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中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朱东润先生生前尝言：“我死后，只要人们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我于愿足矣。”这位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八八年的学者，平生著述达千万字，当然难以用“传记文学家”一词来概括。但是，从中国近代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强调朱东润先生的开创之功，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谈朱东润同传记文学，先得略说他这个“人”。这不是为他立传，而是了解他的传记文学的必需的前提。朱先生之为人，复旦有的先生有一个概括：“早期儒家”。这说出了朱先生个性中的一种显著色泽。他生长于民族危难之世，又长期浸润于中国古代文史，很容易接受儒家的某些传统意识。还有，朱先生早年师从古文大家唐文治，受到唐先生的赏识和资助，或者也受了唐先生的许多熏陶。他永远是主张积极用世的，无论受到何种沉重的打击，也绝无颓唐自放之意。——这甚至已经放弃了儒者“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从个人说，他以“天地生人，实属不易，既有此身，便当努力”自勉；对于国家，他晚年常说：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应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这种信念之顽强，实非常人所能及。

不妨举些有趣的事例。我在一篇小文章中，对北宋与契丹之关系，照习惯用了“纳绢”二字，被朱先生敏感地改为正史所用很有气派的“赐绢”；看了电视剧《努尔哈赤》，虽然知道拍得不错，他仍然非常反感。这显然是传统的华夏正统意识。又在一次会议上，朱先生批评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传》，以为不合适以洋洋八十万言为一妓女立传，使得寅恪先生的门人蒋天枢先生当场拂袖而去。按朱先生的意思，传记首先应该用以表彰仁人志士，激扬民气。还有，我曾请先生教授《庄子》，遭到断然否定。他说《庄子》把人变得无用。后来注意到，先生读百家书，言谈中极少称引《庄子》。——这些看法，别人自可提出疑问，但在朱先生，是真诚的民族自尊的敏感，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意识。

“儒家”而冠以“早期”，想必是为了区别于后期儒家的迂腐、偏执、破碎。说朱先生没有一点偏执似乎也不是，但他确实没有后期儒者的小器相。其实，也可以换一句话说：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属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和品格。他的文化结构，毕竟是在“五四”前后形成的；他又在十八至二十一岁这个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年龄，去英国留学。寻常在朱先生身上，看不到“洋”派头，好象留学数年，只是英语极好。其实在内里，他是把许多西洋文化的东西渗透在他的中国传统中。

就从政治来说，在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虽然承认实存的政权总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却也始终强调知识分子对历史应负独立的责任，对政治应有独立的批判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朱先生在抗战中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的时代，就被视为旧派与新派之间的“夹缝”人物。他既反对抹杀传统，也反对拘泥于传统，主张立足于中国的基础，从西洋文化中汲取现代科学精神，开拓新的局面。

早在留学英伦时，朱先生因读鲍斯威尔的名著《约翰逊博士传》，就对传记文学发生了兴趣。一九三九年以后，因看到国内这方面的落后，“于是决定替中国的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把精力转移到传记文学上来。并且，为了获得更好的环境，于一九四二年应聘转入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之前，梁启超、胡适等人已在这个领域做过一些工作。但他们一则投入的精力不足，一则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习性难移，无法完全跳出传统格局，开创全新的局面。朱先生在四十五岁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基本上以传记文学研究和写作为主要工作，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朱先生首先对中西传记文学传统作了研究。在西方传统上，他广泛阅读了自古希腊到现代各种传记名作和理论著作，并作过一些翻译；在中国传统上，他对各种传记类型从钩稽原始材料着手，深入考察，并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著作，总结了中国传统传记的历史。(朱先生是不相信“聪明”的，他总是依靠笨拙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张居正大传·序》等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对现代传记文学的系统看法。大要地说，他将传记文学界定为结合史学与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将刻画和再现真实人物的丰富性格作为它的主要目的。在性质的确定上，他强调传记应脱离传统史学的规范；在写作的态度上，却又强调史料的考辨、运用，做到严谨有据，反对向小说靠拢。其结果，是一种以西方现代传记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学术性较强而在虚构的运用上比较谨慎的传记。这对现在一般传记的写作，似乎仍有相当影响。

