等内容，反映了粟特人入华的迁徙过程，即由西域、河西走廊逐步迁徙至长安、洛阳等地，并长期定居。《安令节墓志》称其家族“先武威姑臧人”，“今为豳州宜禄人也”。武威姑臧为安令节祖先居住地，而安令节应已迁居于关中的豳州、长安一带，故卒后葬于长安。《安万通墓志》称志主为“雍州长安人”，《安静墓志》称志主为“河南洛阳人”，反映了粟特人定居长安、洛阳的情形。

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在逐步认同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仍然保留着一些粟特文化特征。这一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混合了中原葬制和粟特传统。图为北周安伽墓中的围屏石榻复原图（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一）

为凸显华夏身份，久居中原的粟特人常以中原居处作为自己家族的郡望，《安威墓志》载其祖“以忠贞奉国，耻居关外，随运升降，世处都邑，今为魏郡临漳人也”，反映了安威家族以现居地“魏郡临漳”为郡望的愿望。志文又载朝廷诏赠安威“武威太守”，说明其家族原来的郡望是河西武威，与其中亚祖居已没有关系。中晚唐时期，河北地区的粟特人往往会选择相同姓氏的中原郡望作为本族郡望，如《何弘敬墓志》中，作为粟特移民后代的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声称出身于魏晋名门——庐江何氏，故以庐江为自己的郡望。另一位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在为其父所立《罗让碑》中称其家族出自长沙。

共同的祖先记忆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入华粟特人在碑志中逐步采用华夏式的祖先书写，是其深度融入中华民族的重要取径。粟特移民大规模入华始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粟特人碑志往往将其家族历史追溯至北朝粟特祖先。随着华夏化程度的加深，粟特人开始模仿中原士族谱牒，将其始祖追溯至秦汉甚至更早的华夏祖先，建构起汉代至北朝的家族世系。至8世纪初期，在入华粟特康氏碑志中，将中亚粟特本土作为祖源的书写方式基本消失。而以西周卫康叔作为祖先起源，已经成为粟特康氏碑志中普遍的祖先认同。颜真卿所撰《康希铣碑》借助历史上著名的康姓人物事迹，建构康希铣家族从东汉至南朝时期的世系。唐玄宗朝宰相张说所撰《安忠敬碑》将安氏祖先追溯自黄帝，并通过对北魏开国功臣安同家族世系的改写、修饰，塑造了安忠敬家族在汉唐之间的完整世系。随着姓名、郡望、祖源、祖先世系等方面的华夏化演变，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民族认同日渐牢固，最终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粟特人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粟特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以祆教信仰为主。随着粟特人进入并定居中原，其祆教文化特征逐渐淡化。唐代粟特人习文崇儒的现象颇为常见，一些粟特家族还以儒学传家。《安令节墓志》载志主“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康文通墓志》称其家族“讲习诗礼，敦劝子孙”，《康希铣碑》中记录了其家族交游往来的会稽士人、家族成员文集等，均是粟特家族崇尚儒学与士族化的体现。唐咸通十三年（872）《康公墓志》记载，志主“自宣城来长安，三举进士登上第”，育有十二男八女，“长曰齐，乡贡进士；次曰颜，乡贡进士；次曰言，明经及第”。这是晚唐时期的一个会稽粟特康氏家族，康公本人进士及第，其后代中有两位为乡贡进士、一位明经及第，俨然与中原儒学世家无异。粟特人亦逐步接受中原士族婚俗，安史之乱时期的粟特名将李抱玉传记中曾记载，李抱玉的“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至晚唐五代宋初，安士和、康晟、安重遇、安蕃韬等家族世代与中原家族联姻。

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升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各民族文化向着华夏化的方向进一步凝聚。隋唐大一统王朝则更加开放包容，重用胡人蕃将、推动胡汉交融，中华民族走向深度融合。粟特人的华夏化既出于其自身的意愿和努力，如采用汉式姓名、拟构中原郡望、追溯华夏祖先、习诵儒家典籍、雅好礼乐文化等；同时亦离不开中原王朝、士族、普通民众的接纳与认可，体现在粟特人进入华夏官僚体系、与中原士族联姻、在地化等。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是长时段、多维度、深层次的。粟特人的华夏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细节与宏观轨迹。中华文明经历五千多年沧桑，凝聚多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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