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

 

 

帝师陈宝琛曾言：“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林文忠、沈文肃二公。”沈文肃，即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原名沈振宗，字翰宇，号幼丹，谥号文肃，福建侯官（今福州鼓楼）人。林则徐外甥、女婿。

 

 

他是近代知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教育家。

 

 

“官声清过两江水”

 

沈葆桢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授编修。1856年任江西九江知府，1861年后任江西巡抚，随曾国藩办理湘军营务，与太平军作战。

 

 

1866年，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总理福建船政局。可以说，沈葆桢从政生涯中，对清政府最突出的贡献，便是作为船政大员为中国近代海军人才培养、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设厂造船，建成了远东最大的舰船制造基地，并组建我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开办学堂，即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人才，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对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即是船政学堂早期学员。

 

当年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当年的船政学堂

 

 

1874年，日军侵扰台湾，沈葆桢被任为钦差大臣，奉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保卫了宝岛台湾。之后开办基隆煤矿。

 

 

1875年，沈葆桢被擢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勤政廉洁。同年5月，受命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创建南洋水师。他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879年，沈葆桢在江宁（南京）病逝于任上，享年59岁。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祠，谥文肃。

 

 

南洋水师于1875年由沈葆桢建立，与北洋水师不同的是，南洋水师的装备完全是国产的，装备均由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生产。

 

 

沈葆桢，作为晚清名臣，深深膺服儒家教化的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智勇俱困之秋”，鲜明的性情与现实的复杂相激发，反而显示了某种奇异的复杂性——他既保守又开放，既薄情又有义，我行我素又心胸开阔。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曾氏就发现了其特异之处：“幼丹（沈葆桢）心地谦而手段辣”，“沈君极精明，而其过人处在拙，故不可量尔”。（《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复胡宫保》）曾国藩察人极精，一个“拙”字意味深长。

 

 

他并不是笨，而是怀着儒者经世致用理想的精明强干，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犟气与锐气，能够灵活又严格地坚持原则。他对传统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与理性认同，坚守儒学传统与君子人格，支持科举八股取士的深刻意义，他是“取新卫旧、中体西用”改良主义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行动者。他认同的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前者治本，后者治标。“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洋务运动(五)》453页）然所谓“经济救时弊，义理正人心。”（《沈文肃公家书》光绪己卯年三月二十六日）只要增加科举的内容，改变不重“艺事”的状况就可以实现变革。

 

 

他自己就是这种理想的一个切实而勇猛的实践者。他一生廉洁奉公，一切以成就实务为基准，为此不惜忤逆大员，就是面对霸道勇悍的“恩主”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他也是寸土必争不循私情。他自曾国藩帐下升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三顾而成船政大臣。可是，很快就可以为了公务的不同立场而翻脸交恶。

 

曾国藩与左宗棠

 

 

我们看到一个晚清名臣中的异类，一个丝毫不眷恋权柄的大员，一个清醒而决绝的儒者士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他的生命中几乎不见犹豫与徘徊。他对“正人心”儒家教化的重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是摆在嘴上的，而是一种基于人生人性的深刻思考与自觉践行。

 

 

他对僚属这样说：“士君子之操行，惟以不贪为主，则所持者简而易全，取者澹而易置。以吾所见，当时功名之士，类皆嗜多务进，莫知所止，其于事为行止之间，坐是馈决而不竟，岐出而不收者众矣！某之去江西，行李囊橐，一如始来时，非矫以取名也，亦聊以检制吾心，使不得放云尔。”（《涛园集•夜识亭记》）

 

 

