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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的百年悲欣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5期

作者：卫毅

 

面对照相机镜头时，6岁的陈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前额刮得锃亮，辫子挂在脑后，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纵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见此处为花木繁盛之地。他们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机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同时进入的还有军舰和枪炮。清廷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北洋水师1888年创立，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陈家兄妹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山穷水尽的一年。自1894年与日军开战，已过一年，清廷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农历新年刚过，正月十八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曾无限风光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委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彼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的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

 

正月二十日，年轻的光绪帝召见了陈宝箴，详尽地询问了应对当前战事的策略。陈宝箴逐一复奏。觐见翌日，他条分缕析了京畿防备的诸项事宜。这份奏折称为《觐奏兵事十六条》，包括“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项。

 

祖父在京殚精竭虑之时，年幼的陈寅恪正随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亲俞明诗则担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时正身处风雨飘摇的台湾。

 

当时台湾巡抚是广西灌阳人唐景崧。《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拒不从命，极力挽留奉命内渡的巡抚坚守孤岛。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

 

台湾民主国成立几日后，清廷便命令张之洞禁止向台湾提供饷械。紧接着日军在基隆登陆，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厦门。九月初，日军占领全台湾。

 

同年七月，经清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升为湖南巡抚。九月，他从直隶赴长沙就任，家眷随后也离开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长沙。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長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本刊记者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認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谶。

 

 

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1899年，9岁的陈寅恪再次面对镜头已无惊惶之色，这几年他已习惯了照相。这是陈宝箴与孙子及重孙的合影。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都在镜头里，坐在最中间的陈宝箴神色平静而落寞。拍摄地点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出生于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时，他与弟弟陈三畏就读于陈宝箴创办的四觉草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

 

陈三立的书法，深受乡贤黄庭坚影响，质朴古拙。然而，彼时殿试流行馆阁体，他的书法风格并不合潮流。他回乡苦练了三年书法之后，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进士。

 

中进士后，陈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时他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张之洞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受此吸引，陈三立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任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陈府名士荟萃嘉宾云集，陈三立则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在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

 

“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在于家国情怀，骨子里还是有士的观念、风范、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士有清流、浊流之分，陈家兼具清流和浊流的优点，一方面崇尚气节，另一方面又懂得务实。借用陈寅恪的话说，这个家族始终有一种‘预流’的意识，要积极参与，又不是为了跟别人盲目竞争，他们是把民族国家的忧患跟自身的路径选择结合在一起。”张求会告诉本刊记者。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

 

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标新立异，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日欧美

 

1904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留下一张合影。此照摄于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辫子，留着短发。陈隆恪曾在照片后题诗一首：“负笈东瀛鼎足随，偶留色相果何为。沧桑变灭寻常事，识取观河皱面谁？”

 

儿子远去东瀛，陈三立曾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这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说陈寅恪这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张求会说。

 

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3年12门课程全A，获得博士学位，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陈寅恪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归南渡

 

陈丹青曾画过一幅油画《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吴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华校园里。这是一幅仅存在于油画中的合影。画中陈寅恪的形象来自于他与史语所同仁摄于北海静心斋前的照片。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與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一九四九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头。

 

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岭南校报》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广州前，炸毁了连接广州城南北的海珠桥。一个小时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广州。

 

陈寅恪该何去何从？他当时作何打算？几十年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2010年，张求会经朋友帮忙，从“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电报写着：“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张求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成为历史。新中山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为原岭南大学的校址。这一年冬天，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也是在1952年，全国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在辅仁大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以后要跟上时代的要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86年初秋，陈流求与陈美延在清华大学里找到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并在碑前留影。此碑立于1929年，碑文由陈寅恪撰写，为的是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自己对治学的态度在碑文中表露无疑，而1953年的经历，是他践行这一学术信念的明证。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

 

汪篯于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次日晨陈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此后经年，在全国学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于这个早晨的答复。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汪篯并没有马上放弃，他努力向师母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

 

10天过去了，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LSQ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当时有“南北二陈”之说，他常会被人与陈垣作比较。他们都曾经历“三朝”，陈垣在1948年底的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也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也曾在炮火中，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没走。他在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写道：“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陈垣的转向被认为是时代巨变的典型，时代之潮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陈寅恪是例外。

 

他给科学院的答复抵达北京后，这一年，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学术上的爆发

 

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照片里，陈寅恪坐在椅子上，披着围巾，拄着拐杖，兴致很高地给学生们讲课。听过课的蔡鸿生记得很清楚，上课地点是陈寅恪家二楼的走廊。

