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白：步落稽人东迁的混融与共生
摘要：步落稽作为一个政权或势力集团，仅在《周书·异域传》中有列传。从传文可知步落稽有刘、乔、郝、白、穆等姓，实际上是西域龟兹、粟特等民族在东迁过程中融合匈奴系民族而形成的民族混合体。步落稽为突厥语balïk之音译汉字，其意为鱼，所以除以上诸姓外，步落稽中还有鱼姓，出自西域鱼国（即跋禄迦国）。东迁后的鱼氏部族主要居住在黄河两岸晋陕一带，到唐代形成晋阳鱼氏、冯翊（下邽）鱼氏、京兆鱼氏等郡望。步落稽中的白姓出自西域龟兹，与跋禄迦为邻国，龟兹白氏与跋禄迦鱼氏东迁至黄河两岸后混融共生形成了步落稽。白居易家族从太原经韩城迁徙至冯翊下邽，与鱼氏部族的活动路线恰相吻合，实际上他们都是步落稽人，原本来自西域，在东迁过程中发生了混融与共生。
1999年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出土了一座夫妇合葬墓，发现一方《隋虞弘墓志》，文中两处出现“鱼国”一词：一处记虞弘为“鱼国尉纥驎城人”，另一处记其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1]学界认为，虞弘与同时代的虞庆则一样“本姓鱼”，[2]他们的家族原本都出自西域鱼国，在向东迁徙定居的过程中逐渐汉化，改姓为虞。关于虞弘的族属，20年多来中外学者多方钻研，不断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3]其中林梅村认为虞弘为步落稽（简称稽胡）人，疑为突厥语balag，其意为鱼。[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步落稽是由西域鱼国人东迁后建立的政权，位于今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两岸。
我们同时发现，中古时期步落稽中还有许多白姓人物，如北魏时在上党自号单于的“河西饥胡（即稽胡）”白亚栗斯，[5]北周时进攻银州的“稽胡白郁久同（闾）”、绥州黄河一带的“稽胡白郎”，[6]唐代在绥州城平县建立政权的“部落稽”白铁余，[7]均为史籍中明确记载的步落稽胡人。
关于步落稽白氏，有学者认为来自西域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8]而步落稽鱼（虞）氏则出自西域鱼国，这涉及鱼国的地理位置，学界观点众说纷纭，或认为在西域中亚或西亚乃至地中海，或认为在漠北或赫连勃勃所建夏国，有的学者还具体考订在中亚地区的铁勒比千部落，或塔吉克斯坦和喀什，或中国北方的渔阳。[9]笔者经过考证认为，鱼国在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即北魏时的婆来伽国、唐代的跋禄迦国，婆来伽国、跋禄迦与步落稽一样，均为突厥语balïk的音译汉字。[10]库车现为地级市，隶属于阿克苏地区；而在唐代，跋禄迦国（鱼国）则附属于龟兹国。两地近邻，有时甚至存在隶属关系，联系十分密切。笔者认为，两国民众在东迁时发生混融，呈现出共生关系，以致在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形成了步落稽政权，鱼（虞）、白二氏成为步落稽重要姓氏。
一、步落稽中的鱼氏
如上所言，林梅村认为虞弘的族属为步落稽，并怀疑步落稽为突厥语“balag（鱼）”之音译。[11]《突厥语大词典》中的“鱼”写作balïk。[12]《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记载“稽胡，一曰步落稽”，“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周一良认为，“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13]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鱼国民族的特点。
在汉文史籍中，“步落稽”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如“步落坚”、[14]“步落稽”、[15]“部落稽”、[16]“部落精”。[17]这些写法不同、读音相近的词汇均为balïk（鱼）的音译汉字。[18]《隋图经》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19]隋代丹州步落稽的相貌仍为胡人，这种胡貌显然不属于蒙古人种，而是来自西域的胡人相貌特征，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汉语，故称“胡头汉舌”，表明隋代步落稽胡人正处在汉化之中。这种胡状相貌跟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雕绘的高鼻深目、卷发、多须髯的胡人图像相一致。
北朝后期是步落稽势力大发展的时代，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集团，以至于《周书》特意为之立传，即卷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云：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20]
步落稽的活动范围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但这只是从北周的角度所作的记录，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这一地区，而是向东扩及整个河东地区。传文记载，“魏孝昌（525—527）中，有刘蝝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蝝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21]自称天子的刘蝝升居住在云阳谷，位于汾、晋之间，势力颇大，以至于“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22]北齐时，步落稽的文化影响甚至及于高氏皇室，如武成帝高湛的小字即为步落稽。北周灭北齐后，派宇文宪讨伐自立为帝的刘蝝升之孙没铎，“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但最后仍遭剿灭。此后步落稽屡次反叛北周，“保定（561—565）中，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宣政元年（578），汾州稽胡帅刘受罗千复反，越王盛督诸军讨擒之。自是寇盗颇息”。[23]宇文盛讨平刘受罗千之后，“表请（虞）庆则，于是即拜石州总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肃，稽胡慕义而归者八千余户”。[24]石州的治所在离石，可见这里确实是步落稽的势力中心。
另外，北魏步落稽高僧慧达的活动范围也值得注意。《高僧传》记其为“并州西河离石人”；[25]《续高僧传》则记“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26]合而观之，慧达原本居住在咸阳东北三城定阳，后来迁徙到并州西河郡离石县，[27]后传续云：“达后出家，住于文成（城）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余以贞观（627—649）之初游历关表，故谒达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刘师佛’焉。”[28]以上诸州位于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表明这一带是步落稽胡人的活动范围。
明确了步落稽人的活动范围，我们来看这一范围内的鱼（虞）氏人物及族群。遗憾的是，《周书·稽胡传》《北史·稽胡传》《通典·边防典十三》等史籍中记载的步落稽人，有刘、郝、乔、白、穆等姓，[29]却无鱼姓。不过，墓志、史籍中记载了这一地区的许多鱼氏人物，兹勾稽如下。
《隋虞弘墓志》清晰地揭示出其家族向东迁徙的路线：先从西域鱼国尉纥驎城东迁到漠北茹茹（柔然），再南下进入中原北齐，定居于并州太原。墓志记其远祖“徙赤县于蒲坂”，这虽然是对中华古帝虞舜的攀附，但也反映出虞弘所率鱼部族的分布范围可能包括蒲坂一带，或是距离蒲坂不远；他本人在北周末“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隋开皇（581—600）时“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最后卒葬于并州。[30]虞弘长期在并州任职，兼统邻近的代、介二州，掌领地方乡团武装，其势力以并州为中心，北起代州、南到介州，甚或及于蒲州，几乎遍布整个河东地区。他负责检校萨保府，统辖这一地区信奉祆教的西域胡人移民聚落。
太原市金胜区金胜镇金胜村5号墓出土了一方《虞祖墓志》，志盖用白粉篆书“□君墓志”四字。从发掘者描摹的志盖文字可见，“□”似为“虞”字，但下部之“吴”呈倒书，即上“天”下“口”。沈睿文认为，“很可能是墓志书写者汉文水平较低或是描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从整篇墓志文字来看，撰写者的汉文水平确实不高，对于笔画繁复的“虞”字，写起来确有难度，以至于出现部分笔画倒书的情况。女尸头前有一件已朽的圆形漆盒，内盛30颗各色料珠、1块残白色水晶、1件海马葡萄纹铜镜、1枚嵌有白色琉璃的银戒指、1枚萨珊波斯库思老二世（591—628）银币等物。这些随葬品大多从西域传到中原，沈氏甚至认为墓中所出陶灯为东罗马高足杯，萨珊银币的正面为王者像和钵罗婆铭文Afzut（昌盛）、Ausrui（库思老），背面为祆教火坛，两侧各有一位祭司。墓室东壁南端绘有1位马夫与2匹半身的马和骆驼，马夫头戴尖状乌帽，帽顶向后弯曲。墓中还出土了陶骆驼俑。据发掘者称，“死者未用棺木装殓，而直接置于砖砌棺床之上，是当时的一种葬俗，近几年来在太原郊区发现的唐宋墓中颇不乏例”。[31]虞祖与虞弘同在并州，墓中随葬品有不少来自于西域，显然他应当也是一位西域鱼国胡人的后裔。沈睿文从金胜村出土的这批唐墓均为无棺葬、5号墓主人虞祖夫妇的姓氏和随葬品出发，认为“这批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便很可能与虞弘所辖种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可能为虞姓粟特胡”，“金胜村一带应是初唐政府特意安葬太原地区粟特贵族首领的一个墓地，其规划恐跟隋时虞弘夫妇安葬于此存有某种关联”。[32]他不仅将同在并州的虞祖与虞弘联系起来，而且推测他们是粟特人。[33]
与虞弘、虞祖不同的是，隋唐并州地区还有大量鱼氏人物并未改姓为虞，仍然保持了鱼姓。例如，《隋鱼政墓志铭并序》记载其“父景，齐并州主簿”；[34]唐天宝十载（751）八月，安禄山讨伐契丹，大败而归，“归罪于左贤王哥解、河东兵马使鱼承仙而斩之”。[35]《唐鱼辩江墓志铭并序》记其为“太原宜阳人也”，历任汾州介休府别将、扈从正将、河阳三城防御所十将、同德军使等职。[36]唐代汾州境内有12个折冲府，介休府为其中之一。[37]唐代的汾州在北周时称介州，[38]即虞弘所领三州乡团中之一州，由其检校萨保府。另据《唐曹怡墓志》可知，其父曹遵为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39]当为粟特人。直到今天，山西省介休市顺城路仍然保留了一座祆神楼。李商隐撰并书《唐王翊元李灵素夫妇合祔墓志铭并序》末尾即题“宜阳鱼元弼刻”，与鱼辩江的籍贯相同。不少学者研究过这方墓志铭，[40]其中马瑞、张燕在探讨李商隐的书法之后，还专门谈到刻工鱼元弼，称“就碑版书迹而言，其产生必经过书丹和镌刻工序，刻工和书家关系极为密切。如说书家的书丹是一种创作，那么，刻工的镌刻亦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我们在惊叹李商隐书学成就的同时，亦不能忽略将其书丹付诸于石上的刻工”；认为“镌者亦绝非凡庸之手”。[41]柳公权撰《唐韩复墓志铭并序》末尾亦题有“鱼元弼镌”，赵力光称“镌刻者鱼元弼，刀工娴熟，较好地体现了书法的韵致”。[42]白敏中撰《唐符澈墓志铭》亦尾题“刻字人鱼元弼”。[43]李商隐、柳公权、白敏中等人撰写的墓志皆由鱼元弼镌刻，可见他是晚唐非常著名的刻工。笔者还注意到，上揭《唐韩复墓志铭并序》的书丹者是墓主人的内弟仲年，其名又见于《唐董谊妻史氏墓铭并序》尾题“仲年书，左武卫执戟邵宗简镌”，而邵宗简之名又见于《唐张彦敏墓志铭并序》尾题“玉册官邵宗简刻字”。[44]很巧的是邵宗简之父邵建和的墓志也已出土，标题中记其为“中书省镌□御题玉简都勾当刻玉册官”，序文中云“生三子：宗简、宗立、宗厚等”。[45]由此可知，邵建和、邵宗简父子均在中书省担任玉册官，可谓家传镌刻技艺，为皇帝御笔刻字服务，属最高级别的刻工。另外，邵建初也曾在晚唐时担任“中书省镌玉册官”，[46]疑与邵建和为兄弟关系。[47]鱼元弼、邵宗简均曾为仲年书丹的墓志刻字，两人很可能有交集，邵氏的家传刻艺让人不由联想，鱼氏家族是否也同样家传刻艺呢？程章灿在《〈石刻考工录〉补编》中列有晚唐鱼元诚、南宋鱼澄二人。[48]尾崎康根据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思溪藏》列出许多刻工姓名，其中有11位鱼姓人物或其母、妻：
