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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韩立才

“卢沟桥事变”前，我在冀察绥靖公署任职，事变发生前后我正在北平，现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抗战前夕的北平

日寇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层出不究，华北成了多事之秋。一九三五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日寇在通县驻有重兵，敌人就在肘腑之下，给驻守在平津附近的二十九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到大街上一走，各个胡同口、电杆上，到处帐号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卖白面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费，尽夜还不能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堪。

日寇在北平的驻屯军，经常派人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屙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飞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都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指示要睦邻友好，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日寇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大街上尘土弥漫，杀气腾腾。我亲眼看到，极度愤慨的沿街群众，和飞扬跋扈的日寇官兵，在表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古城，音容忍邻国的军队在大街作过境演习，这是国际社会罕见的事例，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日寇要搞军事行动，社会传输论也呼呈北方当局要作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们来自廿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上班以后就议论抗日问题，大家以亲眼目睹的事实表明，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宋哲元的故乡只有卅多华里。廿九军军部里有很多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廿九军军部里去看望同乡，到处都在底座中日冲突和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我他们濂：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人，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许许多多的内战当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打起伏来都是在中国境内周旋，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军有利。日寇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而且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的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日本鬼子兵？日寇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补领就越重，迟早象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样，把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一个一个收拾掉。听到他们这些议论，我也觉着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的，廿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付占魁主持。“芦沟桥事变”前，日寇在北平附近闹得很历害的时候，宋哲元到绥署讲过两次话，他是召集全体干部讲话，我也在场。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北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孩，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还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指南京政府，下同）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日军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就处于危险境地，大家教具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又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么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寇这样疯狂，先干掉他们，也许在短时期内会“老实”一些，这种想法也许是片面的、天真的，但是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青年军官是主张积极抗日的。进入六月份以后，日寇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廿九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玩味的是，日寇在哪个地方演习，廿九军就在日寇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作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寇在哪里演习，廿九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的海军部旧地。六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据说，廿九军在捷克购买的武哭弹药都不科学　没有到达。绥署及廿九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卢沟桥事变

日寇经常在北平附近闹事，北平成为北方最敏感的地区，一旦北平的安全发生问题，绥靖公署是否存在也值得考虑。绥署人员既关心国事也关心自己的生活，为此，对日寇在北平附近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锐意分析。军务处三科科长韩树栋（字乙范）是我的本家，四科科长杨靖国（字芳洲，乐陵人）是我大哥的挚友，参谋处中校参谋杨学潜（字听鱼，河北盐山人）是我姑夫的胞弟，尽管我当时是一个中尉，可是在他们那里听到不少消息。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的部队要通过宛平县城到长门牌店附近演习，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我军的拒绝。七日我军得到情报，日寇于当天要进行实弹演习，廿九军的卅七师当即作了应战准备（当时卅七师师长是冯治安）。六日夜十一时许宛平县附近有枪声，不久，日本使馆通知我军，说他们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查，当即遭到我驻军的严词拒绝。接着日寇威胁说，如不许搜查，他们要采取军事行动。我方为避免事态扩大，经商定共同派人举行谈判，我方的谈判代表是：河北省四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是：绥署顾问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他们于八日晨到达宛平县署，谈判中间，日寇在宛平东西两门外发动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双方发生了激战。接着廿九军军部对守军发布命令说：“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官兵接到命令后，都表示决心，誓死守土，给敢于来犯的敌人以狠狠地打击。