 

“先生家二楼的过道里，摆着七八张椅子。他当时给我们开的课名叫‘元白诗证史’。选修他课的人不多，我们全班总人数42个，4个人选了这门课。有一些教师也在旁听，有兴趣就来。先生的课不用考勤，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评分，只需要预习，要不听讲时会满头雾水。他助手黄萱会控制上课时间，时间到了就按下铃。”蔡鸿生对本刊记者说。

 

陈寅恪当年住过的二层小楼，如今已辟为“陈寅恪故居”，供访客参观。在二楼的走廊里，摆放着数张上课用的椅子，可以想见当年情形。

 

在蔡鸿生的记忆里，陈寅恪所用的书都是“大路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但别人没有他那种深度的认识。”蔡鸿生认为学术的魅力尽在于此，“先生常讲，学术需要发覆，发覆就是创造力。”

 

陈寅恪当时的著述都是口述，然后让助手黄萱记录下来，这让蔡鸿生非常佩服。此后留校任教的他曾经让自己的研究生试着口述5000字的论文，没人能够做到。

 

蔡鸿生听课期间，知道陈寅恪正在写《论再生缘》。这本书写出来后油印了一些。章士钊南下看望陈寅恪时，携此油印本去往香港。

 

1958年12月号香港《人生》杂志刊登了余英时文章《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映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出版了《论再生缘》。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极大兴趣。5月4日，他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缘》。直到此时，中国大陆的人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

 

一年之中，郭沫若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7篇关于《再生缘》的文章。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缘》的评价外，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再生缘》因此而成为彼时文化界的热点。改编自《再生缘》的戏曲《孟丽君》一时为国人所关注。

 

最后的时光

 

一张摄于1957年的照片里，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正口述《柳如是别传》。他的眼睛虽已失明多年，依然透着智慧之光。从1953年至1964年，他口述了两部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总篇幅达90万字，几近他所有著述的一半。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后的好时光。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中共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

 

“1956年，对他来说，春天来了，这是他心情比较好的一年。”蔡鸿生回忆。那年寒假他没回家，是在中大过的年。他和同学们准备大年初一到老师陈寅恪家拜年。“我们跟师母联系，说好来看望先生，先生同意了。他心情很好，跟我们几个学生聊了半个多钟头的家常。”这是陈寅恪最后一次接受拜年。

 

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劫难。1959年，周扬曾去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原本坚决不见，在校方一再劝说下，勉强答应。据周扬回忆，“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感觉“被突然袭击了一下”，甚为被动地作了一番解释，“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陈寅恪并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的领导不乏清醒头脑与忧患意识。1961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提出要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陈寅恪所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成为被重点关注之地。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突然摔伤，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他的行动十分不便。

 

陶铸对陈寅恪一直十分关照。为方便他散步，专门铺设一条白色水泥路；为他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收音机；为护理他，还派出“三个半护士”。但受到优待的陈寅恪，仍摘不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几次政治排队中，他都被列为“中右”。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享受如此待遇。彼时在中大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时，反映了“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大怒。一份当年的谈话纪要记录了他的原话：“你若像陈寅恪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上调北京，仍多次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然而他连自己都没有保住。1967年1月4日，被视作当时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突然被打倒。曾与他有关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临随之而来的灾难。

 

陈贻竹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我是从大字报里才知道自己的叔公这么有名。”大字报将陈寅恪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覆盖了，甚至貼到了陈寅恪的屋里，贴到他的床头。

 

从1967年初开始，“造反派”纷纷上门逼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当年夏天，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给爱妻的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家正好位于中大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声包围。以往他尚且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此时他精神所受之摧残，可以想见。造反者津津乐道于这针对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叔公家没搬之前屋子里外都贴满大字报。1968年之前，我跟妈妈去看过叔公一两次，他当时不说话，不能谈政治，也不能谈感受。”陈贻竹说。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唐筼去世。她曾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大陆媒体中最早登载陈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寅恪去世后，墓地多年未能落实。直到2003年，他才与爱妻唐筼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地前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9年，陈寅恪与唐筼去世40年，义宁陈氏后人齐聚庐山植物园，留下了这么多年来人数最多的家族合影。次年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出版了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在书中，女儿们提到陈寅恪回忆他1896年拍照的情形：

 

当时五个孩子并排站立，陈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是否难以辨认照片上哪个孩子是自己？恰巧，快门按下时他正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为将来看此照片时不致出错，他伸出右手，拈住了一枝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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