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
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7月末，艺术家袁运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回顾展，在上海龙美术馆开放。两百多件作品，贯穿袁运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创作线索。
从1979年轰动全国的北京机场大型壁画，到被纳入美术教材的云南白描写生，再到对传统艺术持续一生的探索和研究……这位85岁的艺术家，曾站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起点，影响了一代人。
策展人崔灿灿在采访中对我们说道：“几十年后，我们重新回到艺术史的起点，跟随一个艺术家的脚步，去穿越他所经历的历史，就像读一本小说，或看一场电影。”
1979年夏，袁运生在首都机场
绘制《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图片由袁运生家属提供
1979年，袁运生来到首都机场，面对着一面27米长的白墙，内心激动又紧张——影响一个时代的巨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即将在这里诞生。
第二年，首都机场正式对外开放。每天都有大批人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大巴，专程从市区甚至外地来到机场，只为了看一眼壁画，再赶下一班车离开。画面中，傣族人民载歌载舞，热烈而奔放的形象，和浓郁的热带植物缠绵在一起，震撼着每个来者。
20多米的壁画上，承载了太多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第一次”，海外媒体曾评价它“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上：《生命的赞歌》现场图，机场壁画，27x3.4m
下：《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
“《生命的赞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将美和装饰性还给了绘画。”策展人崔灿灿说。它歌颂生命、活力和人本身的快乐，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公共艺术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绘画，多在赞扬农民劳作、工人奋斗等，比起艺术，它们更像是一种工具。而机场壁画的出现，让绘画再次拥有了自身的魅力，踏出了探索形式主义艺术的第一步。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1979年
这是袁运生的第一次壁画尝试。他曾在《壁画之梦》一文中写到：“我不断在自己的心中，也在画里设法塑造我的西双版纳。丰富的、浓郁的，充满生命的又很整体的植物群形象，以及单纯的、多姿的、质朴的、爱美的傣家妇女的形象……这是一个既丰富而又单纯的线条世界。”
然而面对袁运生大胆而真实的描绘，众人迟疑了。很快，侧面墙壁上三个沐浴中的少女，和民族服饰下若隐若现的人体，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争议像滚雪球一般愈演愈烈，壁画中的女人体甚至一度被用木板遮挡，直到1992年，一次修正过后，完整的壁画才再次重见天日。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1979年
崔灿灿说：“它带来了对生命、欲望的解锁。在那个时候——首都机场刚刚开放，中国即将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样一件公共壁画，激励了一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一代人家国天下的宏大理想。
北京首都机场壁画此次展出为复制画
“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40多年后的今天，在“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观众进门后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机场壁画。它不仅是艺术家历程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座纪念碑。
“壁画是袁先生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这次展览的核心。”策展人崔灿灿说，“绘画中的最高形式就是壁画，它不仅仅具有装饰性，承载了叙事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公众都可以参与其中。”而美术馆作为一个城市公共文化的纪念碑，展示壁画作品，再合适不过。
“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主展厅的大穹顶空间内，展示了5件巨幅壁画和数件纸本原作。抬头仰望作品，尺幅本身和画面张力所带来的感官震撼，被高挑的空间放大。崔灿灿说：“袁先生一生创作过数十张壁画，这种体量，如此众多具有强烈形式感和宏大叙事的壁画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里面，是前所未有的。”
“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深入展览，袁运生的历程，依照时间顺序展开。最里侧的展厅内，呈现了袁运生在江苏故乡的早期创作。
1937年，袁运生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传统大家庭。幼时就喜欢拿着毛笔，蘸上水，在家中天井旁的一方石桌上画画。14岁，他就被当地美术家协会破格吸纳为会员，成为人们口中的“天才少年”。
上：《家门外护城河一景》，淡彩速写，1950年代初
下：《春画父亲像》，水墨速写，1962年
他所描绘的，都是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场景，或是夕阳下的一艘船，或是一株父亲种的“宝贝”向日葵……画的空白处，袁运生会写上一行小字，记录画中场景，或者做自我批注。
崔灿灿说：“那一代艺术家，有强烈的反思和超越自我的精神。当时的艺术展览都被称为‘观摩展’和‘交流展’。做展览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批评，让自己的绘画有更多进步，而不是像今天一样，表现自己有多好。袁先生的这些自我批注：哪一条线还不够好、哪一片景还有待提升……也是出于这些思考。”
上：《午憩》，布面油画，1960年代
下：《树荫下》，布面油画，1960年代
几年后，袁运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那个现实主义绘画主导的年代，画一张风景都会被视为大胆、前卫。