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把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具体地介绍到中国，朱先生写作了他的第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其实，除了学术文化建设的考虑，还有另一层考虑：通过表彰历史上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起拯救民族的力量。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著作，如《后汉书考索》之肯定范晔对东汉仁人志士的褒扬，《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揭橥《诗经》成书过程中蕴含的诸夏部族团结御外的时代意识，都和当日的特定环境直接相关。至于《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其底蕴里更是洋溢着爱国救亡的热情。作为学者，朱先生知道对传记文学附加其它限制是不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却强调现在的传记必须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激励爱国主义情绪。这是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文化心态与人格。从先生笔下的传主来看，张居正、王守仁、杜甫、梅尧臣、陆游、陈子龙、元好问，都是积极投入时代风云的人物。这样的考虑是否有些狭隘和自相矛盾呢？或者也可以商榷。但朱先生就是如此。

“大传”是朱先生创立的名目，他解释说，这是“援经入史”。实在的意义，恐怕是要唤起一种阔大厚重的感觉。这也确实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议论纵恣的著作。站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俯视态度，自信而有力的语言，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上，刻画出一个具有独裁性格而又精明强干的政治家的真实形象，他整肃内政、抵御外敌、运用权术、控制皇帝的全部活动。许多用口语记录的原始材料，方便地造成活生生的气氛。作者时时在描述中发表议论，有感佩而无颂扬，有批评、讥讽而无苛责，所持的尺度，完全是现代人的，以民族利益为基准的。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它当之无愧。全书以这样一段话结束：

整个底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底儿女！

紧接《张居正大传》之后写成的《王守仁大传》，一直没有合适的出版机会，手稿在“文革”中丢失了，不知尚在人间否？据先生说，此书旨在表彰王守仁“即知即行”的实践哲学，和大胆否定程朱理学的思想解放精神，认为这是中国所需要的人生态度。王阳明是朱先生的传主中唯一的哲学家，王学又是一种表述得相当曲奥、富有形而上气息的学说。朱先生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呢？它的丢失实在令人感到可惜。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朱先生集中写作了以传记为中心的陆游三书(《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中华书局出版)和梅尧臣三书(《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诗选》，“文革”后分别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陆游三书和梅尧臣三书的成果是显著的。对二位重要诗人的生平，都作了仔细的考辨，纠正了若干旧史的错误记载，廓清了一些含糊的传说，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和成就、地位，也在考订系年的基础上作出可靠的评述。梅尧臣文集的重新整理，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从解决的问题和提出的新观点来看，可以说把陆游与梅尧臣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二部传记的风格，依然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上，塑造传主的形象。《陆游传》中某些细节的描写，似乎比《张居正大传》更多文学色彩，颇有些小说笔法。但从整体的气势来看，却不如前者。议论比较慎重，语气也不那么简捷奔放，人物形象的塑造，偏重在道德的“正面”。这几本书的写作，是在反右与“文革”二大狂潮的间歇期。说话合适与否是一个问题，对传主行为的认可范围也是一个问题。在张居正的传记里，传主的独裁、权谋乃至贪贿，都未成为肯定他对国家的贡献的障碍，因为这些都是时代的条件造成的。但如果放在五、六十年代来写，恐怕困难得多。应该指出，陆游、梅尧臣二传在同时的著作中，教条观念的约束和教条语汇的使用，已经是相当少的了，但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然要有所适应。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朱先生是最初就被抛出来的，辱骂、殴打，甚至以刀砍颈的流氓举动，狂袭而来。朱先生的倔强也充分显示出来了。他始终不肯低头，甚至敢于和按他头的人扭打起来。在下乡劳动时，先生曾于半夜中被迫与青年学生急行军，天黑行疾，气喘几绝，但他仍顽强支持，不出一语相求。他可以沉默，也只有用沉默作为抗议，但他的人格尊严是不可凌辱的。当时在复旦，另一位有名的强项人物是周谷城先生。

