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俪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传统语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称赞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又为文学批评家所常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多数情况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鲁迅将明代人情小说分出“才子佳人”一类，并指出其中“所谓才者，惟在能诗”（《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词最早出现时，“才”却并非专指“文才”。《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阳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称“八元八恺”，是传世文献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左传》中“八元八恺”的“才”并非在文学方面，而是表现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与政才。此外，按照杜预注，这里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称，而是“苗裔”之意。结合上下文，《左传》中“才子”之义可以理解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与后世“才子”的义涵有较大差别。

在汉代，人物品鉴中多见“才子”的称呼，其含义基本与《左传》相同，如《后汉书·荀淑传》载东汉末年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其中“才子”即语出《左传》，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与政才的子弟。

那么，从何时开始，“才子”与《左传》中的原义脱离了关系呢？这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潘岳的《西征赋》。潘岳作《西征赋》述行怀古，历数西汉名臣，其中特别举出“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贾谊出身甚微，家世无闻，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条件，此处将贾谊称为“才子”，显然与《左传》中的意思有所区别。那么潘岳称贾谊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赋》原文将贾谊与“终童山东之英妙”并称，“终童”出自《汉书·终军传》“（终）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是针对终军之年少而言，正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贾谊为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形成呼应。东汉文章常将终军、贾谊并称，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试表》中“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终军以妙年使越”，即将终、贾并举，强调年轻有为。《晋书·潘岳传》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可见潘岳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终、贾，他对终、贾并称背后的文化意义自然再熟悉不过。因此，《西征赋》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传》中的“苗裔”之义，而是与“英妙”相对，取“妙”与“子”共同含有的“幼小”义，重点在强调两人年少成名。

《西征赋》是潘岳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选》，对六朝文坛影响不小。如《梁书·傅昭传》中虞通之写诗称赞傅昭年轻有为，有“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之句，就用了《西征赋》中的语典。不过，《西征赋》中“才子”的用法并未完全脱离政才的范畴，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义涵转向“文才”的关键，是《西征赋》将“才子”与“贾谊”绑定的做法。在汉代，贾谊的形象以“贤臣”为主，除了扬雄曾强调其辞赋成就之外，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问和政治能力，如刘向认为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曹丕也认为贾谊“持贤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到了南朝以后，贾谊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知名文人来看待，他的“才”也越来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龙·才略》说：“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任昉《齐司空曲江公行状》夸赞萧遥欣“藻斫赡逸，蔚为词宗，延贾谊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提到贾谊时，均将他当作西汉辞赋之士的代表人物，强调其“文才”。

在这样的语境下，用以形容贾谊的“才子”之“才”，也开始指向“文才”。《梁书·刘孺传》载刘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赋诗未成，武帝赠诗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梁武帝以“洛阳才”评价刘孺的诗才，显然是用了“贾生洛阳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萧子显《自序》说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会上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梁书·萧子显传》）梁武帝在阅读萧子显诗作后将之誉为“才子”，萧子显立刻理解到这是将自己比作擅长文学的贾谊，而非以道德政治见长的“八元八恺”，尤其显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转变，在梁朝已经深入人心。钟嵘《诗品序》称入选《诗品》者“便称才子”，亦将“才子”定位为诗才优秀者，这些均与晋朝之前文献中对“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频繁使用。除上述刘孺、萧子显的例子之外，可举出的还有三例：一是《梁书·张率传》载张率侍宴赋诗后，梁武帝“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二是《梁书·到洽传》载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赋诗后，“以洽辞为工，……谓（任）昉曰：‘诸到可谓才子。’”三是《梁书·到溉传》载到荩随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楼赋诗，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这几则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现文才之后，将之评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大量使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关。南朝取士标准，无非才能、门第两项。齐梁以后，取士“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任昉传论》），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须“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诗品序》），展现出众的文才，方能获得美职。在这种风气下，出身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文学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为打破高门士族对仕宦的垄断，曾大力改革选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坏原有选官标准的前提下，尽量提拔次门、寒门和吴地士人（《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头衔者，除萧子显出身南齐皇室外，到洽、到荩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张率出身吴人集团，都非高门，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对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权威，为寒门子弟冠以“才子”称号，正是为紧随其后的拔擢做铺垫。比如梁武帝将张率评为“才子”之后，一年内便将他升为秘书丞，并特地提醒他“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梁书·张率传》）可以看出，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号提拔吴人张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门对“天下清官”的垄断。“才子”中的“才”既有《左传》中“政才”的传统义涵，又包括《西征赋》和南朝以来“年轻有为”和“文才”的新兴义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轻文才之士出任要职的目的。梁武帝赠张率诗中“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张率这样一位后进吴人，可以凭借文学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正是对“才子”义涵丰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现了“辞人才子”的搭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明确将“才子”与“辞人”并列，定位为诗赋创作者。后来的《文选序》《北齐书·文苑传序》等文献中，便均延用“辞人才子”或“词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后，“词人才子”或“才子辞人”的说法更是在各类史书、笔记、诗文中屡见不鲜，成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义涵由此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才子”一词的义涵由《左传》中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转变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西征赋》中“贾生洛阳之才子”使“才子”产生新的意义方向，贾谊形象的变化带来了“才”向“文才”转变的契机。梁武帝出于政治考量对“才子”名号频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义项被普遍接受。而沈约将“才子”与“辞人”搭配，则进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义。这些因素看似复杂，但都与魏晋以后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文才在政治与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关。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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