袁运生就始终是“前卫”的那一个，关注着日常生活和身边人，这与当时传统的苏派教学系统格格不入。他的画里流露出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喜爱，吹着海风的马儿，午憩的劳动者，色彩浪漫而斑驳，总能让人联想到西方画册里的场景。
1978年，袁运生在云南孟定写生
图片由袁运生家属提供
1978年，他受邀去云南写生。他曾写到：“从东北到西南，行程万里。而最令人兴奋的是奇妙的西双版纳和傣族人民的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茂密、多样的热带植物随处可见，人们不再穿着灰蓝色的单调服装，热情、质朴而奔放，节日时大声歌唱、舞蹈，赞颂生命。
这一切都让生长在平原的袁运生激动不已。后来的机场壁画，灵感也源自这次云南之行。他继续写道：“我不得不压抑住兴奋，凝聚自己的感情，用更缓慢作画的办法来更精确地保留我的感受。”
1978年，袁运生在云南孟定写生
图片由袁运生家属提供
《傣族村寨一》，纸本钢笔，28×79厘米，1978年
左：《云南白描人物之一》，纸本水墨，1978年
右：《云南白描老密涛》，纸本水墨，1978年
他找回已经消失在美术界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大量傣族人民的风土人情。人物和风景，在繁复的线条中，意蕴丰盈。
彼时的美术教育系统，被传统苏派方法固化多年，清一色都是苏派素描、苏派小幅油画。袁运生的白描像一阵春风，吹进迫切需要更多表达形式的美术界，一度成为中央美院国画系的教材，被编成册《云南白描写生集》，首印足足3万册——一个艺术类书籍从不敢想象的数字，轰动一时。
至此，中国传统的白描技法，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到大众视野。
左：《敦煌428洞塑像和壁画写生》，纸本水墨，1981年
右：《麦积山北魏坐佛写生》，纸本水墨，1981年
《敦煌写生1》，宣纸彩墨、综合材料
105.5×102厘米，1981年
80年代初期，他再次西行，去往敦煌。
一路看过北魏塑像、霍去病墓，深受震撼，提笔写下《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二千多年前，古代的雕刻大师对于一件雕刻作品的空间处理，有着多么精湛的专业知识啊！要具有怎样的艺术想象力和自由处理大块石料的魄力，才能创造出这样一组手法多样有高度和谐并有着震撼人心力量的艺术精品呢？”赞叹之余，也忍不住感慨：“伟大的过去对于我们已经变得陌生，这是何等的悲剧？”
文末，他写下“魂兮归来”四字，似乎在宣告世界，他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已经翻开了第一页。
“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纵观展览，从早期绘画的展厅中走出，画风突然发生了变化。一系列大尺幅的抽象画作，悬于展墙上。这些画创作于1980年代，袁运生在美国期间。
1982年，袁运生在画家德库宁的工作室内
图源：《中国素描经典画库·袁运生素描集》
西行之后，袁运生受邀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印象中的美国，是在国内画册中看到的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是德库宁和波洛克的天下。刚到第一年，他就去探访了这些艺术家。
然而很快，袁运生发现，在国内最先锋的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在这里早已成为过去式，装置艺术、黑人艺术、女性主义等各种形式的当代艺术，已经登上舞台。“1980年初，在中国，他是最前卫的艺术家，到美国后，他却要一个人面对这种巨大的历史冲突。艺术和现实的时差，也造成了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崔灿灿说。
《乐》，油蜡、色粉、蛋、墨、麻纸
240×240厘米，1996年
当时同样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无不受到冲击。站在中方与西方、古典与当代的十字路口，陈丹青选择了西方艺术的历史与传统，徐冰、蔡国强等人毅然放弃传统绘画，加入当代艺术阵营。
袁运生则走上全然相反的路。他游历各大博物馆，看到中国魏晋时期的石刻与古埃及、古希腊的雕塑并列，民族自信从心底升起。他不断回想起自己的敦煌之行，和“魂兮归来”的决心，最终幡然领悟，民族文化，才是他必须要探索的路。
他曾在《油画民族化吗？》一文中写到：“学油画的人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学习，这是为了油画的发展，也是扬长避短的必然选择。向西方的现代派学习，向中国的古老文化学习，向中国的民间艺术学习，正是油画的出路所在。”
《无字碑》，纸本水墨
180×288厘米，1991-2015年
他延续着抽象表现主义，探索出一条中国抽象水墨之路。崔灿灿说：“当时中国的抽象水墨还没有开始，袁先生再次以先锋的姿态，创作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国内最好的一批抽象作品。”
上：2000年左右，袁运生（最左）带央美油画系
第四工作室第一届研究生外出考察
下：近年，袁运生在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
1996年，袁运生回到北京，在央美执教。面对着等他带回先进西方思想的众人，袁运生却说：“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路。”
他创建了“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带着学生们去甘肃、山西、山东、新疆等地，复制了北魏、东魏等时代的石刻造像、青铜器，让学生感受东方传统造型之美。
《愿》，布面油画，180×250厘米，2015年
与此同时，他也从没停下过绘画创作。崔灿灿说：“他坚信将绘画和中国传统结合在一起，能产生一些新的可能性。2000年之后，他做了非常多实验，比如说用巨大的尺幅描绘中国山水，用油画表现水墨题材里的中国古代神话。”
上：《巨石阵》，布面油画，240×560厘米，2018年
下：《马拉松》，布面油彩，180×250厘米，2010年
年过70，袁运生仍然在探索绘画的各种媒介，宣纸、墨、腊、油，和木板、麻纸、铜板……“晚年的袁运生仍在试图创作一种包容性极大的，一种综合的、完整的、包罗所有造型艺术特点的艺术形式。”
正如袁运生自己所说：“一个画家，应该用一辈子时间去学习，去寻找新语言，追求新风格，以便更充分地表现自己。他将赤诚的心面向生活，面向整个宇宙，插上想象的翅膀，角触到梦幻的世界；他极其虚心地学习，对中外古今的艺术世界，无不涉及。”
“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2
摄影：shaunley
《自画像》，布面油画，28×35厘米，1975年
展览的最后，穿过三扇拱门，来到“重返敦煌与自画像”展厅。
三件少年、青年和壮年时的自画像，分别悬于展厅入口和结尾，艺术家用笔从细致入微，到自信再到洒脱，仿佛蕴含了一生的故事与能量。
敦煌，这个影响袁运生一生艺术历程的地方，被置于展览结尾再次回顾，回到写下《魂兮归来》的旧日，一部人物传记在此画下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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