他对子女这样劝诫：“时事多艰，总以好读书能耐苦为立脚地步。”（《沈文肃公家书》88-89页）“人生一瞬耳，富贵便复何常，先辈宦海归来，必谋美宅，然无能久之者……至勤检必不可忘，我紹褂霉烂尚不敢另做，亦无勾锋毛外挂，官亲家人皆以此为耻，无论现在江西及京中旧债未清，力所不及，即稍从容，我等省一件衣服，即可救人无数性命，此时说勤检二字，甚似迂谈，汝辈少读书，日弛逐于庸耳俗目间，必不以为可信，汝辈身齿尚稚，生不逢辰，将来必有身临患难之一日，始悟吾言之不妄也。……功名得失不足介意，即八股试帖亦无关紧要，四书五经不可暂离，纲鉴及先贤格言亦须时时教诲留意，世风日下，再无数句圣贤语言在胸中，便成无所不至之小人，可惧也。”（《沈文肃公家书》30-33 页）

 

 

有了这样磊落而清醒的自觉自省，我们当可以理解一个丁忧的堂堂巡抚，却不耻于巷口开店，装裱鬻书。

 

 

他的严格自律和淡泊富贵，并非故作姿态矫揉造作，而是包含了杰出儒者君子人格最可贵的一种理想品质，克勤克俭的背后是积德惜福庇荫子孙。沈氏家风家教的结果是后世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当代仍有书法家沈觐寿每念“书画传家二百年”而诲人不倦。

 

 

 

书画传家二百年

 

 

作为晚清政坛要员，沈葆桢与古代众多文人士大夫一样，寄情诗词、钟情笔墨，在书法艺术领域亦有相当造诣。

 

 

他一生留下大量笔墨，梳理其遗墨，其书法作品形式主要有楹联、诗稿、屏条、横幅、扇面、信札、文稿、榜书等。

 

 

沈葆桢楹联有两种面貌，一是碑学与颜体楷书融合的方硬峻峭；二是章草融合于行楷笔意中的圆浑厚重。前者开合取势，笔画对比强烈、讲究精到，注重趣味。后者沉郁大气，浑厚华姿，有庙堂气象。由于沈葆桢楹联作品基本没有年号等明显的标识，我们没法从字体中推测书写年代。但不能说方硬峻峭的是早年作品，而浑厚华姿是晚年作品，一位书家同时具备两种书写样式同样存在。

 

 

如果说楹联书写是正式的书法创作，那么诗稿则带有手抄痕迹，不那么讲究章法。沈葆桢的诗稿以行楷居多，诗稿注重性情的自然流露，字字工稳，笔笔到位，全无潦草率性，应属于理性书写。

 

 

条屏也是沈葆桢擅长的书法创作形式，多以送友条屏书写内容以经用济世、文人雅好的古代文赋史料为主。条屏作品内容实用，讲究艺术趣味，篇幅疏朗，字形多姿。字的大小变化丰富，长短轻重讲究，上下顾盼交相辉映。缓慢书写、沉着行笔，气息充满书卷味，文气十足。

 

 

其余作品，横幅、扇面传世较少，其风格特征与条屏类似，以文雅疏朗格调为主；沈葆桢给友人的书信少了其他书写形式的正式庄严感，笔调显得轻松流畅，文人洒脱的性情更易于凸显出来，是其遗世笔墨的精品；遗世榜书有其为台湾“安平炮台”书写的榜书：“亿载金城”和“万流砥柱”。榜书讲究大气震撼，沈葆桢书法方硬厚重，气势不凡，作为晚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文物，不仅具有书法价值，还具有深层的历史意义。

 

颜体楷书

 

梳理沈葆桢书法风格，首先是其深厚的颜体楷书功底，将颜体楷书巧妙融合。从现存沈葆桢行楷作品中可以看出具有颜体楷书特征，主要表现在笔画和字形上。

 

 

从笔法上看，作品的横折、竖钩用笔仍有《颜勤礼碑》的笔意，如横折是细劲的横连接粗重的竖，细横能劲，粗竖雄浑，粗细对比强烈，节奏强弱对比生动。沈葆桢将《颜勤礼碑》的笔意特征直接用于作品当中，成为自己的书法语言。应该说，这种直接的技法继承带有明显的颜体“样式”，在技法上还没达到“化”的程度，技法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相对较弱。但是，在沈葆桢雄强的书风当中，出现《颜勤礼碑》的笔意符合其整体书法风貌，颜体笔法点缀期间能生动出彩。何况，沈葆桢掺入《颜勤礼碑》的笔意时注重变化与协调，不是没有取舍的生搬硬套，而是因势而用，属于有审美选择的运用。