原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是廿九军卅七师一一O旅的一个团，“七七事变”爆发时，又增加了几个团。我军的兵力很雄厚，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日寇始终没有得逞。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揭露日寇的暴行，赞扬廿九军决心抗日;全国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进步团体都在发表谈话或通电声援廿九军抗日，所有这些行动，都给廿九军的官兵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绥署里，天天问战况、议战争，看到全国各界都在声援廿九军抗日时，感到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中校李植阳（字润亨，河北盐山人后来全家迁密云），少校王德廉（字洁忱，河南周口人），上尉丁仰恒（字希晨，安徽蒙城人），梁尔昌（河北丰润人）和中尉纪剑峰（河北人）都找科长、处长报名，要求调回原部队参加抗日。绥署特务营请来了十几名磨剪子抢刀子的工人为他们磨大刀，除去管饭以外，每一天给一元钱的补帐号。磨刀工人听说是磨了刀要杀日本鬼子，他们表示光管饭吃就行，不要补贴。特务营说服他们说，他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把全营的大刀磨的又快又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七日夜间，日寇由通县等处向南苑集中，当晚宋哲元下令把廿九军军部移到北平城内。廿八日晨日寇向团河及南工凶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以十数架飞机支肝他们的坦克、步、骑、炮兵联合作战。通县距南宛只有几十华里，敌机起飞不久即可到达南苑，我军装备差，火力远远不如敌人，再加上没有制空枚，战斗一开始我军就陷于苦战。驻守在南苑一带的有参谋训练班，军事训练团，手枪旅的一部分，还有刚从河间调来的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等等。总的人数不算少，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重武哭又少，官兵们凭着爱国的郝诚和组织性纪律性，手持劣式武哭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一时部队里失去指挥中心，官兵们遭到了重大伤亡！

廿八日清晨我们正在绥署宿舍大楼里酣睡，忽然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寇进攻南苑，我南苑守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消息传来，人心振奋，我们盼望已久的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终于成为现实。住在集体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年轻人，校官以上的都在市内租有民房，家属走了，房子大半没有退，他们仍然住在家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分头聚拢，议论着战争打起来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多属于绥署刚成立时才参加进来的，没有原来的单位，议论的结果是，如果批准了一些同事回原部队的申请，我们就把他们的工作担当起来，至少可以部分担当起来，处里的勤杂工作，我们都可以抢着干，各班的值班，我们可以包下来。我们议论的很热烈，南苑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拂晓以后，敌机开始肆虐，炸弹爆炸声清晰可闻，我军火力差，预料到我军会有较大的伤亡。但是，廿九军是受气的部队，多年来受蒋介石气，最近几年又因为蒋介石执行不抵抗主义受日本军队的气，廿九军是哀军，哀军必胜。谈论到，我们预料到南宛的官兵，会给来犯的日寇以有力的还击。

廿八日上午，绥署的干部上班特别早，见面后喜笑颜开，都为南宛的抗击日寇欢呼。从早晨开始，大街上响起了鞭炮声，不久，全市大面积响起了鞭炮声，这是北平各界对抗击日晥牟表态，也是对廿九军爱国行动的支持。从上午九时开始，北平各公共场所及大街两旁的便道上出现了许多宣传队，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学生们用自泪斑斑的事实，控诉日寇的各种暴行，周围的听众深受感动。我看到街道上的行人个个喜形于色，精神特别振奋，北平各界迅速组织起抗敌后援会，其中包括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可以说整个北玉市都行动起来了。由此使我加快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参加示威游行的情景：一九三一年夏，我在盐山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入校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参加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上，万人空巷，都站在队伍两旁为学生助威。大街上的所有声音，都为学生们的口号声压倒，队伍内外，彼此会意，心连着心。前一次游行，我是一个爱国学生，这一次战斗，我是抗日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前后两次我在北玉市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抗击日寇不仅是北平各界的强热愿望，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谁以实际行动抗日，谁就受到称颂，谁后对抗日，谁就受到唾弃。

廿八日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到了东四大街看看市面情况，见到一批批的廿九军队伍向市内撤退。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刚刚坐下来，递烟的、端茶的、送饼干点心的，一个接踵而来。感动的官兵们热泪盈眶，有的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即席汇报战斗经过，他们虽然退下来了，群众们却给予安慰和同情。

