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护佛记
从17岁参与龙门石窟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开始，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长达50年。“我这半辈子，都留在了龙门！”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净净 编辑金明大
9月11日，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景区参观游览
洛阳南郊，伊河两岸的峭壁上，2300多个洞窟像龛静静矗立，近11万尊佛像沿河次第铺开,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作为龙门石窟的“名片”，奉先寺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九尊造像各具形态、形神兼备，主佛卢舍那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东方佛教艺术的典范。
2022年7月21日，历时228天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完工，卢舍那大佛再次以新的面貌回归人们视野。
尽管本次大修已经完工，但石匠刘建设与工友们的活儿没停，莲花洞南壁已“蒙上了绿纱”，脚手架快要搭建好。“你看这些就是裂隙。”站在数米高的脚手架上，刘建设指着像龛外石壁上一道细小的缝介绍，“现在我们还在搭脚手架，等搭好后，材料拉过来就开始封缝灌浆。”
在本次大修中，67岁的刘建设是一线施工队伍中工龄最长的人。从17岁参与龙门石窟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开始，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长达50年。“我这半辈子，都留在了龙门！”
“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
刘建设出生在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刘井村，以前这是当地有名的“石匠村”，坐落于伊河南畔，距离龙门石窟大约5公里。凭借丰富的石料资源，刘井村人世代在此采石、雕刻，与石结缘。
“从我记事起，从村这头走到那头，都能听到做石头的叮叮咣咣的声音。”刘建设回忆，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石匠，他爷爷和父亲也是石匠。小时候他跟着伙伴去龙门玩，第一次见了卢舍那大佛，“那时才六七岁，也不懂什么是‘文物’，只觉得很稀罕”。仰着脖子看，觉得大佛像山一样高，“从没想到过，将来有一天能给它做‘修复’”。
1972年，刘建设首次到龙门“修大佛”，当时龙门石窟奉先寺实施保护修复工程，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龙门石窟奉先寺的第一次“大修”。他们这个石匠村的石匠们几乎都去了，刘建设跟着父亲还有老一辈的石匠，加入了龙门石窟那次大修工程。
他到现在都清晰记得当时奉先寺佛像的样子：“大佛的脸部有一道很深的裂纹，右臂肩膀到腿部也有裂缝，整尊大佛和背后的山体也有些分离了，还有南壁天王胸部的两块石头，大概有四吨左右也掉了下来……”从小在龙门附近长大的村民们，看着心疼不已。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填补了造像本体上的空洞残缺，再通过化学灌浆、砌石加固、钢筋铆杆支撑等方式，对佛像加固维修。
刘建设当时主要干的活儿是配料、钻孔、封缝、灌浆。配料这个活儿不好干，“当时用的材料有环氧树脂、二乙烯三胺、糠醛、丙酮，像糠醛和二乙烯三胺有一定腐蚀性和毒性，俺村好几个工匠对它过敏，闻了脸就肿，胳膊上也有溃烂”。刘建设过敏虽没有那么严重，但手上脱皮也是常有。操作时要戴上手套，但灌浆时如果渗漏，封堵时戴着手套操作“不得劲儿”，他就会把手套摘掉，接触多了手上就会脱皮，露着红肉，发痒。
“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提起刘建设，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子龙说，除了工程性保护，他们也会对石窟进行日常维护，“在日常维护过程中上，就很需要像刘师傅这样的技术工人，特别是他作为石匠发挥的作用就比较明显”。
范子龙举例，当修复用到一块石头时，如果让刘师傅去选，那么不管从外观、颜色，还是大小、材质，都会更契合、更自然。
干了50年
龙门石窟奉先寺第一次“大修”工程到1974年结束，经过这一阶段的加固维修，有效防止了石窟围岩和造像的倒塌崩落，奉先寺群雕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刘建设也从“小工”干到了“大工”，那几年里，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干粮走路到龙门，干完活晚上再走着回到5公里之外的家。“工程结束后，单位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做活儿比较实在，干活儿卖力，就决定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干”。这之后，他和另外七八名石匠就成了维修队的固定队员。
1975年到1985年，他们参加了对面临崩塌的洞窟、雕刻品及危岩进行的一系列抢险加固工程。到了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实施“龙门石窟综合治理工程”，刘建设他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些年，除了对龙门石窟的文物进行日常维护，空闲时刘建设也跟着一线保护队伍去外地修护石窟、石碑或石牌坊。“像四川乐山大佛、辽宁万佛堂石窟、宁夏须弥山石窟、云南石钟山石窟、鹤壁浚县大伾山石窟……都去过。”谈起到外地修大佛的经历，刘建设如数家珍，神情自豪：“不同地方石窟石质不一样，像咱龙门石窟是石灰岩，坚硬容易雕刻，不容易风化，像乐山大佛是红砂岩，石质更软，下手时要轻一些。”
说起这些，他忍不住叹息，修复文物很考验手艺和耐性，灌浆封缝的活儿可以让给其他工人来干，但断石补石，还是需要专业的石匠。
石匠干的都是出力的活儿。游客们脚下的青石板少有人留意，但锻造起来并不易，“如果纯手工锻，这50×60公分的青石板，最长这一条錾道需要170锤”。虽然太出力，但出来效果好，是均匀的一点一坑，不像机器出来的錾道，平直没有花纹，失去拙朴的美感。好多手艺，现在的年轻匠人都不会了。
从17岁来龙门石窟参与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算起，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50年了。
在龙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除了文物维修，刘建设也参与修建了龙门石窟景区的栈道、台阶等基础设施，亲眼看着景区环境越来越好，游客参观的道路越来越方便——他能清晰地认出哪些石板哪些台阶是他锻造的。
从龙门东山到西山，每一处都有他的足迹；从卢舍那大佛到脚下的台阶，一砖一石都有他的感情。“在我心里，一直觉得龙门石窟的佛像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佛像，这里2000多个洞窟像龛，每一处我都去过，大大小小都参与维修过，太熟悉了。”
干活累了，他会坐在石板路边，望向流淌的伊水。眼前是来往的游人，背后是温和慈祥垂目微笑的大佛，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心。
