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雪，本名邓小华，女，湖南耒阳人，生于长沙，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残雪部分作品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后被译介到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称她为“中国的卡夫卡”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残雪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选自《残雪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一般人，哪怕是一些高等文化人，是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内部的精神活动也是有层次的。可以说，越是关注这一点的人，他的层次就越分明，精神的世界也就越复杂，这个人也越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反之，那些越是忽略这一点、混混沌沌得过且过的人，他的层次就越浅，越缺乏对自我的观照。
一个人，平时的所思所想，对于世俗事物的情感反应等，我将其归纳为内心生活的第一个层次。这类精神产物还是比较初级的，粗糙的，未经过滤的，里面有很多杂质。
夜晚的梦境则是第二个层次。在那里头，本质现身，让人换一双眼睛来重新看世界内部的模样，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对象，一个“他者”。所以人的梦境里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作为暗示弥漫在风景里头，敦促人向自己的本质回归。但夜晚的梦还只是提供了反省观照的可能性，还并没有将这种可能性来付诸实践——因为做梦是不由自主的被动行为。
只有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才是内心生活的第三个层次。
人在从事创造（音乐、哲学、艺术表演、文学等等）之际，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精神维度，在那里头，死人开口说话，完全意想不到的画面或事件层出不穷，一切世俗的常规全部作废，代之以神秘的、无法把握的逻辑所主宰的冲动。而且人只有在这类创造中，才能将黑夜梦境中的可能性加以实现，达到深层次的反省。否则梦永远是梦，同人的精神生活是脱节的。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两种梦，即，夜晚的梦和白天的梦。童年时代的白日梦是很纯真的，总是一个人悄悄地想那些好的，美丽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事。一般是凭空想象，也有的时候以故事，电影和图书做媒介。白日梦中的“我”是比较模糊的，似乎是一个善感的、具有同情心的影子人。而白日梦的材料，则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小事。想象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或许下意识里，有很强的要使自己变得完美的倾向。比如我极为喜欢养小动物，在寒冷的冬天，我就设想自己在结冰的路面上捡到一只冻坏了的蝙蝠。我将它带回家，把它放在一大团暖和的棉花里头，再将棉花团放到火炉旁，然后看着它慢慢苏醒。这样就救活了它。冬天没有蚊虫，给它吃什么呢？我要训练它吃饭。它长啊，长啊，长得很大很大，翅膀一张开像一把油纸伞一样。那时我就要带着这只巨大的蝙蝠到处走，让大家看稀奇。我还设想过自己救父亲的英雄举动，设想过从地面钻洞，一直钻到泉水冒出来的那种美事。
儿时的白日梦接近于创造，但还不是真正的创造。因为梦中的角色还未分裂，所以还不会自省。如我在很多文章里谈到的那样，我认为真正的创造是需要强大的理性的。只有理性可以使人潜入到意识的黑暗底层，从那里掀起万丈波澜；也只有理性可以通过压制人的欲望使其产生反弹，从而去进行前所未有的表演，让人性这个矛盾通过表演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可是，由年复一年的白日梦自然而然地转到文学创作上来，在我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不记得是哪一天，我坐在桌旁信手写下一些文字时，一股陌生的情绪从我内部喷涌而出，我的笔突然就获得了神力。也许是几十年的向内凝视的习惯突然启动了我内面的某个机制，地狱之门被打开，幽灵们蜂涌而出？
通过艺术、哲学、音乐、表演等等高层次的媒介来养成向内凝视的习惯，是作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并不一定人人都要写哲学，搞艺术，通过阅读和欣赏，我们可以过一种准艺术家的生活。因为哲学和现代艺术，是需要创造性的阅读和欣赏的。如果每个人都善于反省自己，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反省的民族，有理想、有生气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必然拥有深层的精神生活，并且会产生大批艺术家和哲学家。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 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人类拥有一条隐秘的文学史的长河，这条河在最深最黑暗的地底，她就是由这些描写本质的作家构成的。她是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进行纯精神追求的镜子。
我不喜欢“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其内涵显得小里小气。如果作家的作品能够反映出人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这种东西既像粮食、天空，又像岩石和大海），那么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会承认她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这种承认经常不是以短期效应来衡量的。对于我来说，作品的地域性并不重要，谁又会去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但丁的意大利特色呢？
