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展出的良渚人物复原塑像 （图源网络）

从良渚文化消失探究先秦疾疫

——古代防疫抗疫（先秦篇）

地处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距今5300-4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有近代学者在探讨良渚文化突然衰落的原因时，通过对遗址出土玉琮、神人兽面纹等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分析认为，良渚文化的突然衰落是由于大灾（水灾）之后暴发了大疫，而大疫才是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学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良渚文化位于长江下游，气候湿热，为疫病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因此在水灾与疫病的共同作用之下，完全可以让一个卫生条件并不发达的部落在突然之间走向消亡。

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流行病的记载史不绝书。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常被称作疫、疾疫、疠疫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一些关于疫的卜辞，卜卦中的“广疫”可以视为我国流行病的最早文字记录，“疾年”是说疾疫流行之年，反映了商代人们对传染病和流行病危害的认识。据史料统计，春秋时期的瘟疫在242年间发生7起，平均34.6年发生一次。为此，墨子叹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

 随着先秦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长，疾疫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对疾疫给予了关注，对其发病特点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一是节气不调容易诱发疾疫。先秦典籍《礼记•月令》对疾疫的发生原因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这些疾疫皆是由于节气与时令不合而致，从历史上看，春季和夏季相对较为高发。

 二是旱、涝、蝗等灾害容易诱发疾疫。《左传•定公四年》载“春三月，水潦方降，疟疾方起。”意思是说水灾之后，疟疾随之而起。大旱也是疾疫的一个重要诱因，西周末年断断续续达一百五十年的大旱，使人抵抗能力不断下降，疾疫之灾也随之而来。另外，蝗灾的暴发同样会给饥饿的人们带来疾疫之灾。

 三是战争加剧疾疫的发生和传播。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加剧了疾疫的暴发。战国时期，248年中战争达222次之多，有的战争一次投入兵力近百万人，死亡人数达数十万，大量尸体得不到掩埋，这些都是滋生传染病的源地。加之兵团作战的流动性，一旦发生疫情将会迅速传播，影响区域迅速扩大。到战国末期，出现了“天下疫”的局面。

 面对凶猛的疾疫，先秦时期人们在实践中产生了防疫思想。在《周易》中就有一些涉及防疫思想的论述。如离卦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困卦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些话可以用来说明瘟疫突发时的情况，造成严重的大面积死亡，令人十分恐惧，人们纷纷逃避，在避疫情时，妻子都丢失了。面对疫情该如何办？《周易》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只要不到处流动，病就不会传播，人的感染性减少。 

（上图）《艾灸图》

《扁鹊心书》曰：“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下图）《药浴图》

《黄帝内经》曰：“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提出煎水沐浴，能预防温疫邪毒。

先秦时期，人们对疾疫具有很强传播性已经有所认识。当时，对患有疾疫患者采取隔离治疗的方法。《周礼•天官冢宰•疾医》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分而治之”就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隔离治疗方法，对医不活的人则“入于医师”记录死因和症状，为以后治疗积累经验。从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亦可以看出，秦国对“疠”者采用极其严格的隔离方法：一是“疠者有罪，定杀”，将犯罪的患者杀于水中或生埋；二是“疠者”“当迁疠迁所”，凡疠者都要送到隔离区，以防止传染。

 先秦时期的周代，已经建立了医疗机构和国家巡诊制度。《周礼•地宫司徒》记载，周朝医疗机构中设司救一职，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这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即国家的巡诊便于及时对患有疾疫的地方进行治疗和救助。同时，地方上“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对患有疾疫者实行隔离治疗。

 先秦时期，科学技术和卫生条件相当落后，人们对瘟疫的治疗大多是巫医并用，周代前期还是巫医不分，巫术盛行。《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由大卜掌占卜，其职责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另外，与防疫、驱疫有关的官职还有大祝和司巫等。大祝，为祝官之长，“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小祝掌小祭祀，远皋疾。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先秦时期，人们应对疾疫的最主要做法是祭天禳灾。先秦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界变化缺乏科学的认识，对上天充满着无比的敬畏之情，尤其是对自然界出现的灾害更是又惧又忧。“国之大事，唯祀与伐”，他们将对自然界祭拜视为同战争一样重要。天子王侯们在疾疫发生时，常会祭祀天神，祈求驱除疾病。《礼记•月令》记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所谓“大难”，意为驱逐疫鬼的的傩祭。当然，这些禳灾活动对疾疫的发生起不到防疫作用，但对人们心理上的抚慰作用却不可低估。更何况在先秦时期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时代，能让人们有美好向往，也是多了战胜灾害的一种精神力量。

 5000多年前标志新石器时代文化史的良渚文化神秘消失，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个案。公元前430年，主导世界霸权的雅典爆发大规模传染病，大约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死亡，雅典文化迅速走向衰败。公元541年，称霸欧洲的罗马帝国被一场黑死病席卷，使得帝国人口锐减20%到25%，强盛的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公元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将瘟疫带进美洲大陆，死亡者以百万计，原本兴旺的美洲文化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瘟疫给人类文明造成何等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将告诉我们，人类终将战胜瘟疫，创造人类文明更灿烂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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