8月12日，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脚手架上，刘建设（前）和范子龙查看裂隙情况（吴仲舒/摄）
“最后一个石匠”
刘建设说，虽然工友很多，但他感到“孤独”，因为“现在工程队里只有我一个石匠了”。
刘建设回忆，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活儿很多，那时候刻碑、盖房子做门墩、过门石等都需要石匠，一直到90年代，村里的石匠还有很多，“现在都用不到这些东西，需要石匠的地方少了，慢慢就没人做了，一个一个都转了行”。
收工回家时，小区门口跟刘建设打招呼的刘五堂，当年就曾与刘建设“一起在龙门干过活”，如今他在村里的安置小区当门卫，看着刘建设骑车远去，他感叹：“我们村现在也就他还在坚持着。”
年轻时，一二百斤的石头抗着就走，现在不行了，“你看我头发全白了，腰也有伤”，脚步也不复年轻时矫健。刘建设说，人变老很快，但石头似乎变老很慢，“它刻的时候啥样，现在还是啥样”，看着大佛在大家的“照料”下一直那么“年轻”，他心里既欣慰又自豪。
唯一遗憾的就是，攒了一辈子的经验，没能寻个徒弟来传授。
“要是有年轻石匠愿意学，我可以手把手教他们干。”但工程队里年纪最小的50多岁了，其他的也都有60多岁。洞窟外面的峭壁上没有植物遮挡，冬天的风呼呼吹过，冻手冻脚；夏天的太阳热辣辣晒在山石上，摸着烧手，还要在数十米高的脚手架上爬高走低——这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出力难干，工资也不高，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
孩子们也劝他“这么大岁数了，不去吧”。初中毕业的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是石匠，知道这些佛像开凿起来有多难。“古代的工具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都是手工锻凿，他们都是一锤一錾凿出来的，凿一尊佛像很不容易，老一辈儿都开凿出来了，你要不好好保护，愧对老祖宗。”
刘建设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他想一直守护着龙门的文物。
数字化保护
除了刘建设他们，守护龙门石窟的还有默默无闻的专家们和文物保护人员。
上世纪70年代，龙门石窟奉先寺就经历过大型抢险加固工程，之后用刘建设的话说“大修小修不断”。进入21世纪之后，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也针对奉先寺区域陆续开展了保养维护和勘察工作，而前不久针对奉先寺的大型保护工程，则是50年来的第一次。
作为皇家工程，龙门石窟有着顶级的设计、顶尖的团队以及最适合精雕细刻的石灰岩，但因为石材特质，也容易受流水的溶解和侵蚀，包括龙门西山山体的形成与构造，也容易导致危岩体及渗漏水，这次就是针对“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的保护工程。
“上世纪70年代的‘大修’是针对文物本体的一个加固修复，这一次实际上是对它所附存的山体，就是大佛后面的山体环境进行了一个加固治理。”范子龙也提到，在“治水”的过程中想要把裂隙的走向以及内部的岩溶情况搞清楚，就必须借助物探技术手段。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科学技术，现代科技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发挥着显著的支撑作用。
刚完工的奉先寺“大修”工程中，从勘察设计到资料收集，再到施工阶段，龙门石窟研究院组织了多家科研院所多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研究人员还利用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3D扫描测绘数字化技术等，进行工程前期勘察设计和方案编制。
“我们现在也在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对龙门石窟进行着保护、考古、研究和展示等各方面的工作。”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介绍，数字化工作为文物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档案，真正实现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所要求的“一旦石窟坍损，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复原”。
高俊苹介绍，不同时期的数据对监测文物本体的形体变化、病害演变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石窟三维模型上标注病害、3D打印坍塌窟檐这些创新手段的应用，可以说是开辟了文物科技保护的新路径”。
希望石窟永远屹立
“大修”的同时，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三维重建测绘，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真实、完整的洞窟数据，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展示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高俊苹说，数字化保护如今也是文物保护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他们也在利用数字技术对龙门石窟进行全息记录，使石窟文物资源由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化，来实现龙门石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我们现在最首要的、最根本的，也是最为急迫的，就是高精度、永久性、科学、系统、全面地记录和保存龙门石窟信息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同时，他们也在借助虚拟修复、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多方式再现龛窟造像的宏伟与精美，让龙门石窟携带的丰富多元文化信息，走出去、活起来，“用现代科技讲好‘龙门故事’”。
不仅如此，近年来他们针对残损文物、流散文物的不同类型、不同情况，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虚拟修复研究展示工作。“比如龙门最美观音像脸部遭到了破坏，我们就是用数字技术进行了造型的虚拟修复。”
高俊苹还提到难度最大的《帝后礼佛图》虚拟修复工作，也是运用数字技术把流散在海外的陈列、院藏的残块以及宾阳中洞内的残壁三个方面数据，进行虚拟修复拼合，再现了未被破坏前的样貌。
“无论是文物还是人，都有个自然衰老的过程”。范子龙说，特别是像龙门石窟这样的大型露天石窟遗址，还要经受风吹雨淋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年深月久，它们终将慢慢老去，“虽然石窟的衰老不可阻挡，但我们想通过保护工作，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
范子龙说，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保护水平与技术会越来越好，“我们希望龙门石窟永远屹立伊河两岸，继续传承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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