鱼乙郎、鱼大宗、鱼大唐、鱼大娘、鱼母唐三娘、鱼李、鱼李九娘、鱼宗、鱼宗亮、鱼念六、鱼保奴。[49]
不过，他没有对这些集中出现的鱼氏刻工展开讨论。丁延峰专门考察了《思溪藏》的刻工群体，并称：“饶有意味的是，《思溪藏》刻工中，虽以男性居多，亦不乏女性刻工。如鱼大娘、鱼李九娘、鱼李氏、鱼母唐三娘、鱼十八娘等，当皆为女性。在百家姓中，鱼姓少见，《思溪藏》中出现了十余人，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鱼姓族人很可能是以家族形式共同参与刻书。从鱼母唐三娘与鱼大宗、鱼宗亮、鱼大唐等姓名来看，他们或为母子关系。他们之间肯定还有其他关系，因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不敢妄言。信徒或普通百姓施资助刊佛经，是一种虔诚、膜拜以求达到为长辈祈福，为家族其他成员祈求平安或祝延圣寿的目的，因此往往以家族集体团队形式出现。”[50]这些鱼氏刻工虽然经历了从石刻到刻书的时代变化，但一脉相承的刻工技艺却让人思绪万千，特别是《思溪藏》鱼氏刻工群体的集中出现，无法让人不去思考鱼氏族群内部的技艺传承。
尤应注意的是，唐宋时期并州地区形成了晋阳鱼氏之郡望，如《唐赵宗祐墓志并序》记其有四位夫人，前三位早亡，排在最末的是“次夫人晋阳鱼氏，终于其后”。[51]唐初高士廉等人编撰《氏族志》时，鱼氏被列入并州晋阳郡所出的三姓之中。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BD.8679《氏族志》前部残缺，现存第2行为：
□（晋）阳郡三姓并州：仪、景、鱼。[52]
从志文尾部内容可知，共记有85郡、398姓，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由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编撰，[53]吐蕃统治敦煌的丙辰年（836）由当地僧人唐悟真抄写。此句首字残缺，次字略有残损但可识读，从小字注文“并州”可知为“晋阳”。林世田对BD.8679《氏族志》中的晋阳鱼氏略有揭示，并结合虞弘墓志称：“敦煌文献与新发现的虞弘墓前后辉映，为我们揭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画卷。”[54]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并州”条亦记晋阳郡所出三姓中有鱼氏：
姓氏：太原郡十一姓：……。晋阳郡三姓：鱼、仪、景。[55]
北宋并州晋阳郡所列三姓与唐代相同，只不过鱼氏的排序升至首位，反映了唐宋时期此地内部大族势力之升降，鱼氏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跃升为当地的头号大姓，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从并州往北不远至忻州定襄县，《定襄金石考》卷一金代《广教院香台记》记载“本里居民张和”，有“伯古，伯母鱼氏。兄有二：一曰信，二曰实；新妇鱼氏、刘氏、刘氏”，可见张古、张信两代皆与鱼氏通婚。需加注意的是，张和的祖母、弟媳均娶康氏为妻。[56]与张和家族通婚的鱼、康二氏应当都来自于西域，这也表明在并州北面有鱼氏、康氏等胡人居住。从并州、介州（唐称汾州）往南，东南向为潞州、泽州，西南向为绛州，这些地方也都是西域胡人的聚居之地。[57]潞州上党郡（今山西省长治市）为粟特人的聚居地，出土了许多粟特人墓葬，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58]葛承雍甚至提出了“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的概念，[59]显示出潞州粟特人的特殊性。与粟特人密切相关的鱼国人也在潞州上党郡居住，《隋上党郡中正鱼政墓志铭并序》云：
君讳政，字卿，上党壶关人也。……祖遵，齐瀛州大中正。父景，齐并州主薄（簿）。兹雅道孤融，雄材杰出。声华许、郭，业纂金、张。君……用能望重珪璋，誉流乡曲。既而雌黄是属，推择攸归。僚府虚怀，辟为中正。遽而有隋失道……以武德五年（622）十月十六日卒于家馆，春秋六十有五。夫人卫氏，河东人也。……粤以大唐仪凤三年（678）五月廿九日，合葬于州城西南七里之原，礼也。有孙文可，荀龙表异，刘骥驰芳。命也何之，俄从物故。……冥婚贾氏，合窆幽堂。[60]
鱼政家族的可信世系追溯到祖父鱼遵，与前秦鱼遵姓名相同，但在时代上却相差两个世纪；鱼政一名亦见于《唐鱼骞感墓志铭并序》：“曾祖政、祖将、父莫，并代称族望。”[61]这种取名相同的情况，与鱼（虞）弘相类似，除出自鱼国的虞弘外，南梁、北周、唐代均有名叫鱼弘的人，他们应当都来自于西域鱼国，但名同人异。[62]鱼遵、鱼景父子主要活动于北齐，后者担任并州主簿，与虞弘生活的时代、任职的地域大体一致。从北齐到隋代，鱼遵家族在地方上势力颇大，如鱼遵为北齐瀛州大中正、鱼政为隋上党郡中正，是当地著名的豪族之家。从北齐鱼遵到隋代鱼政，其家族很可能经历了从瀛州到上党郡壶关县的迁徙历程，其间鱼景还担任过并州主簿。从鱼政家族的婚姻关系来看，他娶河东卫氏为妻，其孙鱼文可早卒，家人为之与河东贾氏举办了冥婚。上党鱼氏与河东汉族大姓卫、贾二氏联姻，既是当地大族婚姻圈的重要内容，也是鱼氏汉化的必然过程。
除上党郡壶关县鱼政家族外，原立于黎城县城西北4公里古县村的《隋开皇五年（585）浮图之碑》，碑阴额部下方篆书刻有“浮图之碑”四字，其他部位列刻功德人的名单，其中第2行有“大斋主赵郡卢北□，大浮图主鱼行充，大斋主冯孝鸿，大浮图主、前并州主簿”。[63]鱼行充的名字列在前并州主簿之前，足见其社会地位不低。自西晋末羯胡石勒定居于上党武乡羯室以来，[64]这里一直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地，[65]同出西域的鱼部族定居于此，自然也不足为怪，尤其是鱼政担任上党郡中正，足见在当地之势力。
从潞州往南至泽州（高平郡），这里也是鱼国胡人后裔的聚居地。《宋史》卷一百二《礼志五》云：“建隆元年（960），太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可见直到宋初，泽、潞二州仍然存在祆庙，并且得到宋太祖的祭祀。这里的祆庙应当是鱼国、粟特人后裔等崇奉祆神的场所。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北魏王黄罗等造像碑》，就是从今高平市三甲镇邢村征集来的。在碑阴所刻人名中，第一排右起第6行题名为“唯那鱼公主”，第3排左起第3行题名为“鱼女王”。[66]
从并州、介州往西南至绛州，最著名的鱼氏人物自然非郑注莫属。《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郑注传》记其为绛州翼城人，“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时号‘鱼郑’。注用事时，人目之为‘水族’”。[67]如同虞庆则一样，郑注也本姓鱼，他精通药术，“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由此得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愬、宦官枢密使王守澄等人的厚遇，甚至还向唐文宗进献了《药方》一卷。[68]此外，《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郑注太和（827—835）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69]西域胡人东来入华，不少精通方术，像郑注就精于药术，会炼金丹，其姬妾所用之香芬芳浓郁，很可能也来自于西域，[70]显然原本姓鱼的郑注也是西域鱼国人的后裔。
郑注没有像虞弘那样改姓为虞，而是择取了门第更高的郑氏。在唐代，崔、卢、李、郑是一流门阀，有些入华西域胡人的后裔就攀附这些高门，如陈寅恪所论崔莺莺原名曹九九，认为是粟特曹氏冒取汉姓第一高门崔氏。[71]如果说陈氏此论尚属推测之辞，那么粟特后裔郑岩取郑为姓，攀附中原名门荥阳郑氏则是确实的例证。关于郑岩为粟特人后裔，学界已有考证，兹不赘述。[72]另外，沙武田通过对《唐郑延昌墓志》及其四边侧面线刻壸门胡人伎乐图像进行考察，认为郑延昌也是粟特人后裔。[73]唐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即宣宗之母，“或言本尔朱氏”，她原本是浙西节度使李锜的侍者，后没入宫，为宪宗生子宣宗。[74]尔朱氏为契胡，出自羯族，与鱼国一样均来源于西域。[75]黄楼称郑氏“出身卑微，身份地位类于倡优，亦有倡优善于编排故事的天赋”，并说这一表演天赋影响到其子唐宣宗。[76]这一点从改姓为郑的尔朱氏之族属来说亦可得到理解。由此观之，来自西域的鱼氏胡人冒充汉姓高门郑氏，时人也都知道郑注的实际出身，所以称其“鱼郑”，甚至目为“水族”。[77]
综上所论，从北朝后期到隋唐时代，河东地区南北各地均有鱼氏人物分布，尤其是北周时在并、代、介三州组成了乡团武装，虞弘检校萨保府，管理信仰祆教的胡人聚落，鱼政出任上党郡中正，是当地的豪族大姓；在太原地区，甚至形成了晋阳鱼氏之郡望，其势力不可小觑。
在黄河西岸的今陕西、宁夏境内，也有鱼氏人物及族群分布，早在“五胡入华”时代就已经出现，鱼氏族群当随着亚洲民族迁徙的浪潮进入此地。至晚在前秦时代，长安东北的冯翊郡下邽县就出现了鱼部族群。350年，氐酋苻洪建立前秦，以“安定梁楞为前将军、领左长史，冯翊鱼遵为右将军、领右长史”。[78]可见在前秦建国之初，鱼遵与梁楞一起成为国主苻洪的左膀右臂。苻健时，鱼遵官至太师，位极人臣。355年，苻健临终前安排后事，“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79]鱼遵位列八大辅政大臣之首，地位最高。然而，也正因为鱼遵势力极大，功高震主引起了前秦国主的猜忌，最终遭到灭门之灾。这在《晋书》卷一百十二《苻生载记》中有记载：“初，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生不知是坚，以谣梦之故，诛其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及其七子、十孙。”[80]苻生之梦、长安之谣都提到了大鱼，《酉阳杂俎》卷十六《广动植之一并序》云：“东海大鱼，瞳子大如三斗盎。”[81]东海大鱼的特点是瞳子大如三斗盎，盎是腹大口小的容器，如同重瞳。这让人想起《隋虞弘墓志》“水行驭历，重瞳号奇”及《隋书·鱼俱罗传》“相表异人，目有重瞳”的记载，这一重瞳相貌固然可与虞舜、项羽（夫人为虞姬）联系起来，但《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唱道：“重瞳有眼苍天瞎，似波斯赏鉴无差”，[82]张金龙据此认为鱼俱罗、虞弘很可能具有高加索血统。[83]
《元和姓纂》卷二“鱼”条记载鱼遵家族的世系：
【冯翊下邳（邽）】苻秦有鱼遵；元孙经，后魏吏部尚书，生徽、俊、代略。俊生备，隋高唐公；生俱罗，隋安州刺史、高唐公；生怀节、让、俨。世略，后魏雍州刺史、梁泉公；生叔攒，唐将作丞；生晔、图片，度支郎中、司农少卿也。[84]
尽管前秦鱼遵遭到满门诛戮，家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到北魏时其五代孙鱼世略（即代略）出任雍州刺史；至隋代，七代孙鱼俱罗得以列传于《隋书》。十六国、北朝至隋，冯翊下邽鱼氏一直聚族而居，从鱼遵到鱼俱罗中经两个多世纪，但其家族仍然保持了重瞳的相貌。这一重瞳特征与波斯人相貌相近，就是因为鱼遵家族原本就来自于西域。关于鱼遵的族属，学界意见不一，如蒋福亚在《前秦史》中称“氐酋鱼遵”，[85]陈连庆也认为鱼遵是氐族；[86]而张金龙“推测鱼遵等七人中，南安雷弱儿或为氐人，其他六人则应为汉人。虽不排除他们因长期受氐族统治而在前秦时期氐族化的可能，但论其原本之族属当为汉人”，[87]则是将鱼遵当作汉人。不过，以上诸人的看法皆属推测之词，不足凭信。应当注意的是，苻健临死前安排鱼遵等八位大臣受诏辅政，并对其子苻生说：“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88]鱼遵是“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的首席代表，[89]应为胡人无疑，且极有可能出自西域鱼国。