北平陷落

廿八日夜我为了躲避空袭，宿在朋友杨芳洲家里。廿九日晨我提前到绥署上班，一见大门口没有警卫，我心里一楞，到了办公室，空无一人。不久通讯员朱宝元来到，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廿九军退走啦，咱们不上班啦！”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决定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杨芳洲。刚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参谋长付占魁乘汽车来到，他一见有几名干部往外走，下邮汽车用手一甩说：“回去，咱们照常上班”。我转回办公室，梁尔昌等几个同事正在漫谈，不久，通讯员雷风阁送来了报纸，各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到达保定”，附题是“廿九军已撤离北平，阮玄武旅负责维持秩序”。看见了报纸，证实朱宝元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几个人心情沉重，两三分钟以内谁都默不作声。我回到单身宿舍里看了看，有几名勤杂人员带着手拉车正在收拾私人的东西，我见势不好，立即叫了一国内人力车，把我的东西拉到友人家里。当天下午我又到纷署看了一看，宿舍的东西一抢而光；办公室的家俱正在遭的洗动，整个绥署大院，都已人去楼空。我和刘宗智、王启文、展玉信、苏绍游等住在东四十二条廿一（？）号，我大哥韩立园从南苑退出来，也住在这里，我叔父（韩月桥字铁岩）在北平行医，后来也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廿九军已经撤退，日寇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半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决心到警察局去求情。到局里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廿九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靖公署八个处一千多人当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宋梅村（山东长清人）、作战科长芦风策（保定人，保定军校毕业）和情报科长孙绥先（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可能是陆军大学毕业）三人，其余人员全部留在北平。至于廿九军滞留在北平来不及撤走的更不止此数。更改户口是在廿九军撤走以后，日寇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北平正在“改朝换代”，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待解决。这在这种时机，把成千上万的廿九军的人员的户口改正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揭发廿廿九军的人员，导致他们被迫害被杀头。如果不是军民关系好，这两件事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四十七年过去了，原来的警察、原来的房东，一定还有些健在的，可爱的警察和房东们，廿九军感谢你们！

事变前，北平的主要街道上，熙熙嚷嚷人流不断。日寇一进城，青年妇女及女学生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的又老又丑。日、朝浪人及日本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这些家伙很多不会华语，上车后比比划划，哇里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日寇在市内各区都设有军事据点，他们抓劳构筑工事，据传说，重要工事完工后，把劳力杀掉灭口。由此我加快起天津海河的一批批浮尸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天津大筑工事，海河里几乎天天有浮尸，那些浮尸都是在工事完工后被日寇杀掉的。

日寇侵占北平以后，经常用一些军用汽车在大街上全速行驶，车上装的是全付武装的鬼子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我们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鬼子“会杂技”，掉到地上能全身跳跃，我们才明白车上的鬼子都是橡皮人。又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个弹药箱，箱子摔坏了，里面的子弹全是石头子。从这两个怪事分析，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寇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他们才这样变戏法。由于日晥牟军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碰伤人、轧死人的事件不断传出，行人横过马路都视为畏途。在大街、商店里，有几次看到“中国人日本兵”，他们都是高个子、平后脑勺，在体型上和东洋鬼子有明显的不同。据店员们说，这些“中国人日本兵”多数进店后不吭声，个别的会讲流利的东北讲。他们买东西给钱，不发横，不打人，这可能是被迫征调来的，他们没有忘记是中国人。

日寇进城不久，北平出现了一批新贵，江朝宗当了北平市市长，绥署经理处副处长郭自新当了晋、冀、察、绥四省统税局局长。据悉经理处的干部跟着郭子新当汉奸的是极个别的，该处绝大多数干部都陆续逃到后方，参加了抗战。当郭子新粉墨登场的时候，滞留在北平的绥署人员，都骂他是廿九军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逃出虎口

住在东四十二条的我们六个年轻人都是学生成份，参加绥靖公署固然是为了谋生，也是因为廿九军抗日我们才自愿加入的，我和苏绍游、刘宗智三人，穿上军装还不到两年就遇到这种挫折，思想上的苦恼难以想象。我们为了抗日想念团体，象被大人丢掉的孩子思念家长那么迫切，我们困处在北平真是度日如年，为了逃出北平，我们多方找向导，向导找不到，我们想混出城门去寻找部队。熟悉情况的人说，城门门禁森严，对学生对有军人嫌疑的人检查特别仔细，而且北平郊区各要路口上都设了关卡，侥幸过关是很困难的。正在我们焦急的时候，天天传说要检查户口，我们这些假商人，既没有商业知识，又没有哪一个商号承认我们。为了争取店员或学徒的资格，多次计议找关系户。商人们胆小怕事，担心招了我们这几个假店员、假学徒惹来是非，都不愿意担担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寄希望于平津通车。天津有租界、有海口、有亲友和老乡，只要能逃到天津，就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决心抗日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不当汉奸。

八月  日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九时十八分，这是日寇精心安排的。一九三一年日晥参东北搞了一个“九一八”，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九点十八分进站。北平是中国的文化古城，日寇占领北平，他们认为这是另一个“九一八”。