早先梅尧臣研究完成之后，朱先生曾拟作苏轼的传记，并且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终因难以着笔而放弃了。这一位时而认真到固执程度，时而又洒脱得一切无可无不可，亦儒亦道亦佛的东坡居士，给朱先生的品格坚定的价值体系带来了麻烦。他只好转向杜甫和陈子龙。
杜甫研究的工作，在“文革”中就开始了。一九七六年，刚粉碎“四人帮”，先生便着手写《杜甫叙论》。“叙论”是评传的意思，但又不像一般的评传，以大切八块、分项论述的方法，而仍以生平行事为主线，以时代风云为背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混乱的逻辑和混乱的语言尚未来得及洗刷的时间点上看，《叙论》的雄健切实，直非当代之物。这反映出先生的思想不仅格格不入于十年的荒诞，而且由十年荒诞的体验，超出了五、六十年代的拘局。先生评安史之乱，说：“从封建体制看，这是一场叛乱；从人民立场看，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斗争。”以及指斥史家对张巡、许远靠吃人为皇帝守疆土的颂扬，都是非常深刻的议论。

书中提出大唐帝国与李姓王朝非同一概念，分析大唐帝国的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李姓王朝与其它诸王朝的关系，是一种很有意义见解。关于杜甫由其地位升降而造成的对人民态度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关于杜诗在乾元二年和夔州时期达到二个高峰的论点，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陈子龙及其时代》撰于一九八二年，朱先生已八十七岁。书名本该是《陈子龙大传》，因相关方面觉得与传主个人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时代大事占了太多篇幅，恐名实不符，乃改今名。先生在自序中挖苦道，这是出于对八股传统的正视。这本书的体例确有些异常，它的章节不是以传主的事迹列目，而是以传主生平与时代大事件两条线交错地组成。明政权、李自成及张献忠起义军，建州卫(清朝前身)三股力量的相互冲击；明宫三大案、魏忠贤擅政、东林党及复社、几社的起伏、南明诸政权的兴亡等一系列事件；崇祯帝、吴三桂、洪承畴、袁崇焕、左良玉、黄道周等各色人物的活动，组成一幅宏伟的明末历史画卷。而传主陈子龙就在这历史中由一名汲汲于功名的文士成长为为国为民的志士，直至拯救危亡、以身殉国的斗士。

朱先生对历史表现了他的尊重和深刻认识。比如，书中明白地指出：农民起义是被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激起的，而由于明朝军队无力在两线作战，终于导致清人入关的结局。这不是一个吴三桂可以造成的事实。历史常常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个人无力挽回的厄运。但并不是说，个人可以由此而放弃他的责任。那就是全书最后所说的：

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在写作的方法上，陈子龙传也与先生以前各种传记不同。最初，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应该是“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认为英人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那种省去引证、考订而呈现简易的风格，不适于中国当日的现状。所以先生以前的传记，确有引证多而显得繁重的特点。也许他认为条件渐已成熟，《杜甫叙论》便有所改变。陈子龙传则除了传主本人的诗文，很少引证、考订，把大量的材料融为直接的叙述和描绘，文气格外奔畅。与宏大的背景、敏锐而发人深省的思考、热烈的感情和现实气息相结合，全书便呈现出高屋建瓴、恢宏雄放的风格，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这确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条件有直接关系。

一九八六年，朱先生九十一岁，健康状况衰退，仍不稍懈，又开始撰作他的最后一部传记文学——《元好问传》(尚未出版)。他以顽强的意志支撑到最后一刻。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元好问传》，脱稿；十八日，参加所教博士生论文答辩；二十日，因全身黄疸住院；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去世。这便是先生所说的“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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