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发现的一方宋代古碑，经鉴定为宋代“戒石铭” （图源网络）

戒石铭怎么成了衙门官箴点缀

——《容斋随笔》札记之二十三

近年，福建省武夷山发现一方宋代“戒石铭”碑，碑身花岗岩质地，弥座，通高175厘米，碑文阴刻有“戒石铭”。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六月，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令刻石，颁于州县。”崇安县即今天的武夷山市，戒石碑原立于县署门前，是让为官者晨夕接目而“不辱官箴”，后因县署数度迁址而散轶。

其实，“戒石铭”在我国已有不少发现。江西省泰和县就保存有北宋黄庭坚所书的《御制戒石铭》，原文竖写，一行三字：“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据清代光绪年间编著的《泰和县志》载：“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下郡县皆刻石置公署之前，复以小亭，长吏坐则正对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复颁庭坚所摹本于郡县，令长吏刻石置坐右。”根据史载，从宋太宗时起至清末，中国的各级官衙内都立着一块碑，碑名“戒石”，“戒石”上有字，就是“戒石铭”。因此，应该有更多的“戒石铭”遗迹。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考证，后蜀主孟昶向各地颁布令箴，箴文为：“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据洪迈研读，认为总共二十四句，体现孟昶的“区区爱民之心”，这在五代时期割据诸国的帝王中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他使用的语言很不工整。经过太宗皇帝删繁就简后，“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用词简洁，说理透彻，成了后世帝王的诏敕用语。

宋太宗毕竟是明主，他没有因为孟昶是位俘虏皇帝而尽废他的文字，却将他的那篇《令箴》细细研读，删繁就简，选取精华，御笔亲书，更名为《戒石铭》，颁示天下官吏，历代相沿。至宋哲宗时，又曾御书重申。到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又令“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令长史刻之廷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宋代皇帝“亲见五代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有鉴于此，在采取一系列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的措施同时，又摘孟昶四句为《戒石铭》，颁布天下道行，以补其严法之不足。至此，“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衙门，成为官场箴规。

承继上朝之法，在各级官衙内都立一块“戒石”，让官员时刻记住“戒石铭”：“尔禄尔俸，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够明确了，官员必须牢记自己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必须对百姓负责，正确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明白以民众为本，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才能强盛。开明的君主对官员勒索民众、侵蚀国帑的行为均采取了惩治防范措施，其中也包括了廉政教育。历代皇帝都清醒地看到“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清”的道理，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统治者及政府大员的品行、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反贪立法的同时，也强调官员的人品政德培养和警示教育。

中国历代王朝从不缺乏对官员的廉政教育，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反映历史上帝王及各级官员清正廉洁的事迹和他们的思想言论俯拾皆是。同时，历代统治者又在各级官府衙门设置了警示官员廉洁奉公的“戒石”，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府衙署文化。然而，纵观古时官场，缘何“戒石铭”成了摆设，只是衙门的官箴点缀而已？这是极具深刻意义的廉政制度议题。

天真的人们怎会想到，写“戒石铭”之人就是一个贪婪的昏君！孟昶为五代时后蜀第二代国君，即位初年，励精图治，衣着朴素，兴修水利，注重农桑，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后蜀国势强盛，将北线疆土扩张到长安。但是他在位后期，沉湎酒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奢侈无度，在位三十年“务奢侈以自娱，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广政四年，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美女入宫，引起全国的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而急于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他怕热，便建筑水晶宫殿为避暑之地，以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尽用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内外通明，毫无隔阂，还将后宫中明月珠移来，夜间也光明透澈。有皇帝作“榜样”，地方官遂肆无忌惮，穷奢极欲，营构台榭，役使民夫，极尽劳民伤财之能事。享受到了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之理？所以北宋出兵仅用66天就攻下都城，孟昶投降，这正是昏君不得人心的最后结局。如此一个淫逸奢侈的昏君，却要下官爱惜民膏民脂，颇有讽刺意味。

（上图）今存江西省泰和县的北宋黄庭坚所书《御制戒石铭》 

（下图）位于河北保定府市中心直隶总督署旧址的御制戒石铭牌楼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砸了孟昶宝石夜壶的宋太祖，亲颁戒石铭于府州县的宋太宗，在苦苦告诫地方官以戒石铭约束的同时，皇帝们自己却照样贪酷，后世子孙穷奢极欲，属下官员巧取豪夺。宋太祖时发生的较大贪污案有三十余起，有的赃款“动辄巨万”；宋太宗时，有的官吏“与吏为奸，隐没官钱巨万计。”所以，当时就有人在“戒石铭”下又附上四句话曰:“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就是古人对戒石铭的绝妙讽刺。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

究其缘由，没有制度、教育、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体制，尤其是没有现代社会的群体监督，苍白无力的口号靠不住。同时，“皇权”思想支配下的封建王朝，帝王们压根做不到“正人先正己”。唐太宗李世民写过《帝范》，说过：“且君子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可是，帝王们说到做到有几人？！无怪乎著名史学家吴晗写道：在中国古代，“上下几千年，细读历史，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

纵观历史，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官吏侵贪问题十分重视，对官吏侵贪的防范和惩办措施至今可为当代人借鉴，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性质所致，官员腐败这个毒瘤始终无法割除。封建官僚制度重人治轻法治，不是公民社会，不可能有群体监督，而由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督基本无效，“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这样，以“戒石铭”来寄望于“上天难欺”，寄望于因果报应，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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