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化热缘何经久不衰

苏东坡塑像 （图源网络）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中，关于苏东坡的史料最为完整最为丰富，远超李白、杜甫，即便是他同时代的人，也望尘莫及。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的文化热经久不衰。  

近年来，苏东坡又火了。之所以用“又”字，一是因为苏东坡的热度从未消减，历朝历代吟咏、谈论、研究、追随他的人多如恒河之沙，不计其数；二是因为舞剧、话剧、京剧、音乐剧、舞蹈诗剧、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短视频等苏东坡题材文艺作品大量涌现，东坡文化节、东坡文化季、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等各种苏东坡主题文化活动也在各地纷纷登场。

当苏东坡从古代走进现代，从传统文化领域进入大众文化领域，他开始从一个具体人物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IP。（所谓文化IP，指一种文化产品之间的连接融合，有着高辨识度、自带流量等特质的文化产品）

苏轼在散文、诗歌、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都非常的高。在散文方面，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唐宋八大家”领衔人物；在诗歌方面，他提高了宋诗的质量，成为北宋诗坛骄傲；在书法方面，他擅长行书、草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为“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是文人画的开创者之一。同时，苏轼在词方面是开宗立派的大家，首开豪放派词风，为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之所以能作出这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的天赋，更加因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过激之处，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迁汝州。哲宗立，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启为相，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后应召入京，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因反对新党尽废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元佑六年（1091），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再贬儋州。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正是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坎坷经历造就了苏轼，他的光照千古的名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部接受史，以 2700多首苏诗、300多首苏词、4800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

（左图）电视剧《苏东坡》剧照（中图）黄梅戏《苏东坡》剧照（右图）话剧《苏东坡》剧照

“东坡文化”热经久不衰，不仅在于他的千古名篇，更在于他的文化人格。有文章总结说道，首先，苏东坡一生始终秉持为民请命、兼济苍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朝堂上，他能在王安石变法时直陈得失，能在旧党废法时仗义执言，丝毫不计个人之利害；贬谪中，他并不灰心丧气，更未就此躺平，浑噩度日。每到一地，他总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力求造福一方百姓，比如在杭州疏浚西湖，在徐州率民抗洪，在密州捕盗灭蝗，在惠州修桥补路，在儋州讲学育人。

其次，苏东坡有着超然物外、达观豁达的人格魅力。纵览苏东坡的一生，他名头大，官位大，人生起伏更大，饱受贬谪之苦，但他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寻找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状态，让生活在苦难中开出花来。具体来说，他既上得去，坐得稳文坛领袖，当得实学士尚书；又下得来，好吃、好玩、好讲笑话，虽然偶尔也如凡夫俗子一般惆怅、愤懑、孤苦，但总是能在吟诗、交友、作画、烧菜、把酒与调侃嬉笑中自我排解。

今天，我们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讲述苏东坡、吟咏苏东坡，其实也是在呼唤苏东坡身上的那种文化人格。同时，通过一部部苏东坡题材文艺作品，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效仿着、追随着苏东坡的那种豪迈、旷达、忍让、为善，从逆境中完成自我慰藉、自我救赎、自我升华。

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言：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文化人格的力量，让“苏东坡”成为千载永流传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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