鱼遵家族从西域迁居中原以后，定居在冯翊下邽。唐代下邽在同州（冯翊郡）、华州（华阴郡）之间改隶不定。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记载，华州西至上都长安180里，下邽县东南至华州80里。[90]考虑到下邽位于长安之东北、华州之西北，可知下邽到长安的距离为100多里。同州冯翊郡一带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地，《北周安伽墓志》记其为“大都督、同州萨保”，[91]参考《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的规定，同州至少有200户胡人，以一户五口计，同州的胡人聚落至少在1000人以上；安伽为粟特人，出任同州萨保，说明同州的胡人聚落以粟特人为主导。至于冯翊郡所辖的下邽县，更是胡人的集凑之地。[92]除冯翊下邽鱼氏外，《隋支彦墓志铭》记其“夫人下邽翟氏”，[93]《唐安元寿翟六娘夫妇墓志铭并序》之标题为“大唐故右威卫将军武威安公故妻新息郡夫人下邳（邽）翟氏墓志铭并序”，[94]支彦为酒泉月氏人，安元寿是凉州姑臧粟特人，皆为源出西域的胡人，他们的妻子翟氏均望称下邽，属于胡族之间的通婚。唐代中期，下邽县甚至还有翟公乡，[95]自然是因为这里为翟氏胡人聚居地的缘故。
冯翊下邽鱼遵家族发展到隋代，其七代孙鱼俱罗在《隋书》卷六十四有列传，亦记作“冯翊下邽人也”。从他身上也透露出西域胡人特征的信息：第一，“俱罗”可能是胡名。第二，鱼俱罗身长八尺，与虞庆则身高相同，且“相表异人，目有重瞳”。第三，鱼俱罗、鱼赞兄弟皆为隋炀帝“藩邸之旧”。毕波考论过隋代胡人作为宫廷侍卫的情况，列有一张“隋代宫廷内外宿卫胡人表”，大多为西域胡人，其中就有鱼俱罗、鱼赞、虞庆则、虞孝仁等鱼氏人物。[96]第四，鱼俱罗随杨素进击突厥，所向披靡，“自是突厥畏惧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上”，这一点与粟特人史万岁的情况颇为类似。[97]第五，鱼俱罗擅长经商，隋末“东都饥馑，谷食踊贵，俱罗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粜之，益市财货”，这也与粟特人善于经商别无二致。以上种种情况似都表明，鱼俱罗出自于西域鱼国，其家族虽然早在前秦时就已东徙中原，但两百多年间一直聚族而居，或与其他西域胡人相杂居，所以在形貌上仍然保留了胡人特征，甚至在职业方面也依然有所体现。
上引《元和姓纂》记载鱼遵的玄孙鱼经有鱼徽、鱼俊、鱼世略三子，[98]其中鱼俊之孙为鱼俱罗、鱼赞，鱼世略有子鱼叔攒，孙鱼晔、鱼图片。鱼俱罗、鱼赞兄弟见于前揭《隋书》卷六十四《鱼俱罗传》，鱼叔攒及鱼晔、鱼图片父子亦见于墓志、史籍，如《唐鱼涉墓志铭并序》云：“曾祖殖，随丹方（坊）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下邳（邽）郡开国公，二千石之良也。祖叔瓒，皇朝请大夫、卫尉将作等丞、阆州西水县令、贵平公。家邦必达也。父承图片，自邢州司法参军擢比部员外郎、朝请大夫、度支郎中、洛阳河南二县令、大理司农二少卿、襄邑县开国男”；[99]《唐李承悌妻冯翊鱼夫人墓志铭并序》亦云：“曾祖瓒，皇朝请大夫、武陵郡别驾。祖承图片，皇司农少卿。并门唯国选，器宝人宗。屈图片舆于一州，秉丹笔于九棘。父浩见，武当郡郧乡县令。”[100]对比《元和姓纂》与上引墓志可知人物的对应关系为：
（1）鱼世略=鱼殖
（2）鱼叔攒=鱼叔瓒=鱼瓒
（3）鱼图片=鱼承图片=鱼承图片
鱼殖（世略）很可能以“殖”为名、“世略”为字，鱼叔攒即鱼叔瓒，省称鱼瓒。“攒”“瓒”二字的偏旁“扌”“王”形近，墓志为自家请人撰刻，应该较为准确，复揆以人名取法，当以“瓒”字为确。鱼承图片即鱼承图片，省称鱼图片。“图片”“图片”二字的偏旁“日”“目”形近，从《唐马怀素墓志铭并序》所记“长史鱼承图片”[101]可知，应以“图片”字为确。
如同鱼图片为鱼承图片之省称一样，其兄鱼晔的原名亦为鱼承晔，是武周时期的著名酷吏，史籍中多有记载。光宅元年（684），宰相裴炎劝说武则天返政于唐睿宗，则天命“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102]其结果是裴炎被斩，全家籍没。武则天下台以后，神龙元年（705）三月八日唐中宗颁布的诏书中提到18位酷吏，其中就有鱼承晔，当时已经去世。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谌上奏要求严惩武周酷吏，其中来子珣等23人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而“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103]以上这些都证实，鱼承晔、鱼承图片为原名，到中唐林宝撰写《元和姓纂》时省作“鱼晔”“鱼图片”，略去了中间的“承”字。这种省略中间一字的现象，在中古时期较为普遍。[104]从上引两方墓志可知，鱼承图片有鱼涉、鱼浩见二子，孙女为李承悌之妻。据《朝野佥载》记载，鱼承晔有子名鱼思咺，“精于巧思”，为武则天造匦；后来徐敬业在扬州造反，鱼思咺为其制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乱平后被诛。[105]从“精于巧思”这一点，不由让人联想起虞孝仁“有巧思，颇称旨”、[106]何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107]这些西域鱼国或粟特胡人后裔都擅长技术工艺。
尽管鱼遵家族在前秦时一度遭到灭门之诛，鱼俱罗、鱼赞兄弟也在隋代被诛斩或畏罪而死，但鱼遵的五代孙鱼世略一支则保持稳定发展，至唐代仍不断有人出仕。因此，冯翊鱼氏从十六国到唐代一直存在较大的势力，最典型的例证体现在英国图书馆藏唐代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
同州冯翊郡出八姓：鱼、吉、党、雷、印、合、力、寇。[108]
在同州冯翊郡所出的8个著姓中，鱼氏排在首位，足见其家族势力在唐代仍极显赫。除了鱼叔瓒一系外，鱼俱罗一系也出现了一位游击将军鱼幹，《唐杜守夫人鱼氏墓志铭并序》记其为“随高唐公之孙，游击将军冯翊鱼幹之女也”。[109]杜守夫人鱼氏卒于开元十年（722），享年65岁，由此推知其生于658年。她是隋代高唐公之孙女、鱼幹之女，《元和姓纂》卷二“鱼”条记载的两位隋高唐公，即鱼备、鱼俱罗父子。《隋书》卷六十四《鱼俱罗传》记其于589年随杨广平陈，假设他当时20岁，到613年讨伐朱燮、管崇时则为44岁。658年出生的鱼幹之女，很可能是鱼俱罗、而非鱼备的孙女。墓志中，鱼幹的官名前面未冠朝代名，与“高唐公”之前的“随”（隋朝）相区别，所以应为唐人，其郡望为冯翊，与《隋书·鱼俱罗传》《元和姓纂》所记冯翊下邽相合。到了晚唐，《唐郑德柔墓志》记其为唐宣宗之舅郑光的次女，丈夫“司马鱼君，良士也”，即墓志标题中所记的“齐州司马冯翊鱼君”；[110]《唐田章墓志铭并叙》亦记其“长女归于冯翊鱼氏”，[111]均为唐代冯翊鱼氏之例证。
及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同州”条所列冯翊郡5姓中却无鱼姓，[112]表明唐宋之际同州冯翊郡著姓内部发生了升降变动，鱼氏从当地势力中逐渐淡出。不过，今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所立《北宋熙宁三年（1070）八月二十七日护难村专知元□等造像碑》，刻有“檀越主鱼志”之题名；韩城市七佛洞1号窟右壁前起第8尊罗汉造像左侧，刻有北宋崇宁元年（1102）“鱼阿高一尊”之题记。[113]当时，蒲城、韩城二县均隶属于同州，[114]仍有鱼氏人物分布。
《元和姓纂》卷二“虞”条记载虞氏有三望，分别为会稽余姚、济阳、灵武回乐，其中最后一望为：
【灵武回乐】《状》云，本自会稽徙焉。后周有泌（沁）源公虞详（祥），生庆则，隋右仆射、鲁公。孙操，唐长江令。[115]
对比《隋书》或《北史》的《虞庆则传》可知，《元和姓纂》中关于其父的记述多有错讹，如“虞详”当作“虞祥”、“泌源县公”应为“沁源县公”，[116]但《元和姓纂》称虞庆则出自灵武回乐则十分准确。隋代灵武郡辖领6县，治回乐县，[117]向来为重要的胡人聚居地，其中就有鱼（虞）氏部族居住。《隋书》卷四十《虞庆则传》云：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118]
虞庆则本姓鱼，实际上就是出自西域鱼国，其家族在东徙定居过程中逐渐汉化，改姓为虞。早在十六国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国，虞庆则的祖先就已迁居该国灵武回乐，“代为北边豪杰”。到北周时，其父虞祥甚至在本郡担任灵武太守。虞庆则年轻时练就高强武艺，为“本州豪侠所敬惮”，“本州”即指灵州。由此可见，十六国至隋代，灵武虞氏是本地的显赫豪族，势力极大，甚至被北周朝廷赐予类似“作牧本州”的荣宠。[119]及至唐代，甚至还形成了灵武虞氏之郡望。
灵武回乐郡望所据之《状》称虞祥家族“本自会稽徙焉”，虽被岑仲勉说成是“数典忘祖”，[120]但此处之“会稽”并非虞氏首望的会稽余姚，而应是河西走廊上的会稽（郡、县治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破城）。[121]河西会稽在中古时期成为入华粟特人的聚居地，甚至还形成了会稽康氏之郡望。荣新江认为，粟特人从西而来，大多数自称会稽郡望的康姓人落籍于河西会稽。[122]河西会稽之有粟特康氏，也为出土墓志所证实，如《唐凤翔蕃落十将会稽康忠信墓志铭并序》云：“府君讳忠信，其先西凉府人也。曾祖逵，皇岷州都督。祖令直，皇洮州司马。考缄，皇赤水军使、安西北庭河西等军节度留后、兼御史大夫。府君即大夫之元子也，建中四年（783）来兹岐陇。”[123]墓志标题中，在康忠信的名前标有“会稽”二字，序文又称“其先西凉府人”，一家四代均任职于河陇；后因吐蕃攻陷河陇，康忠信不得不向东撤退，移居凤翔，官任凤翔蕃落十将。可以说，其家族是十分典型的河西会稽粟特人。居住在灵州的会稽粟特康氏，除荣氏提到的康植家族外，《唐何文哲墓志铭并序》记其“世为灵武人焉”，为粟特何国王丕之五代孙，祖上在永徽（650—655）初来到唐朝，其父何游仙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本人先后娶康氏姊妹为妻，“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124]这两位康氏姊妹很可能也是从河西会稽东徙至灵州的粟特人。《元和姓纂》虞氏灵武回乐郡望所据《状》称“本自会稽徙焉”，并非江南会稽。总之，虞庆则家族是从西域鱼国先迁至河西会稽，然后又继续东徙到赫连夏国的灵武回乐。
北周时，虞庆则“稍迁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从“袭”字可知，沁源县公原本是其父虞祥的爵位。沁源县为上党郡所辖10县之一，[125]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宣政元年（578），虞庆则出任并州总管长史；翌年，宇文盛、高颎平定步落稽的叛乱，为了镇抚其众，推荐虞庆则担任石州刺史，慕义归顺的稽胡达八千余户。虞庆则之所以被确定为石州刺史的人选，恐怕不完全是因为具有文武干略，而是因为他是西域鱼国人的后裔，所以很快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效果，步落稽人纷纷慕义归附。[126]约在北周时，虞祥、庆则父子离开灵武，迁徙定居在京兆栎阳。陈连庆认为，“虞庆则系出京兆鱼氏，当是鲜卑化之氐族”；“京兆鱼氏出身，虽然史书无明文记载，但各种迹象表明，其应属于氐族”。[127]这一观点并不准确。虞庆则身高八尺，他本姓鱼，与同为鱼姓的鱼俱罗、鱼弘身高相同，[128]这一身高要高出常人，故史传中要特记一笔。[129]虞庆则在北周并州、石州任职时，也是虞弘掌领并、代、介三州乡团和检校萨保府的时代，他俩在任职时间、地点上有交集，都负责处理河东胡族事务，应当有比较密切的接触。二人均为西域鱼国人的后裔，皆将其姓改鱼为虞，这是鱼氏汉化的重要一步。《隋书》卷四十《虞庆则传》记其“善鲜卑语”，正说明他不是鲜卑族，否则史书没必要专门指出这一点；从开皇四年（584）虞庆则出使突厥、顺利招降沙钵略可汗并被招赘为妹夫来看，他可能还通晓突厥语。充当使节、精通多种语言是早期入华胡人的重要特征，这让人联想到虞弘曾作为茹茹使节出使波斯、吐谷浑、北齐，作为北周使节出使鲜卑可比部落，粟特人安吐根作为北魏使节出使茹茹，后又代表茹茹出使东魏。[130]
庾庆则家族从灵武回乐迁居到京兆栎阳以后，这里成了鱼部族的聚居地。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栎阳医院、通灵寺小学等地出土了多方造像碑，其中就有一些鱼氏人物，如：
（1）栎阳街道北门外出土的《北周天和二年（567）六月廿七日像主郭映女等合邑二百五十人造像记》正面刻有“治律□主鱼元妃”，右侧刻有“□□鱼□休”之题名。[131]
（2）栎阳街道南门外出土的《下元三年八月十五日诸邑子等造像记》刻有“邑主鱼肖□“”像主鱼洛逊“”邑子鱼要姿”。[132]
（3）发现于栎阳医院的《都像主武明等造像记》背面刻有“邑子鱼肖庆”。[133]
（4）发现于临潼区纸李通灵寺小学的《智隆等一百人造像记》碑阴下部刻有“典坐韩充妻鱼敬娘”。[134]
