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贿考案是何惨痛教训

收藏于民间的清代真人画像：56岁贡生全家福 （图源网络）

从古至今，考场上的作弊和贿考花样百出，屡禁不止。如果说，考场内的作弊是民间所为，那么，考场外的贿考则是官场所为了。作弊也好，贿考也好，在法律上、在生活上尤其在道德上总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由此，想起了发生在清末浙江的鲁迅祖父贿考案。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生于1838年，是丁卯年（1867）中的举人，同治十年（1871）中的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人。曾外放为金溪知县，不满三年被参劾去职。以后，他在退职后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升内阁中书，候补九年后，光绪十四年（1888）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这是周氏家族弃耕经商、踏入仕途的最大辉煌。1893年农历除夕，因鲁迅的曾祖母溘然长逝。周福清从京城急返回家服丧。

第二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福清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虽然以前屡试不第，但这次仍然准备再考。另外还有周家的五户亲友，也均有人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便凑了银钱一万两，恳求他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周福清虽知此事不妥，也曾踌躇不决，但最后还是心存侥幸，决定铤而走险。于是，他给殷如璋书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

周福清考虑到当时考官出京为防舞弊的“三不准”规定（不准会见亲友、不准外出拜客、不准收发信件），同时到地方后更要处处受到考试监督官的监督。于是便思忖再三，在京官南下赴杭必取道的苏州，带仆人陶阿顺专候。九月七日，殷如璋的船只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差陶雇小船，设法靠近殷的官船将信送上。恰巧副主考周锡恩在主考船上聊天，殷接信后，不便拆阅，搁于茶几，仍与副主考叙谈。也合该出事，素来办事精明的仆人陶阿顺，唯恐银票有闪失，竟在船下高声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此时，殷为示清白，将信交周锡恩启阅，于是案发，一直惊动了朝廷。虽然浙江一些官员为周请罪，但光绪皇帝坚持对周福清施以“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吧）重刑。周福清在省城监狱度过七个春秋，到1900年刑部大赦才得以出狱。周福清的下狱，再加上鲁迅父亲因牵连病故，使周家彻底破落。

周福清案发时，鲁迅只有12岁。对于这场家族的大变故，鲁迅曾在自叙传略中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讲到：“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况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 从此，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给少年和青年的鲁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痛。

周福清之所以铤而走险，不外乎是为了自己的儿孙。他从小读书，走的是一条当时读书人走的科举路。经过寒窗苦读，他考中秀才，后又在30岁那年考中进士，并被点了翰林。他在京城等了几年，终于被放外任，到江西省金溪县当了个七品县官。周福清生性耿直，办事认真，处理案件细致，百姓来打官司，随到随审。他一身清廉，还要靠借债生活。衙门里的师爷小吏跟他受清苦。于是怨言四起，被人奏了一本遭到革职。周福清一直有个心病：自己的儿子周用吉（字伯宜，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虽已是秀才，但接连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当绍兴五家有钱秀才凑银托周福清去买通关节以乡试中举时，他的心动了：既然五家人愿意出银万两，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对己对人都有好处，最终决定去铤而走险了，结果闯下了杀身之祸。

《贡院放榜图》

由鲁迅祖父贿考案，又想起了张居正科举舞弊案，可能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明神宗宰相张居正，可称明朝“宰相第一”。他是一个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好人，其中一条重要错误就是没有过好“子女关”。万历初年，张居正长子敬修会试落榜，张居正很不高兴，就给考试官“小鞋”穿，还停止当科的“馆选”。万历五年，张居正次子嗣修应试，顺利地进入殿试。初定名次，嗣修居四。张早已买通了皇帝左右的太监，把前二名卷子挪到第三第四，原来的第三第四摆在上面，于是皇帝照太监捧来的卷子顺序一念，嗣修便中了进士第二名“榜眼”。万历八年，张居正三儿子茂修应试，他亲自写了一篇“策问”，叫儿子背熟，殿试时一挥而就，果然中了状元。长子敬修也同榜中了二甲十三名。三儿子中状元后的第三年，张居正得病而死。据说他还有第四、第五个儿子，年尚幼。故有人作诗云：“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神宗就抓住张居正许多罪行，其中就有“以巍科私其子弟”一条，下诏查抄家产，扫地出门。张居正的长子敬修在酷刑下被逼自杀，次子嗣修革职，三子茂修流放充军。当然，此中原委很复杂，但为儿子“开后门”科场舞弊不能不说是被反对派抓住的一个致命的把柄。

中国人历来家庭观念极重，又极为看重功名。《红楼梦》里“好了歌”唱尽此中“精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古往今来，望子成龙之心，人情之常。为儿孙谋取科举功名的，千千万万！然而，如果为儿孙借权力侵蚀科举，悖理违法，最终不仅害己，也将贻误子孙。鲁迅祖父贿考案带来的惨痛教训，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现实意义，仍具有醒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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