 

 

在字的形态上，沈葆桢继承颜体楷书宽博大气的格局。追其原由，其一，颜体在明清书坛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明清两代，颜体书风盛行，尽管清中期开始兴起碑学风气，仍然有不少书家忠实于颜体书写，如乾隆年间的钱沣则毕生书写颜体，以此扬名，又如何绍基的行书造诣得益于扎实的颜体楷书基础等等。可以看出，沈葆桢在早年就对颜体楷书下过苦功夫，以至于在后来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颜体楷书的影子。正如刘熙载《艺概》里提到：书，如也，如其人，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沈葆桢个性刚毅强悍，博览群书又勇于任事，选择大气磅礴的颜体楷书自然能与其性情契合，达到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

 

 

碑帖融合

 

 

其次是碑帖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写风貌。沈葆桢所处的年代正是清代碑学兴起，名家辈出的时代，以阮元、包世臣为代表的碑学理论家极力倡导碑学。加之金农、邓石如在实践上有力推动碑学的发展，乾隆朝以后整个书坛碑学成为主流。在碑学思潮推动下，沈葆桢书法深受碑学影响。但是，沈葆桢书法没有照搬碑学的书写样式，而是借鉴碑学思想，取其神貌，因此看不出具体学的哪家碑刻。应当说，沈葆桢在深厚的颜鲁公楷书的基础上，在用笔、结体上融合碑学思想，对碑学结体、技法进行选择性吸收。

 

 

我们看到，沈葆桢书法多姿的体态却没有北碑的彪悍张扬，其书法作品字形以方正居多，体态方正，磊落大方，正而厚实端严，斜而遒劲生趣，兼有北碑的形体、气魄，兼有帖学的用笔、节奏、气韵。他化解了北碑彪悍的气息，汲取北碑方硬的外形及雄强、大气、大胆的笔调，融入帖学的婉约文气。这样看来，沈葆桢书法是在碑学影响下，走碑帖融合的路子，形成了南北书风融合的个人风貌。

 

 

从审美感受上看，沈葆桢书法刚柔相济，轻重相间，虚实相生，粗而不野，细不轻飘。用笔粗则厚实沉郁，重不凝滞，古风犹存。细的笔画则优雅遒劲，细劲而不尖刻，细而挺，如刻玉般的优雅线质。沈葆桢书法作品中经常出现异常厚重的一笔，点缀期间，如重锤敲鼓，节奏震撼。雄强的笔调刚劲有力而无半笔绵柔怯软，因此，欣赏沈葆桢书法，总能有精神震撼之感。

 

 

章草笔意

 

 

沈葆桢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章草笔意融合于书体当中。章草高古简率，沈葆桢书法作品大量使用章草笔调。作品中有直接借用章草的笔画，如在点、捺处理上喜用章草中短促的撇点、圆润厚实的“点”和短促飞动而充满刀味的“重捺”。

 

 

章草是相对楷化的草书，沈葆桢书法融合了章草笔意，因此书体凝重高古，古意黯然，深沉厚重，朴茂苍茫。紧凑的结体掺以古雅动态的章草笔调，书体变得灵动而妙趣横生。这正是沈葆桢书法重而不闷、厚而灵动的原因。

 

 

沈葆桢书法作品有的甚至直接以章草形式书写的，把章草写慢了，写正了，写楷了，因此，其笔下的章草书体看起来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异化”的章草。

 

 

从章草书体的借鉴上看，沈葆桢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了优秀书法家的艺术自觉，重视对书法传统，尤其是格调高雅的书法的借鉴与吸收，加之取法高古，见解独到，对多种书体风格有意识的梳理、融合、借鉴、强化，其书写风格变得卓尔不群。

 

 