以上诸位鱼氏人物中，最堪注意的是鱼洛逊，“洛逊”为粟特语roxšan的音译汉字，意为“光明”，[135]与安禄山的“禄山”为同名异译。[136]此外，《封神演义》第六十四回《罗宣火焚西岐城》中，自称焰中仙的“罗宣”亦为roxšan的另译。从其“戴鱼尾冠，面如重枣，海下赤髯，红发三目，穿大红八卦服，骑赤烟驹”的形象来看，[137]与光明之意正相符合。需要说明的是，栎阳实际上是唐代县名，隋代称万年县。[138]《隋书·虞庆则传》记其为京兆栎阳人，就因为是唐初的作品。《唐鱼本墓志铭并序》亦记“其先京兆栎阳人也”，有意思的是其祖父名曰鱼弘，也生活在北周时期，官任朝散大夫，有子孙后代，[139]显然与虞弘不是同一人。[140]《唐鱼骞感墓志铭并序》亦记其为“京兆栎[阳]人”。[141]这些京兆栎阳鱼氏人物与虞庆则及前列造像记中的鱼氏人物一样，都应该是西域鱼国人的后裔。尽管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所记雍州京兆郡出40姓中无鱼氏，但唐代墓志中却有京兆鱼氏之记载，如《唐慕容升墓志铭并序》记其“夫人京兆鱼氏”，为慕容三藏之曾孙媳。[142]慕容三藏有两位夫人，其中“后夫人虞氏”，[143]应当即鱼氏。出自鲜卑的慕容氏与鱼氏两代婚姻，关系极为密切，属于胡人之间的通婚。[144]这些京兆鱼（虞）氏应该都出自京兆栎阳，与虞庆则同居一地，为其同族。
应当注意的是，史籍或墓志中有时还出现“冯翊栎阳”的提法，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武则天命“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鱼承晔为冯翊下邽鱼遵之七代孙，但司马光却在其名前标作“栎阳”。这恐怕不是温公的误书，《唐鱼涉墓志铭并序》亦记其为“冯翊栎阳人也”。[145]墓志称鱼涉为冯翊栎阳人，而非冯翊下邽人或京兆栎阳人。京兆栎阳与冯翊下邽之间距离颇近，为邻郡邻县。栎阳县在秦汉时初隶于左冯翊，东汉并入万年县，至西晋改隶于京兆郡，唐武德元年（618）复置栎阳县，仍隶京兆郡；[146]而到垂拱元年（685），下邽县从同州（冯翊郡）改隶华州（华阴郡）。[147]栎阳、下邽相去较近，两地之间的鱼氏也多有交流。鱼涉之所以称冯翊栎阳人，有两种可能：一是唐初关中东部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动，栎阳县一度从京兆郡改隶于冯翊郡，但这在各种地理志书中均未有记载，而且撰于唐初的《隋书》记虞庆则为京兆栎阳人，《唐鱼本墓志铭并序》亦称其先京兆栎阳人，均表明唐初栎阳县确实隶属于京兆郡（雍州），而非冯翊郡（同州）；二是冯翊为鱼涉之郡望，栎阳为籍贯，墓志将郡望与籍贯合并书写，这种现象在史籍、墓志中常可见到。[148]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认为鱼涉家族原本为京兆栎阳人，却将鱼氏最著名的冯翊郡望冠于自己的头上。《唐鱼行赟墓志铭并序》为籍隶栎阳、望称冯翊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君讳行赟，字纯，冯翊人也。盖鱼氏之先，宋襄公子目夷，字子鱼，为宋左师，因字命氏，始著姓焉。曾祖玉，随朝请大夫、延州诸军事、延州刺史。……父弘，唐朝议郎、行贝州历亭县令。……君……起家任左卫翊卫，秩满，授游击将军、右金吾卫石门府果毅都尉、上柱国。……以咸亨三年（672）七月十三日终于图片阗城，春秋六十有三。夫人安定皇甫氏……以总章三年（670）五月十日终于石门府之官宅，春秋五十有二。以大周久视元年（700）岁次庚子七月戊申朔廿六日癸酉，与都尉君合葬于鸿州栎阳县栖亩乡栖亩原，礼也。[149]
墓志虽然记载鱼行赟为冯翊人，但其最后与夫人皇甫氏合葬于鸿州栎阳县栖亩乡栖亩原。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记载，栎阳县于“天授三年（692）隶鸿州，大足元年（701）还隶雍州”。鸿州栎阳县就是雍州（京兆府）栎阳县，鱼行赟实即京兆栎阳人，但却攀附了冯翊郡望，故而自称冯翊人。雍州京兆郡从栎阳县往北，为宜君、泾阳、富平等县，均有鱼氏人物活动，历代绵延不绝。《隋郭羌造像碑》记载宜州宜君县，右侧面刻有“弟妇鱼阿贵”之题名。[150]《明乔继宁继配鱼氏墓志铭》记其为“泾阳处士鱼得溟之女”，尾刻“富平鱼登科镌”。[151]前述北周时乔姓也是步落稽姓氏，直到明代乔、鱼二姓仍相通婚，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
在今陕北地区，延安宝塔区狄青牢石窟第1窟窟外右侧天王造像左肩部，阴刻“施主刘进、鱼谦修善神两士”之题记；甘泉县香林寺石窟第2号窟南壁，有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所刻题记，提到陕西延安路安塞县宣化村侯伯诚之“妻鱼氏”；子长县钟山石窟第10窟中央佛坛右侧，有明洪武十九年（1386）重修延安府安定县大普济禅寺记碑，碑阳下部所刻人名中有“训术鱼文选”；黄龙县佛爷崖《清嘉庆五年（1800）创修佛寺碑》中有“鱼善施银叁钱”“鱼在停施银叁钱”之题记。[152]时至今日，陕北地区仍有鱼姓人物。这种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传衍，正是鱼部族自西域东徙以后顽强生命力的写照。
二、步落稽中的白姓及其分布——兼论白居易家族的族属及迁徙路线
北周步落稽白郁久闾、白郎及丹州白室均在今陕北地区，而白为龟兹王姓，[153]这不由让人想起西汉在上郡设立的龟兹县。据《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记载，上郡辖23县，其中有龟兹县，下注“属国都尉治”，颜师古注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水经注》卷三《河水》亦云：“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154]这批西域龟兹降胡被东徙后安置在上郡并设立属国，很可能发生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置西域都护的前夕。[155]《汉书》卷七十《郑吉传》云：
神爵（前61—前58）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此事在该书卷八《宣帝纪》、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亦皆有简略记载，唯未及渠黎、龟兹国人迎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事。匈奴日逐王降汉以后，其部众被郑吉迁徙到河曲。郑吉派遣迎接日逐王的渠黎、龟兹诸国人多达5万，其中监护匈奴军众东徙的那部分龟兹国人极有可能也一同被迁至河曲，并在上郡设立龟兹县，置属国以统之。[156]到东汉时，龟兹县不再设置，但仍保留龟兹属国。[157]王子今指出，“上郡‘龟兹属国’是目前所见用西域国名命名汉地县的唯一一例”。[158]类似的情况也有存在，如《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颜师古注曰：“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温宿国在姑墨国西270里，至唐代均为跋禄迦国领地。汉代，龟兹、温宿国人皆被东徙，分别安置在陕北或关中。可能龟兹降胡人多，在上郡设立龟兹县，并置龟兹属国进行统治；而温宿降胡则未置县或属国，不过唐武德元年至贞观元年（618—627）从醴泉县析置温秀县，[159]“宿”“秀”二字音同，为同音异写，唐初温秀县当即汉代东徙温宿降胡的居住地，说明直到唐初仍有影响。
白作为龟兹王姓，史籍中最早见于东汉时代的白霸。《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记载建初三年（78），班超攻破姑墨石城后，上疏请兵进击龟兹，提议“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这位在汉都洛阳的龟兹侍子取了汉式姓名，当如姚薇元所言：“其以白为氏，盖中国所赐”，[160]这就是龟兹王族白姓的开始。班超击降龟兹后，废龟兹王尤利多并将之押送至洛阳，立白霸为龟兹王。延光三年（124），班超之子西域长史班勇经营西域，“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自亲汉派的白霸以后，白作为龟兹王姓得以延续下来。
西晋时，焉耆王龙安对其子龙会说：“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后来龙会继位，袭灭白山占领龟兹。[161]前秦末吕光西征，主要进攻对象就是龟兹国，《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记载当时的龟兹国王为帛纯。吕光占领龟兹，击走帛纯，“立帛纯弟震为王”。《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云：
图片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周保定元年（561），其王遣使来献。隋大业（605—617）中，其王白苏尼（咥）遣使朝，贡方物。[162]
“白山”即天山，“白震”即前述“帛震”，“白”“帛”只是不同的汉字译写。隋代龟兹国王以白为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龟兹传》称“姓白氏”，并且提到国王白莫苾。[163]周一良在指出“白是龟兹国姓”的同时，又认为步落稽中的诸多白姓可能来自于西域。[164]诚如唐长孺所言，步落稽是包括了西域胡、屠各、南匈奴等族在内的民族杂合体。[165]除《周书·稽胡传》所举步落稽白氏人物外，从北魏至唐代，晋陕地区黄河两岸确实有不少白姓胡人，甚至形成了较大的势力集团。了解了西域龟兹白氏及其在西汉东迁上郡龟兹县的历史以后，再来看中古时期黄河两岸的步落稽白氏。前秦建元四年（368）十月一日所立的《广武将军□产碑》，碑阴刻有“□威将军酋大白安”“行事白禽”“主簿白国”等人。[166]“酋大”一词为部落酋长，故此可知白氏为胡人，当来自于西域龟兹。此碑于1920年出土于今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前影壁，后移入西安碑林。
白水县在唐代为同州
进入北朝，在黄河东岸也出现了一支太原白氏。《唐白敏中墓志铭并序》追记道：“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168]《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白氏”条记载，白起的“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白包、白邕大概是北魏时期最早出现的白氏人物，但这毕竟属于后世的追述，难以尽信。如后所述，太原白氏在北朝后期及隋唐时代西渡黄河进入同州（冯翊郡）境内，又与同州一带的白氏合流。关于此点，后文有论，这里来谈北魏黄河两岸的白氏胡人。”
北魏太宗神瑞二年（415）三月，上党地区出现了一位自号单于的胡人白亚栗斯：
河西饥胡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号大将军，反于上党，自号单于，称建平元年，以司马顺宰为之谋主。夏四月，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众废栗斯而立刘虎，号率善王。[169]
这段史料对于说明源自西域龟兹的步落稽白氏极为重要，下面试作分析。
第一，白亚栗斯的活动区域从河西到上党，跨越黄河两岸；而且还提到河南流民两千余家内属，所谓“河南”系指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区域正属于前述步落稽胡人的活动范围。
第二，“饥胡”似乎指饥饿的胡人，但也可能为“稽胡”之另译，同为“步落稽”之简称，有可能是魏收使用该词具有双关性的含意。1974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在“饥胡”的“胡”字下方加了下画线，而“饥”字下方则无之，这意味着点校者将“饥”字当作“饥饿”之意对待。林幹甚至径注“饥胡（饥饿的山胡）”。[170]刘东升则认为，“饥”“稽”二字为音译汉字之异写。[171]2017年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魏书》仍然标作“饥胡”。修订本关于该词的点校处理较为混乱，如卷二十九《叔孙建传》作“饥胡”，卷三十三《公孙表传》、卷一百五《天象志二》、卷一百一十二上《灵征志上》则皆作“饥胡”。有的加下画线，有的则未加。我们注意到，稽胡有时还写作“嵇胡”，如《朝野佥载》记载“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172]考虑到“步落稽”及“稽”为突厥语之汉译字词，加上白亚栗斯姓白、且为胡名，笔者倾向于认为应该统一点校作“饥胡”。易言之，稽、饥、嵇为同音异译字。
第三，从白亚栗斯的姓名来看，白为龟兹王姓，名字保留鲜明的胡风特点，又自号单于，建立年号，以司马顺宰为谋主，显然受到匈奴与中原两方面制度文化的影响。白亚栗斯极有可能来自龟兹，本人或祖上东迁时经由匈奴地区，收到匈奴制度文化的影响，迁至黄河两岸后加入并成为了步落稽人。[173]