如果你达到了深层次的欣赏，地域或种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文学不就是人作为人为了认识自己而进行的高级活动吗？作家可以从地域的体验起飞（大概任何人都免不了要这样做），但决不应该停留在地域这个表面的经验之上，有野心的作家应该有更深、更广的追求。而停留在表面经验正是中国作家（以及当今的美国作家）的致命伤。由于过分推崇自己民族的传统，他们看不到或没有力量进入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这就使得作品停留在所谓“民族经验”“写实”的层次上，这样的作品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其批判的力度也是可疑的（这只要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文化人的普遍倒退和堕落，看看多数美国人民对于伊战的狂热，以及历来对于战争的狂热就可以得出佐证）。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在我的明星列表中，有这样一些作家：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圣·德克旭贝里、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
这个名单中的主流是西方人和具有西方观念的作家，因为我认为文学的源头就在西方，而中国，从一开始文学就不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产物而存在。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缺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彻底缺少自相矛盾，并将这矛盾演绎到底的力量和技艺。传统的文学从来都是依附的，向外（即停留在表层）的。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文学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探讨深层次人性， 提升国民性的作品远没有形成潮流。
在我看来，中国的作家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民族自恋情结，就无法继续追求文学的理想。所以在大陆的文坛，很多作家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退化，要么写不出作品，要么用赝品来敷衍，蒙骗读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自大的心理。我们的文化摧毁、毒害了我们的天才。中国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导致当今的大陆文学不能生长、发育，就像一些长着娃娃脸的小老头，永远是那么的老于世故，永远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却唯独没有内省，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在所有涉及自身的方面，大部分大陆作家都或者用一些白日梦来加以美化，或者用古代文化提倡的虚无主义来化解矛盾。
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的经验的文学则是浅层次的文学。这在当今的文学发展中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物质世界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得大部分作家越来越懒，越来越满足于一些表面经验，而读书的人，也在一天天减少。据说实验小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已经很难得到出版了，而集体自杀的事件在这个国家倒屡屡发生；又据说连在德国，这个思想之父的国度里，人们也不看实验小说了。幻灭感如同黑色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然而我仍然相信， 那条隐秘的长河是不会断流的，尽管历史有高潮也有低谷。任何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以自己默默的劳动为那条河流注入新的活力。延续了几千年的理想还将延续下去，同这个浮躁、浅薄而喧闹的世界对抗。
伟大的作品都是彻底个人化的。因为人只能在真正个人化的写作中达到自由。不在写作的瞬间抛开一切物质的累赘，不同物质划清界线，灵感就无法起飞。而这种活动力图达到的就是个人的人格独立。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位中国大陆作家是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文学的实践就是这样一种操练。像西方作家但丁或歌德那样来认识、拯救自身，并将其作为最高的目标的人在大陆太少太少。一谈及文学，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只同表面的经验、“共同的”现实有关，接下去自然就只能涉及如何样完善表达的“技巧”，如何样将陈词滥调弄出些“新意”的问题了。文坛上很有一些高调的理论家，提出要肃清纯文学的影响，大力提倡所谓“现实关怀”。且不说此处对于“纯文学”的定义含混滑稽，所谓“现实关怀”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十年，实在是同真正的文学无关。只有个别作家注意到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广大得多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遭遇，去开拓。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拥有者，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本应是得天独厚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战胜自己的文化的惰性，从另一种文化中去获取这种开拓的工具。我们不去开拓，那个广大无边的领域就根本不属于我们。一位作家，不论他用什么方法写作，只要他有认识自我的好奇心，改造自我的冲动，有开阔的胸怀，就一定会进入人性探索的深层领域，将那个古老的矛盾进行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演绎，在自救的同时影响读者，改造国民性。
伟大的文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她就属于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每一位能在文学创造中将理想尽力发挥的作家在写作的瞬间都是伟大的作家，这样写出的作品则是伟大的作品。当然各人的先天能力有大小，能否成为明星并不重要，只要处在伟大的追求境界中去完成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想用莎士比亚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智慧／使我们能瞻前顾后，绝不是要我们／把这种智能，把这种神明的理性／霉烂了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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