文人书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文人士大夫是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书法作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精神寄托，古代书法家们重视在文学上积累提升，古代杰出的书法家无一不是文人。沈葆桢历来重视诗词学习和创作，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文人书法家。

 

 

他早年诗词得益于林则徐指点。相传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请其舅父林则徐过目，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另外，沈葆桢尤为喜爱“诗钟”，“诗钟”是中国古代汉族文人的一种限时吟诗文字游戏，大约出现在嘉庆、道光年间的福建八闽地区。沈葆桢在福州船政大臣任上，工作之余经常聚集下属及乡亲文人雅士在一起比赛“诗钟”，1874年还将“诗钟”之风带到台湾。沈葆桢的书法造诣除了其对笔墨技巧的独到继承、取舍、借鉴外，也是其文学积累、文化心性的自然流露。对当代书法家来说，值得借鉴。

 

 

行不得则反求诸已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沈葆桢与同时代普通文人士大夫在书法上无意识的书写不同，他在书法上的追求与想法体现在书法作品当中，尽管至今没发现其本人对书法理解的的史料遗存，也没有发现那时代的文人对其书法的鉴赏评价文献记载。

 

 

 

但传世作品就是最好书法的语言，透过沈葆桢书法作品，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沈葆桢在书法上付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造诣。读沈葆桢及其书法，显示了一个清醒的文化保守者于大变局中在根基与求变之间高明的自我平衡。

  

 

时过境迁，作为晚清重臣，沈葆桢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影响已被历史尘封。庆幸的是，他的书法作品承载着其刚毅强悍而又儒雅温润的文人精神，以及兼容率性的书法精神。他应当是清代书法史上面貌独特的书法家，而不单是严复、邓世昌的校长，不只是船政要员。

 

 

近年，福州复建了抗战时被摧毁的马尾的“总理船政”衙门，其大堂上刻有沈葆桢的一副对联：“行不得则反求诸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船政衙门大堂前方柱楹联为沈葆桢亲撰

 

 

“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清代贺长龄自撰集句格言联。

 

 

上联“行不得则反求诸己”，出自于《孟子·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下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出自于《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这幅对联的意思是：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思检查自己；省察自己要严格，批评责备别人时应该尽量做到和缓宽厚。

 

 

此对联内容是沈葆桢自我处世的写照，也反映出其书法趣味——结字多有奇趣，如“不、得、诸、而、于”等字多有意外，整体不失厚重平稳，斯文端凝。用笔提按鲜明，粗细对比非常强烈，下笔峻急痛快而圆润节制，显得张弛有度。他的锋芒以厚重来包裹，开张以谨严来约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

 

 

此联曾在《沈葆桢手迹》中出版过：

 

沈葆桢 行书八言联 立轴 水墨蜡笺 

162.5×32cm×2

 

出版：《沈葆桢手迹》P38，福建省音像出版社，2008年。

 

这是沈葆桢送与友人的精意之作，写于考究的龙凤祥云银纹蜡笺上，钤有一白（沈葆桢印）一朱（幼丹）两方印章。

 

作者钤印

 

 

由题识“畅庵大兄大雅属”展开综合考证，这位上款人应当为郭长祚。

 

 

郭长祚（1812-1878），号畅庵，出自以经营洋船业起家的福建龙溪郭氏家族。乾隆二十年前后，郭氏第十四代世祖郭梦斗（1715-1791，字极夫，号辰斋），带领家族迁至上海发展，在闽商聚集的洋行街开设“郭万丰”船号，进而跻身沪上著名船商之列。

 

 

郭长祚乃郭梦斗次子郭大勋（1759-1822，字炳麟，号榴山）的长孙，是主持万丰号的迁沪第四代。只不过，在他接过经营之任时，中国远洋行业已在西方近代轮船业冲击下日趋式微。好在郭家早前已将经营重心转向银楼业——上海第二家银楼、1783年开设的庆云甡记银楼，即为郭家所有。他们开办的银楼，获得巨大成功，银楼业也慢慢取代洋船业成为郭家主业。

 

 