第四，关于公孙表等人讨伐白亚栗斯之事，《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记载，神瑞（414—416）初，“并州胡数万家南掠河内，遣将军公孙表等率师讨之，败绩”；崔玄伯举荐“寿光侯（叔孙）建，前在并州，号为威猛。胡丑畏服，诸将莫及”。尽管传文称“遂平胡寇”，但从上引《太宗纪》可知，实际上是饥胡发生内讧，白亚栗斯遭废，刘虎得立，号率善王。卷三十三《公孙表传》揭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时胡内自疑阻，更相杀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势，遂不与戍将相闻，率众讨之。法令不整，为胡所败，军人大被伤杀。太宗深衔之。”[174]
继白亚栗斯之后，白龙也举起了反魏大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记载延和三年（434）七月：
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其城。冬十月癸巳，蠕蠕国遣使朝贡。甲午，破白龙余党于五原。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听为平民。诸与白龙同恶，斩数千人，虏其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十有一月，车驾还宫。[175]
太延三年（437）：
秋七月戊子，使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灭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车驾还宫。[176]
魏收将白龙的身份标作“山胡”，姚薇元、周一良、唐长孺考证为步落稽胡，周氏甚至说：“曹国是昭武九姓国家之一，白是龟兹国姓。胡酋之中这两姓特多，岂非告诉我们可能是来自西域吗？”[177]从白龙及其余部的活动范围看，东起西河，西至五原，也是跨据黄河两岸，甚至向北到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这与白亚栗斯的活动范围基本一致。434年讨伐白龙，北魏世祖亲赴西河，身先士卒，[178]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交战，终于击斩白龙并屠其城。关于世祖屠城一事，《魏书》中多有记录，[179]于此可见白龙所率步落稽集团遭到沉重打击，其余部在翌月及两年后皆被荡平。437年彻底镇压白龙余部后，北魏世祖再次亲巡西河，亦见对步落稽白氏反抗斗争的重视。
此后，《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记载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卢水胡盖吴在杏城聚众反魏，至十一月：
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杀汧城守将。吴遂进军李闰堡，分兵掠临晋、巴东。……诏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三将一万骑讨吴党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署置百官。……（七年）秋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盖吴党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于安定，斩于京师。[180]
盖吴为卢水胡人，白广平是其部下，身份为“部落帅”，虽然也同属胡人，但并非卢水胡，而是步落稽，即龟兹白氏后裔，活动在新平郡以东地区。北魏世祖派兵分别征讨盖吴、白广平，表明白广平是盖吴集团的重要武装，很可能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446年盖吴被杀，白广平也为高凉王拓跋那所击破。
综上可见，从415年白亚栗斯叛魏到446年白广平被魏军击破，前后长达31年，步落稽白氏三次掀起反抗北魏的斗争，甚至建立政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反抗者外，也有一些白氏人物服务于北魏朝廷，如《北史》卷九十二《恩幸传》目录中，李坚后面附有白整，惜正文中仅有“太和（477—499）末，又有秦松、白整，位并长秋卿”等字。[181]据此可知，白整为北魏高祖的幸臣，担任长秋卿，受到宠幸。该传序文云“亦有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开府，接武比肩。非直独守幸臣，且复多干朝政”，白整当属“龟兹杂伎”而得以封官。
北魏灭亡后，分裂为东魏、西魏。《隋白仵贵墓志铭并序》记其“祖哲，从魏武入关，授北肆州阳曲县令”，父白贵为冠军县令，本人官至韩城县令，卒于大业十年（614）。[182]白哲随孝武帝西渡黄河入关后担任西魏的北肆州阳曲县令，其子白贵、孙白仵贵亦均任县令。山西省闻喜县邱村出土的《邑子毌丘氏等造像碑》碑阴第五层刻有“邑子白外姬”，胡春涛判断此碑属西魏时期。[183]至于北周境内的步落稽白氏，见前所述有银州郁久闾、绥州白郎，不赘言。北齐时太原出现一位著名人物白建，在《北齐书》中有列传，记其为“太原阳邑人也”。姚薇元将之列作西域姓氏，认为是龟兹族。[184]后述白居易自称是白建的后裔，其堂弟白敏中的远祖白包自然也是白建的祖先。从白包、白建均为太原人来看，很可能属于从龟兹东迁的步落稽白氏或其后裔。白建初入大丞相高欢的幕府，主管骑兵曹，“明解书计”；文宣帝天保十年（559），兼领中书舍人；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突厥南侵代、忻二州，白建驱赶数万匹细马避于五台山谷中，散付给军人牧养，使得“戎乘无损，建有力焉”；后主武平（570—576）末，官至侍中、中书令。[185]另外，史载武成帝时，“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骑兵”，[186]分掌北齐内外马步军权。两人都是太原人，《北齐书》中多处说到“并州赫赫唐与白”“世称唐、白云”，[187]足见太原唐、白二氏权势之大，分别为胡汉势力之代表。白建明解书计、善于养马，与粟特人擅长经商、牧马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军权的分工上，唐邕和白建分掌外兵、骑兵，这一分工极可能有汉、胡之别。白建不仅善于养马，而且长期任职于骑兵曹，控制北齐的骑兵力量，似也透露出其为步落稽胡人。值得注意的是，《北史》卷五十五《白建传》记载北齐后主武平（570—576）末，“封高昌郡公”。[188]高昌与龟兹邻近，如果考虑到白建家族源出龟兹，北齐以高昌郡作为其封爵就显得合情合理。
隋代除上举韩城县令白仵贵外，在黄河两岸均有白氏造像碑出土，如山西省寿阳县之《隋仁寿三年（603）四月八日白朋威造观世音像》、陕西省彬州市之《隋白显造道像》。[189]尤其是大业九年（613）正月，“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190]这些隋代白氏人物均活动在步落稽势力范围内，而“稽胡呼奴为库利”，[191]他们显然是步落稽人无疑。“白榆妄”，司马光据《略记》作“白瑜娑”，[192]甚是。“榆”“瑜”音同译异，“妄”“娑”形近致误。姜伯勤对隋末的“奴军”起义作过探讨，其中包括灵武白榆娑，以及平凉、陇西、金城、扶风诸郡的奴军，认为他们是北朝“河西牧子”的子孙，为胡族，重点提到了其中的稽胡。[193]毗邻关中的陇右也有白氏胡人居住，代表性人物如《隋书》卷五十三《刘方传》所附之陈永贵：“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194]陈永贵原本姓白，被魏徴等人称作胡人，自然是从西域东迁到陇右的龟兹胡人或其后裔。同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记载，“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195]这些向宇文述贿赂金宝的陇右诸胡子弟，应当包括陈永贵这样的龟兹白氏，他们从事丝绸之路中转贸易，积聚了许多来自西域的珍宝。
及至唐代，陕北地区爆发了绥州步落稽人白铁余领导的反唐斗争，甚至建立了政权。《旧唐书》卷八十三《程务挺传》云：“永淳二年（683），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部落稽之党据县城反，伪称尊号，署百官，又进寇绥德，杀掠人吏，焚烧村落，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务挺进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铁余，尽平其余党。”[196]张鷟《朝野佥载》卷三对此事记载甚详：
白铁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于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绐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每见佛光。”大设斋，卜吉日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㔉，不得。乃劝曰：“诸公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及于埋处㔉之，得金铜像。乡人以为圣，远近传之，莫不欲见。乃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左侧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绯紫红黄绫为袋数十重盛像，人聚观者，去一重一回布施，收千端乃见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署置官职，杀长吏，数年为患。命将军程务挺斩之。[197]
《旧唐书》记载白铁余为绥州城平县人，而《朝野佥载》则作延州人，看似矛盾，实际上城平县位于绥州南部，与延州北界相接；尤其是在唐初武德年间（618—626），绥州设总管府，先侨置于延州丰林县，次向东北徙治于延州延川县，最后往西北徙治于绥州城平县的魏平县废城。[198]由于绥、延二州毗邻且曾交错侨置，所以不同史籍对白铁余的籍贯叙述出现了歧异。白铁余所称之尊号，上引《朝野佥载》作“自称光王”，但《资治通鉴考异》引《朝野佥载》则作“自号月光王”，司马光皆以为误，而是从《实录》作“自称光明圣皇帝”。[199]罗汉、张朝富均认为光明圣皇帝、月光王来源于佛教，强调了白铁余与佛教之间的联系。罗氏还将同为步落稽人的刘萨诃与白铁余联系起来。[200]白铁余以铜佛像为道具，固然是想通过佛教吸引更多的信众，为反唐斗争积累资金和力量[201]。事实上，光明圣皇帝、月光王两种说法都对，“光王”前当夺一“月”字。白铁余原本信仰祆教，崇尚火与光明，故称光明圣皇帝；但为借助佛教敛财，招徕更多人众壮大势力，遂又改饰为佛教中的月光王。而且两者也有一定相通性，《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王方翼传》记作“妖贼白铁余”，就是从祆教角度称呼。白铁余最后被程务挺擒斩，步落稽人的反唐斗争为唐军所镇压。
除反抗者外，更多的白氏人物则出仕于唐朝，为朝廷效力，如开元时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白真陀罗、天宝时平卢节度使刘正臣的部将白秀芝。[202]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202]从张九龄《敕平卢使乌知义书》所叙“春初尚寒，卿将士已下并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罗往，亦赐卿衣一副，至宜领取，遣书指不多及”[203]可知，白真陀罗在担任幽州节度使府军将之前，是唐廷派往平卢军的使节，大概出使之后就留仕于幽州，成为节度使张守珪的裨将；但白真陀罗毕竟是朝廷使节，所以在“假以守珪之命”后又“诈称诏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讨伐叛奚，结果大败。[204]真陀罗为佛教神名，见于日本大阪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628《佛说延寿命经》记载“神名真陀罗”。[205]