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韩立园、刘宗智、展玉信乘车去津。（一九三八年韩、刘到延安抗大学习，尔后加入了共产党员）那一次我要走，叔父不同意，一是路费不足，而重重要的是担心我哥两个同时遭到不幸。九月上旬我和苏绍游乐陵人）、李胥五（乐陵人）、韩树声（我们同村人）四人同车去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式草帽，身着深蓝色杭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所有的小孩都不哭不闹，好象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他们这些长辈们都已不自由了。火车开动以后，日寇开始检查，有两个鬼子持枪站在两个车箱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个是学生，二是已经化装的军人，学生宣传抗日，廿九军打过他们，日寇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顶峰　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顶白，面部黑）。接着摸手心，反来复去地摸，摸摸手心上有无老茧，摸了左手摸右手。之后他用双手从我的一直摸到脚后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没有发现问题不检查行李，打开我的被子，从这一头捪硬驱那一头，又从那一头摸回来。检查完毕，一个鬼子说：“买卖、买卖”，我随声附和说：“买卖、买卖”，我这个假店员，如果头部表皮有分界线或者手掌上有老茧，那就真有麻烦了。不论检查到哪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闷闷不语，却都息息相关。我们车箱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从表情上看，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每放回一人，都觉着如释重负。旅客们虽素不相识，在残暴的敌人恐怖之下，浓郁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到了天津车站，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都站立着两排持枪的日晥以，两排相向而立，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潦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长廊式的刺刀中间行进，不能惊慌，不允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剩下的三个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去，三人分头到路口上寻找，我们是上午九时许到达天津，到了下午四时终于找到了苏绍游。据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鬼子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韩树声到罐头商店找到我们的同学蔡维光，向他打听廿九军的情况，准备从陆路寻找部队。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调查。据说，廿九军正在沧洲以北作战，日寇从海上运来不少援军，天津郊区又被他们占领，每个路口都设置了盘查哨，老弱妇孺经严格检查后可以放行，青壮年一律不许通过。蔡维光说，连日暴雨，由陆路逃离天津，既危险又不好走，不如乘轮船去青岛，经济南再转津浦线。我们采纳了维光的建议，决定坐轮船走。下午韩树声、李胥五到太古公司买票，不久他们回来了，说是轮船公司不卖票，怎么说也不行。我们合计了一下，路费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紧时间寻找部队，于是四个人一起到轮船公司。卖票的是两个中国人，都在四十岁左右，一边扇扇子，一边喝茶水，态度非常悠闲。我们要求售票，他们说开船日期未定不能卖票。我们问他啥时候能定？他们让我们明早八点去公司听消息。当时在场的除我们四人以外，还有七八个要求买票的，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我们只好回来。

第二天我们六点多钟就到公司门口排队，前边已经排了六七个人。上班后还有那两位值班，站在前边的人问他们卖票吗？他们说客满了，大家要他拿出登记簿来，他们不拿。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非要他们公司登记簿不可。他们马上改了中级，说是一个单位包下来了。大家又问，是哪个单位承包的？我们自己去联系，他俩谁也不说，很明显是他们编造的。旅客们称一言我一语，说得他俩很窘，于是又改耍花招，说是优待从北平逃出来的人员，对军人学生实行优待，让这些人先买票。我们四个人立即站到前边去，并说他们是廿九军的，请按优待办法售票。他们说，光说话不行，得拿出证件来。我们说，鬼子检查的那么严格，谁敢带证件呀！他们说，没有证件不能说明身份。我们为了解决船票问题，光对他们说好的，于是把在北平的遭遇，火车上的检查，我们今后的决心，向他们俩如实倾诉，希望得到他俩的同情和支持，赶快给我们解决船票。在旁边买票的人们都感动了，可他俩就是无动于衷，一定要我们拿出证明来才解决。我们立即找蔡维光，请他办法证明。蔡维光陪同我们到了轮船公司，行前他们单位给蔡开了证明信，证明蔡维光是罐头商店的人。蔡维光说，请卖给他们四张票，这四位都是我们的同乡，出了问题我负责任。卖票的说，需要请示公司领导人。蔡说，这是正常业务，不需要请示领导。当时等着买票的人都气愤极了，有的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为了一张船票，你们为什么这样枝节横生，刁难自己的同胞？有的说，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欺侮的够受了，凡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借着买票权，给自己的同胞制造麻烦，这样做对谁有利？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向那两个卖票的说理，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被迫卖票。站在先头等着买票的那几位，主动后撤，让给我们四个人先买。从天津买到青岛的船票本来是五元一张，他们说最近涨了价，每张船票十五元。我们这才明白，他们一再变卦，一再耍花招，目的就是为了提价。我们拿到船票以后，苏绍游用手指着那两个卖票的大声斥责说，你们两个都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九月十日晚们乘船向青岛进发，统舱里绝大多数是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生和军人。轮船在海河里徐徐前进，两岸上和在海河当中乘舢板游弋的日寇，纷纷向轮船上起哄，鬼子讽刺中国人乘外轮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们，有的怒目横扫，有的大声还击，当时日寇还不敢向外轮开枪，他们也莫可奈何。轮船驶入渤海海域，水天一色，一望无际，有的学生议论说，海水是纯洁的，现在日寇的兵船往来穿梭，海水正在遭到侵略者的污染，等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要通通把日寇逐出国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国将会加速建设，展翅雄飞！