1881年前后，万丰号歇业，郭长祚三兄弟（其弟为郭长地与郭长钰）分家，分别以“壶瑞堂”、“毓瑞堂”和“诒瑞堂”为各自堂号。1882年，郭氏将金利源码头出售给轮船招商局，完全退出航运业。

 

要在时局不稳、竞争激烈的沪上，成功延续从八大船商到九大银楼业主的辉煌，郭家可依赖的想来不仅是良好经营累积的雄厚资产，其与当地政府及督管官员的关系，或也是其一大背景，相互间的往来，想来是十分密切的。

 

 

有一事，或可观知一二：上海华洋会防期间中外重要联系人杨坊（1812-1865，字启堂、荣阶，号憩堂），曾以筹集军饷名义挪借郭家十四万两巨资，造成后者资金周转上的困难。杨坊去世后，郭长祚将此情况向地方政府反映，希望追回四万欠款，而“以十万充饷”，得到的结果应当是收回三万元。1867年10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获知此事，给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写信时，言郭长祚此请，“恐有别情”，“何忍威胁其家而强取其金，自当谢绝郭商，以崇大体”。

 

 

而沈葆桢于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很可能便是在这任职期间与郭长祚有过往来，写下了这幅对联相赠。

 

 

题识：畅庵大兄大雅属

 

 

后来这幅对联，为江苏无锡的夏振寰所藏，对联上的两方鉴藏印：“锡山夏振寰赏玩之记（白）”“曾藏梁溪夏振寰家（朱）”，以及朱龙湛的题签，是最直观的证明。

  

 

 

鉴藏印

 

新民晚报曾刊有秦绿枝撰《百岁》一文（2014年11月24日），其中提及夏振寰夏老是工商业者，有两大爱好：一是莳养西洋杜鹃花，他养此花几十年，其成就在上海老一辈的园艺界是出了名的；另一则是喜收藏书画，“他的赏玩标准别具一格，倒不一定追求名家大师，而是看作品的本身是否符合己意，喜欢的就要，甚至不惜代价。他特别钟情作者其人有些来历，有些故事的”。

 

 

吴民贵则在文章《沈葆桢信札散论》中直言，夏老尤以藏有沈复、沈葆桢、沈曾植“三沈”对联为乐。

 

 

题签：沈葆桢行书八言笺联上。振寰藏。沈葆桢行书八言笺联下甲戌冬。龙湛署签。

 

题签的朱龙湛（1914-1996），原名复康（一作字），字敬圃，江苏无锡南市桥人。他是金石学家、书画家，更是藏书大家，室名千明楼（因藏书喜明人集部，曾发愿收集明版书千部，故为此名，现千明楼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16号）。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成为申新纺织总公司荣德生的私人秘书。解放后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后入上海文史馆，1978年退休。

 

 

朱龙湛家学渊源，幼受熏陶，其父朱烈（1891-1973），字梦华，善诗词书画，早享名声，喜好藏书与金石书画，曾收购李思浩旧藏数千册，尤多棋谱。朱龙湛受父亲影响，于诗词绘画、书法篆刻、金石碑版、版本目录无不精通。工诗善画，邃于史学和考古，又笃好书法，自甲骨、篆籀、隶草、行楷无一不精。通读过二十四史三遍。以诗书画闻名全国，也酷爱收藏，“尤嗜书如命”。

 

 

关于朱龙湛的收藏情况，《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所藏以书画艺术论著、人物传记、年谱、方志和无锡乡邦文献为主，喜明人集部，曾发愿收满一千部明版，故颜其居曰千明楼。……至解放初，藏明刊达433种，清初精刊153种，全部藏书逾十万。”

 

涵泳艺术馆珍藏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沈葆桢创作的这对八言联从上海知名藏家夏振寰处释出至台湾，并于90代末回流福州，被封崇长先生收藏。其后释出，有幸被纳入涵泳艺术馆，至今保重。

 

 

如今，关于此对联的上款人、收藏人、题签人，甚至于流转过程都弄清了。或许这就是收藏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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