安史之乱期间及此后，名将李光弼的手下也有多位白氏人物，或为武将沙场立功、或为文吏参议谋划，颇为引人注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云：“光弼所部将李怀光、仆固怀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韩游瓌、浑释之、辛京杲自有传。若荔非元礼、郝廷玉、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皆章章可称列者，附次左方。”所列18人中，白氏占了2人。《旧唐书》卷一百九《白孝德传》明确记载：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骁悍有胆力。乾元（758—760）中，事李光弼为偏裨。[206]
白孝德（714—779）为安西胡人，唐代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是知白孝德为龟兹胡人。[207]河阳之役，他自称“国之大将”，单骑渡河力斩史思明骁将刘龙仙。此后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至于白元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附白元光传》则记：“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这很可能是白元光家族在东迁时经由突厥境内入唐，故而被当作突厥人，也可能是突厥人取了龟兹白姓。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这与粟特人史宪诚被记作“奚人”的情况相类似。[208]其父白道生历任宁、朔二州刺史，主要活动在步落稽人的生息之地。白元光随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后来又多次击破吐蕃军队,[209]官至灵武留后、定远城使。
与白孝德、白元光为武将不同，李光弼幕府中还有一位出身于胥吏的白志贞。《旧唐书》卷135《白志贞传》云：
白志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于胥吏，事节度使李光弼。[210]
白志贞与北齐白建一样是太原人，且仕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幕府，勤慎能干，“光弼深委信之，帐中之事，与琇珪参决”。唐德宗时，白志贞担任神策军使、兼京城召募使，但所召之人“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211]由白志贞统领和召募的神策军众大多是从事商业的西域胡人，战斗力自然不强，而且他们大多只在神策军中挂籍，所以783年泾原之变发生，神策军竟至无人可用。[212]这也透露出白志贞当为迁居中原的龟兹人后裔，因而担任神策军使兼京城召募使，后来官至浙西节度使。
《唐白休征墓志铭并序》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遗址东，墓志记其为太原人，官任银州龙川府长史，卒于开元九年（721）四月九日，与夫人阎氏于“其月十九日合葬于胜州之东原”，[213]可见该城址即唐代胜州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出土《唐白敬立墓志并序》记其为秦将白起之后，贯称南阳，“其后子孙沦弃，或逐扶苏有长城之役者，多流裔于塞垣。公家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曾祖白令光、祖白奉林、父白文亮世袭兴宁府都督，他本人历任夏州马步都虞候、鄜州招葺使、延州防御使，景福二年（893）“薨于夏州之故里”，乾宁二年（895）“葬于夏州朔方县”。[214]横山县横山镇魏墙村出土的《后唐白全周墓志》称其为“唐礼部侍郎居易之后，因官流散，子孙异乡焉”；父白文亮“自河东楼蕃监盛族，萍泛聿来秦土。初游银郡，及于白婆村”；白全周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兼主回图重务”，其子白友琅亦“主持回易”，负责藩镇贸易事务。[215]白全周是否为白居易后裔自不必论，值得注意的是其父白文亮自河东楼蕃监西渡黄河，来到银州白婆村。“楼蕃”即“楼烦”之异译，唐五代设置牧监。《宋史》卷二百六十一《白重赞传》即记其为“宪州楼烦人，其先沙陀部族”。此外，五代白奉进为云州清塞军人，“父曰达子，世居朔野”，其女为晋高祖第二子石重信之妃。[216]
众所周知，唐中叶以后，吐蕃势力膨胀，亡国后的吐谷浑人被迫迁居黄河两岸晋陕一带，并且出现了不少白氏人物，成为吐谷浑的重要部落酋长。周伟洲《吐谷浑史》胪列吐谷浑的氏族、部落，其中就有龟兹白氏，具体举出晚唐白义诚与五代白承福、白可久、白铁匮四人。[217]森部丰、村井恭子也对吐谷浑白氏有所论述。[218]事实上，早在北魏时代，吐谷浑中可能已出现白姓，如《魏书》卷六《显祖纪》记载皇兴三年（469）“十有一月，吐谷浑别帅白杨提度汗率户内附”。我们注意到，北魏显祖曾命长孙观率军讨伐吐谷浑，在曼头山大败可汗拾寅（452—481），拾寅不得已，“复修藩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在拾寅的前任可汗慕利延统治时期（436—452），曾“入于阗，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219]将其西疆拓至西域。拾寅时代的白杨提度汗、康盘龙极有可能就是西域人，前者出自龟兹，后者出自粟特康国。正因为白杨提度汗原本是龟兹人，所以才被称作是吐谷浑的“别帅”。关于吐谷浑白氏，此后直到晚唐五代才又大量出现于晋北地区，如晚唐蔚州刺史“吐浑白义诚”，[220]五代时“吐浑节度白承福”统率本族三万余帐，从割让给契丹的应州投归后晋，[221]然因“吐浑白可久叛入契丹”，白承福与白铁匮等一同被诛。[222]这些吐谷浑白氏势力颇大，很可能是原来的步落稽白氏加入了吐谷浑，两支出自西域龟兹的白氏在晚唐五代融为一体。
图片以上对北魏至五代晋陕一带黄河两岸的白姓人物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确认白姓是步落稽中的著姓，当是从西域龟兹东迁融入了步落稽。尤其是陕北地区早在汉代就有龟兹人徙居，此后龟兹人又不断东来，定居在同族人所居之地自然较为便利，遂形成了步落稽著姓白氏。唐代中叶以后，步落稽人逐渐消湮衰歇，而吐谷浑迁徙至晋陕一带，白氏遂又融入吐谷浑之中，成为吐谷浑部族酋长。即便时至今日，这一地区仍有白姓人物居住，如普慧指出：“现今的镇川、盐湾一带有白姓家族，乃大户之家。盐湾有白硷、镇川东有白家（属米脂县），皆以白氏为主。据田野调查、走访，镇川、盐湾一带的白氏家族，普遍皮肤白皙，头发弯曲，呈大波浪状，浓眉大眼，双眼皮，鼻梁挺直，很有可能就是龟兹吐火罗人之后裔。”[223]这种情况跟笔者调查鱼家村的情况颇为类似。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白姓人物，自然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莫属，就是北齐白建的八世孙。关于白居易的族属，学界有过不少讨论，其中颇有持西域龟兹说者。1949年，陈寅恪在《岭南学报》发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在考论其先祖时说：
鄙意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自不俟言，但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见。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此问题亦可不辨。故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
他还论及“乐天之父母以亲舅甥为婚配”之事，肯定了“乐天之外祖母乃其祖之女，与其父为同产”，并称“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以及谈到其母看花堕井而他却作诗，故遭贬官之事。[224]陈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进一步指出：“至白氏亲舅甥之婚配，乃新兴阶级之陋习，宜其为尊尚礼法门风之山东旧族所鄙薄。又白香山之违犯当时名教，坐不孝贬官，虽有政治性质，终亦与其门族渊源不无关系。”[225]白居易（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父母以舅甥相婚配，白母堕井身亡而居易作诗，这些被中原门阀旧族所不容的行为，若放在白居易家族出自西域龟兹白氏这一背景下理解，或许就可涣然冰释。陈杰就从胡化婚姻的角度探讨了白居易家族的婚配问题，认为“白氏为西域胡姓这一论断并非妄言。白居易之家族既然出于胡种，其婚姻关系和家庭风气浸染胡族之风俗也是理所当然”。[226]
1958年，陈寅恪的弟子姚薇元出版《北朝胡姓考》一书，据《唐摭言》《北梦琐言》所记两条史料，认为白敏中为龟兹族人，由此连带敏中之堂兄居易亦为龟兹族。[227]限于是书体例，姚氏没有展开详细论证，尚有进一步申论的必要。白敏中在唐武宗、宣宗、懿宗三朝为宰相，尤其是在宣宗大中（847—860）前期，“敏中居四辅之首”。[228]《唐摭言》卷十三《敏捷》云：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第，莫向樽前喜气粗。”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229]
“白中令”指白敏中担任中书令，大中（847—859）末出为荆南节度使。卢发大概出自范阳卢氏，在一次宴会上夸耀门第。白敏中不悦，自言“十姓胡中第六胡”，并说曾在朝中“掌洪炉”，即执掌鸿胪寺。卢发的对答敏捷巧妙，亦称白为十姓胡中第六胡，但在文学、做官方面都超过了一流门阀崔、卢二氏，以此取悦于白敏中。晚唐时期，白作为胡姓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在十姓胡中排名第六，而白敏中也不讳言其胡人出身。关于白为胡姓，
《广异记》云：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230]
“狐”即“胡”也。[231]白姓出自龟兹王族，康为粟特昭武九姓，因为东迁中原的时间不太长，所以从相貌或其他方面或许还能判断出来，故称五百年狐（胡）；而东迁时间更久的胡人冒充汉族大姓赵、张，已经完全汉化，无论在体质抑或文化方面都已经难以判断，故称千年之狐（胡）。白居易家族至晚在北朝已经东迁，到晚唐已有400年左右历史，可谓五百年胡，从种族文化方面仍可依稀看出一些胡人特征。
《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一则故事：
唐自大中至咸通（847—873），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图片、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232]
“崔慎猷”在两《唐书》中作“崔慎由”，皆有列传或附传，清河武城人，[233]为汉族门阀大姓。他于大中十一年（857）二月至十二年（858）正月担任宰相，[234]正值白敏中罢相、入相之间，而毕图片、曹确入相是在咸通（860—873）年间。[235]由此可知，崔慎猷任相是在毕、曹二人之前，所谓“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并非其亲口所言，只是后人的戏语，故意借汉族第一高门清河崔氏之口说出。不过，龟兹王姓白，粟特地区有毕、曹二国，[236]入华吐火罗人自称姓罗，[237]这四位晚唐宰相恐不无西域胡姓之嫌疑。尽管到晚唐时代，原本出自西域胡人的后裔已经日益汉化，几乎看不出明显的民族特征，但是史籍记载仍会透露一些蛛丝马迹。以毕图片为例，他曾任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唯图片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大中（847—860）末，党项羌叛扰河西，“图片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状”，并被任命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等使，“图片至军，遣使告喻叛徒，诸羌率化”；咸通二年（861），“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近胡，九姓为乱。图片明赏罚，谨斥候，期年诸部革心”。[238]毕图片之父毕匀“为盐估”，[239]门第卑微，不同于高门势族，故而毕图片甘居仓、驾二曹。他熟悉民族事务，遣使告喻便令诸羌率化，九姓胡革心，这不禁让人想起西魏粟特人史宁说服凉州，“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240]鱼国人虞庆则出任石州总管，“境内清肃，稽胡慕义而归者八千余户”。[241]因此，颇疑毕图片也出自粟特毕国，故能顺利处理好民族事务。他在太原“求丽姝，盛饰使献”宰相令狐绹，又向唐宣宗进献李玄伯为太医，而玄伯为宣宗炼治丹剂，致其驾崩，“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诛死”。[242]这可能与西域胡人追求奢侈享乐、[243]精通医药方术有密切关系。需加注意，一同被诛的虞紫芝极有可能就是一位鱼国人。以上种种迹象似乎透露出毕图片为粟特毕国人之后裔，而与之同列的白敏中、曹确、罗劭三位宰相也可能是西域胡人。