轮船进入了山东海域，船上发布消息说，青岛有情况，改到烟台登陆。到了烟台在虎头崖靠岸，当地没有码头，旅客由小船接运。当我们见到国旗在岸上高高飘扬，一个个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和几位同行者同时在小船上起立、脱帽，向国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我们默默向祖国汇报，您的这些赤子们，在沧陷区遭受了一个多月的凌辱与折磨之后，现在又回到了您的怀抱。亲爱的祖国啊请您放心，您的这些孩子们将重新拿起武哭，在今后的日日夜夜里，为您的尊严和荣誉，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

到了烟台，我们在苏绍游的大哥家里住了两天，之后我们各背起一个大包袱徒步西行，经过黄县、招远、掖县到达潍县。农村里表面上是平静的，成年人、物质力量　知识分子都非常关心抗战，每到一地他们问长问短，渴望我们介绍一些平津的情况。在这种时机，我们有意识地把日寇的暴行和沦陷群众的苦难告诉他们，借以提高同胞们的爱国心，坚定他们抗日救国的信念。由于前些时芦沟桥敌我双方的对峙，加上报纸宣传廿九军抗日的事迹，各地群众对匡正九军表示赞扬，可以看出，广大群众都是抗日的，当他们知道他们是廿九军的军官时，都表示慰问和欢迎。在潍县，我们乘火车去济南，火车上秩序还好，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员一律免票车，也都不要证明。实行这一办法，使沦陷区逃出来的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感受到祖国的热爱。火车上有许多宣传队，绝大多数宣传员是从平津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很会演讲，也都有亲身经历，讲起来有血有肉，感染力很强。

我进入盐山初中的那一年，正值北伐军进抵济南，由于日寇挑衅发生了济南惨案。我们学校里自编自演济南惨案话剧，学生们激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次又因为日寇侵华，迫使我们到了济南，旧恨新仇，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将永无宁日。在济南车站上，我们巧遇到军务处的战友丁仰恒，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热情握手，都想争取用最快的时间最简短的语言，把别后的情况向自己的战友倾诉。在济南探知敌我对峙的第一线就在沧州以北，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附近，此时，廿九军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由宋哲元任总司令。原来属于廿九军的第三十七师、卅八师和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由于连下暴雨，泊镇一带及其以北地区一片汪洋北方船支极少，弄几块门板连结起来，凑合着陆地行舟。当时面粉两元钱一袋，雇民工行前线运面粉，每袋运价一元，前线上没有蔬菜，农民的柴禾淋湿了，第一线的官兵吃顿热饭也不容易。前方越是艰苦，官兵越是团结，军民越融洽，抗敌意志也锻炼的更加坚强。据汇报，战壕里水深及腹，遇到水浅的地方，同班战士都互相让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极为感动。到了前方，我们受到了教育更深刻。到总部报到以后，韩树声、李胥五分拨到付官处，我和苏绍游分拨到军务处，军务处处长是孟绍濂，他是个同盟会的会员，为人笃厚能以身作则，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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