1983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一文，依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及《述异记》两条史料，旗帜鲜明地提出白居易为龟兹人的观点。[244]对于这两条史料，尚需作进一步的分析。《沃洲山禅院记》略云：
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遁（道）林居焉。次又有……凡十八僧居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太和二年（828）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245]
记文提到东晋、刘宋时期的“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与唐代的“头陀僧白寂然”。《述异记》也记载，章安县西有赤城山，“晋泰元（376—396）中，有外国道人白道猷居于此山”。[246]白居易与白道猷的生活时代相去约400年，且称白道猷为西天竺人，所以两人之间当无关联。白寂然与白居易生活在同时代，称白居易为从叔，并命门徒自剡溪至洛阳，请求撰写《沃洲山禅院记》，记文也追述了白道猷从西域来到沃洲山之事。白寂然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七有传，云“：释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许人也。名节素奇，踵四圣种，故号头陀焉。”[247]白居易与头陀僧白寂然为从叔侄关系，究竟是真实抑或攀附，尚难确定。[248]魏长洪据《沃洲山禅院记》《述异记》等史料，认为“佐证了白居易与白道晋、白寂然之间的血缘关系。白道猷是东晋时到内地传播佛教沙门僧，可以肯定的说是白居易的先祖”；白道猷来自西域，结合龟兹王姓为白，断定“白居易的先祖白道猷是龟兹白氏王族的本家同宗”。[249]然而，从以上两篇史料根本得不出白居易与白道猷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结论，无法断定后者是前者的先祖；而白道猷为西天竺人，是否为龟兹王族亦难以证实。
2001年，钱伯泉揭出一方《唐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志文记载“其先太原人也”，为白敏中之女，亦即白居易之侄女，特别提到了“既我唐受命，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白孝德为安西胡人，钱氏据此认为白居易家族亦为龟兹人。[250]2011年，SanpingChen（陈三平）从白居易的血统、父母的舅甥婚、宗教文化的中亚特征、丝路情结、诗歌中的胡语词汇、遗风影响等方面，分析论证了白居易出自龟兹。[251]这应当是白居易为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资料证据。2016年，薛宗正、霍旭初在《龟兹历史与佛教文化》一书中亦说：“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252]2018年，范兆飞对太原白氏作过个案考察，认为“太原白氏是中古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次等士族，其族属极可能是西域的龟兹族”。不过，他只是考察了太原白氏的远古祖先，而对北齐白建以降的家族世系基本未作探讨，附录二《中古太原白氏世系简图》给出了包括白建以下9代人物在内的世系表。[253]
考证白居易是否为龟兹人后裔确非易事，尤其是《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云“自锽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可知白居易家族从事儒学、考取明经，但也只是锽、季庚、居易祖孙三代而已，白锽、白季庚父子官至县令、别驾。经过白家三代习儒，汉化逐渐加深，到白居易时自称“仆本儒家子”，[254]更加不易辨别其族属。然而，细绎相关史料记载，除上述《唐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外，还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
第一，白居易的母亲看花堕井而他却作诗，透露出与传统名教不一样的风习。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因母亲陈氏去世，回到下邽老家服丧，但五年后遭到宰相、中书舍人王涯等人的排挤“，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被外贬为江州司马。[255]需要注意的是，此事并非发生在陈氏去世后的服丧期间，而是在其死后五年。这是白居易的政敌借有伤名教之名，在政治上对其进行打击。
第二，白居易生性耽爱西域音乐，尤其喜听龟兹琵琶。他曾撰《琵琶引》《听李士良琵琶》《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听琵琶妓弹略略》《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等诗作，[256]《江南遇天宝乐叟》亦记此乐叟在安史乱前“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257]足见白居易对琵琶乐曲极为钟情，而最著名的则属龟兹琵琶。史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258]“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259]在西域诸国乐中，龟兹乐排在首位，白智通应当与苏祗婆一样都是龟兹乐人。隋炀帝定《九部乐》，其中《龟兹乐》条下记“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260]可见在周隋之际，以龟兹乐为首的西域胡乐大量涌入长安，龟兹乐人白智通、苏祗婆、白明达因善弹琵琶而担任教习。唐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浔阳江头湓浦口送客，夜闻舟中琵琶声，邀为弹奏，“初为《霓裳》后《绿腰》”。[261]他曾撰《霓裳羽衣歌》，记其陪侍唐宪宗内宴，“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262]而《杨柳枝词八首》首句为“六幺水调家家唱”，[263]“六幺”即“绿腰”。大中元年（847）白居易去世，唐宣宗以诗吊之，中有“胡儿能唱《琵琶》篇”一句，[264]甚堪玩味。白居易如此钟情于龟兹琵琶，固然因为龟兹乐在当时社会颇为风靡，同时也可能与其本身是龟兹人后裔不无关系。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胡旋女》《西凉伎》《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柘枝妓》《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伊州》《柘枝词》《凉州》《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何满子》等与西域胡乐有关的诗作。[265]在白居易身上弥漫着浓郁的西域胡风。
第三，白居易的诗中经常提到一些源自西域的物品，如银瓶、胡饼、三勒浆等。银瓶又称银胡瓶，[266]有的边饰镏金。[267]《井底引银瓶》云“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268]《琵琶引并序》亦有“银瓶乍破水浆迸”之句。胡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深受白居易喜爱，他曾撰诗《寄胡饼与杨万州》[269]。三勒浆主要出自波斯，[270]唐代上层社会宴饮常用，[271]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在“为穆先陈醴”句下自注：“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二勒汤代酒也。”[272]“二”字疑为“三”之讹，二勒汤即三勒浆。在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中，上述物件与食物当是常用之物，说明他对源自西域的物品非常熟悉。
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白居易家族极有可能是龟兹白氏后裔，确切地说是从龟兹东迁的步落稽人。祖上东迁以后，先居住在太原，后来又沿着汾河下行，渡过黄河进入今陕西境内。《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记其为“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并云：“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273]白居易为其父白季庚所撰《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有更详细的记载：
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同（韩）城县，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韩城县。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其两茔同兆域而异封树，盖从时宜，且叶吉也。[274]
“高祖”指白建，除赐田外还被赏赐庄、宅，位于同州韩城县，白建家族遂从并州太原迁居到同州韩城。尽管历经北齐、北周、隋、唐的时代变迁，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又进一步迁居到下邽县，但直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其家族在韩城的家业仍然存在，从白建（赠司空）到白志善（检校都官郎中白温之父）三代人的墓葬都在韩城县。[275]不过，陈寅恪以白建所赐庄宅在北周境内为由，质问“何得越在同州韩城即仇雠敌国之境内乎？其为依托，不待辨论也”，进而认为“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道李树代桃之厄耶！”[276]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时期边境经常交战，互相争夺土地，黄河两岸处在两国之间，时而属西魏、北周，时而属东魏、北齐，乃是常事。韩城扼守龙门关，更是双方必争之地，屡次易手。《周书》卷三十五《薛端传》云“魏孝武西迁，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引端同行。崇礼寻失守，遂降东魏”。《北齐书》卷二十《薛循义》记其在北魏末为龙门镇将，“武帝之入关也，高祖奉迎临潼关，以循义为关右行台，自龙门济河。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屯杨氏壁，循义以书招之，崇礼率万余人降”；侄子薛震于“天平（534—537）初，受旨镇守龙门，陷于西魏”[277]。据《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记载：“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他很可能在北齐末年投奔北周，迁居韩城，并被任命为弘农郡守。白建率领家族从河东太原沿汾河而下，在龙门关西渡黄河到达河西的同州韩城县，“移籍同州”，这一迁徙路线也是步落稽人常走的路线。党康琪认为，“太原是白居易的远祖籍贯，渭南是白居易父祖的安葬地，新郑是白居易的出生地，洛阳是白居易的安葬地，新郑、符离、渭南和洛阳又是白居易家人的客籍地，至于韩城，确实是白居易的祖籍”。[278]
前面提到，隋代白仵贵为韩城县令，然不知与白建家族有无关联。今陕西省韩城市苏东乡出土了白居易的堂弟白公济及其子白敬宗的墓志，有力证实了白建从太原移家同州韩城为确凿之事。《唐白公济墓志铭并序》云：
府君讳公济，字子捷，本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起之苗裔。远代意慕中华，徙居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居焉。……大和五年辛亥岁（831）五月十八日终于私第。……府君与姚氏夫人大中九年岁次乙亥（855）十一月丁未朔四日己酉，合葬于东原，去庄三里，祔先茔域也。[279]
最堪注意的是“远代意慕中华”一句，是说白公济家族原非中华人士，而是从西域龟兹迁居中原华夏的少数民族。起初入居于太原，后来徙至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墓志记载白公济有子六人，其中第四子为白敬宗。《唐白敬宗墓志铭并序》云：
府君讳敬宗，字子肃，其先太原晋阳人也。……府君七代祖建，齐中书令、赠司空，有功于齐，诏赐庄、宅二所，在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府君所居是者也。高祖温，不仕。曾若镛，唐朝散大夫、秘书郎。祖季论，坊州宜君县令。父公济，不仕。叔伯等尽皆进士出身，累登科第。名显于四夷，位达于一品。故不书耳。府君不仕，……会昌六年（846）八月二十日终于私第。[279]
白公济、敬宗父子居住在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皆卒于家中，墓志也都出土于当地，表明直到9世纪白氏家族仍有人生活在韩城，此二方墓志可谓铁证。白居易与白公济为同辈兄弟，与白敬宗为堂叔侄，白温以上系共祖。关于白温，墓志记其“不仕”，应当是准确的，而《旧唐书·白居易传》记白温为“检校都官郎中”，只是检校官，并非实职。白温向南迁徙到下邽，子锽、孙季庚、曾孙居易属于南迁一支，但子若镛、孙季论、曾孙公济、玄孙敬宗一支则仍然留在韩城老家。党康琪指出，今韩城市有白家原、白田村、白田沟、白家沟、白家庄、白村、白家洼、白家岭、白家山等名；[280]韩城市人民政府网站也介绍，当地今有白、雷、郭、张、高等大姓，其中白姓在韩城南北均有分布，也有以白氏命名的村庄如白村等。[281]这些虽然不能说完全与白建家族有关，但肯定是步落稽白氏后裔。
白温一支从韩城县南徙至下邽县，遂为下邽人。垂拱元年（685）以前，两县皆隶属于同州，此后下邽县移隶华州。从现存史料可知，白温一支除儿子白锽外，另一子白图片也迁居华州下邽，这表明白温是举家从韩城迁至下邽。白居易撰《故巩县令白府君（锽）事状》（以下简称《事状》）记其为白温第六子，大历八年（773）病卒于长安，“以其年权厝于邽县下邑里”，“元和六年（811）十月八日，孙居易等始发护灵榇，迁葬于下邽县北义津乡北原而合祔焉”。白锽有五子：季庚、季般、季轸、季宁、季平。[282]前揭《襄州别驾府君（白季庚）事状》记其卒于贞元十年（794），“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迁护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从巩县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其夫人陈氏于“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从先府君袝于皇姑焉”。由此可知，白居易是在811年母亲陈氏死后，于十月八日将父母及祖父白锽一同迁葬下邽老家，即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事状》又记白温之父白志善以上“皆葬于韩城县。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即言白温之子白锽（巩县令）、孙白季庚（襄州别驾）皆葬于下邽县，《事状》还提到夫人颍川陈氏之“妣太原白氏夫人”，为陈润之妻，[283]亦即白居易的外祖母。白居易撰《唐陈润夫人白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其适颍川陈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锽之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鄜城尉讳润之夫人，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讳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省校书郎行简之外祖母也。”由此可知，白居易的外祖母白氏，是祖父白锽之女，这也就是学界所说白居易的父母为舅甥婚问题。贞元十六年（800），白锽之女在徐州古丰县病死，权窆于符离县之南，“至元和八年（813）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原”，[284]也迁葬到下邽老家。
据《事状》可知，白季庚有子四人：幼文、居易、行简、金刚奴。《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元和“六年（811）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他还写过《下邽庄南桃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等诗作，[285]。白居易原来打算死后也葬在下邽老家，甚至在生前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称“以某年月日，葬于华州下邽县临津里北原，祔侍御、仆射二先茔也”。“侍御”指其祖父侍御史白锽，“仆射”指其父赠右仆射白季庚。[286]白居易为三弟行简撰写的《祭弟文》亦言：“下邽北村尔莹（茔）之东，是吾他日归全之位。”[287]不过，白居易后来改变了主意，“遗命不归下邽”，别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如满师塔之侧。[288]四弟金刚奴早夭，白居易《唐太原白氏之殇墓志铭并序》云“白氏下殇曰幼美，小字金刚奴”，“九岁不幸遇疾，夭徐州符离县私第；贞元八年（792）九月，权窆于县南原；元和八年（813）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冈，祔于先府君宅兆之东三十步”。[289]
至于白图片一系，同样生活在下邽，并且死后也都葬在当地。《唐白季康墓志铭并序》云：“祖讳志善，尚医奉御。父讳图片，杨（扬）州录事参军。公即录事府君次子，历华州下邽尉”云云；白季康卒于溧水县令任上，“归葬于华州下邽县某乡某原”；其后夫人敬氏，亦“以大和七年（833）正月某日寝疾，终于下邽别墅”。[290]其子敏中，“大和七年（833），丁母忧，退居下邽”。[291]《唐白敏中墓志铭并序》记其于咸通二年（861）七月十五日卒于凤翔，“以其年十月三十日归葬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洪义原。前崔夫人合祔，从先茔，礼也”。[292]
综上所考，白温一支从韩城县南迁到下邽县后一直生活在这里；除白居易卒葬于洛阳外，家族中其他人死后均葬在下邽县义津乡。这里成为步落稽白温家族的重要定居地。
三、龟兹白氏、鱼国鱼氏的东迁与混融共生
在西域地区，龟兹与鱼国（跋禄迦国）比邻而居，物产、风俗、文化相同，前者势力较大，一度统治过后者。即便时至今日，库车（古龟兹）、阿克苏（古鱼国）仍有隶属关系，只不过与古代刚好相反，两者虽同为县级市，但阿克苏市为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库车市为阿克苏地区所辖。由此可见，自古至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极为密切。在历史上，龟兹人、鱼国（婆来伽、跋禄迦）人皆曾向东迁徙，大多定居在黄河两岸的晋陕一带。对于东徙的龟兹人，汉代设置了龟兹县、龟兹属国进行管理；而东徙的鱼国人则在北朝隋唐形成了步落稽势力集团。
上文说到，鱼部族东迁以后的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西起灵武回乐，南至京兆栎阳、冯翊下邽，东到并州晋阳等地，大体在《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所记步落稽的分布范围，“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甚至还有所拓展。这一地域正好与东徙龟兹白氏的分布范围相符合，即黄河两岸的晋陕一带。鱼、白二氏的活动区域之所以如此吻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原本都来自于西域塔里木盆地北缘，生活习性、文化风俗相同，在向东迁徙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了一起，这种情况可以拿襄阳鱼弘来作类比。[293]襄阳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之地，汉末以来有不少粟特胡人从西域流寓至此，先后聚集定居下来。《续高僧传》卷二十八《释智嶷传》记其“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294]传文称释智嶷是康居国王的后代，实际出自粟特康国。他是隋都长安静法寺的僧人，仁寿（601—604）时奉命送舍利于瓜州崇教寺。一世为30年，从仁寿时往前逆推十余世，当在魏晋时期，故“国难东归魏”指其祖先在曹魏时东来，定居于襄阳，至隋已有三个多世纪。《梁书》卷十八《康绚传》亦记：“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420—422）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295]以一家五口计，三千余家超过了15000人，足见粟特康穆的宗族及乡党势力极大，以至于宋武帝在襄阳为其侨置了华山郡蓝田县。十六国前凉时，竺法护译出的《光赞经》“逸在凉州”，“泰元元年岁在丙子（376）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互市人康儿，辗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296]酉年为376年之前的癸酉年，即东晋宁康元年（373）。凉州互市人康儿与长安安法华应当都是粟特胡人，通过他们及其他互市人之手，将这部《光赞经》从凉州辗转送到长安，最后造抵襄阳。在这条沟通十六国与东晋之间的商业与文化交流的道路上，粟特胡人扮演了重要角色。[297]由此可知，曹魏及刘宋初，不断有粟特人迁居襄阳，这里成为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人的重要据点。同样出自西域的鱼国人后裔鱼弘也定居在襄阳，应该与此地的粟特聚落有关。同理，鱼、白二氏迁居到黄河两岸，共同组成了步落稽，形成了较大的势力集团。通过前面的考察可知，鱼氏有晋阳、冯翊两个郡望，白氏也有太原郡望，并与鱼氏一样定居在同州（冯翊郡）下邽县。晋阳、太原都在并州，从并州太原沿着汾水南下，西渡黄河，再南下同州下邽，这既是白建家族的迁徙路线，又是鱼氏两大郡望的起讫点。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因为鱼、白二氏都是步落稽人，原本均出自西域塔里木盆地北缘。
黄河虽然将山西与陕西分作两省，但并未隔绝两岸人民的往来；恰好相反，步落稽人自由地出入黄河两岸，其东西移动已司空见惯。前述北魏白亚栗斯、白龙率领部众出入于黄河两岸，白文亮自河东楼繁监渡河至银州白婆村，皆属其例。《周书·稽胡传》记载郝阿保、郝狼皮、郝三郎等步落稽人，不由让人想起《晋书》卷四《惠帝纪》所记西晋元康四年（294），匈奴郝散在河东上党起兵反晋，最后为冯翊都尉所杀；两年后，其弟郝度元率领冯翊等地羌胡再次起兵，击破冯翊太守欧阳建、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可见其在黄河两岸皆有分布，彼此呼应，自由渡越黄河往来。步落稽中有郝姓，显然是鱼国人在东迁过程中与南匈奴人相融合而冒充匈奴姓氏。另外，曹魏末年扩增晋公司马昭的封域，位于黄河西面的冯翊郡就在晋国范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上党和冯翊虽然分处黄河东、西两岸，但因交通便利，有时甚至被视作同一地理单元，所以步落稽人地跨黄河两岸自然也就可以理解。
前揭《唐鱼辩江墓志铭并序》记其为太原宜阳人，却被封为“冯翊县开国伯”；[298]《唐赵宗祜墓志并序》记其病死于“华阴孝义之旧里”，“安厝于冯夷之原钱来之趾，附于先茔”，“冯夷”即“冯翊”。墓志记载他有四位夫人，其中前三位早卒，排在最末的“次夫人晋阳鱼氏，终于其后”。[299]赵宗祜家居华阴县孝义里，隶属于华州，与同州
关于鱼、白二氏之间的交往，虽然资料寡少，但也不是毫无蛛丝马迹可寻。《续高僧传》卷十四
按，作者冯培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与内陆亚洲史。原文载《西夏研究》2023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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