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怎用宫中铭辞训诫后代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九

 河南新乡市获嘉县彦当村同盟山武王庙周武王塑像 （图源网络）

 约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崩逝，其嫡次子姬发继位，号为武王 。周武王登上王位才三天，就召来士大夫问他们说：“哪里有实行它就能取得成功，而且历万世还可以作为子孙所宗奉的道理？！”众位大臣回答说：“没听到过。”于是，武王就向姜太公请教。姜太公捧出古传的《丹书》，讲了一番“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的道理。武王听了《丹书》的话，警惕而惶恐。退朝后就写了《戒书》，并在他坐席的四角都设置了铭辞。

 这是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太公丹书》中记载的一段史实，并详细讲述了武王宫中铭辞的内容。

 武王坐席前方左、右端与后方左、右端依次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忘”；“所监不远，视迩所代”。这四块铭辞内容的大意依次是说：“安乐时必须恭敬”、“不要做会后悔的事”、“一转身一侧身，也不可忘记大道”、“所引为警戒的事并不远，看你所代替的朝代。”

 宫中几案的铭辞曰：“皇皇惟敬，吕生敬，口生诟，口戕口”，意为：“谨慎地恭敬行事，每次说话都要恭敬，口舌会招来耻辱，口舌会残害出言的人。”镜子的铭辞曰：“见尔前，虑尔后”，意为：“看见你前面，就考虑你后面。”洗脸盤的铭辞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意为：“与其溺惑于人，宁可淹在渊水中。跌进渊水中，还可以游泳；溺惑于人，就不能救了。”楹柱的铭辞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意为：“别说算什么残害，它的灾祸将如火一样烧起来；别说有什么害处，它的灾祸将很大；别说有什么损伤，它的灾祸会很长远。”

 宫中手杖上的铭辞曰：“恶乎危？于忿意。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意为：“什么事危险？就是忿恨妨碍道理。什么事会失去道理？在于嗜好欲望。什么事会使人忘记道义？在于富贵。”衣带上的铭辞曰：“火灭修容，谨戒必共，共则寿”，意为：“灯火熄灭时整顿容貌，谨慎而为须恭敬，恭敬的人就会长寿。”鞋子上的铭辞曰：“谨之劳，劳则富”，意为：“要谨慎勤劳，勤劳就富有”。酒杯和盛饭的器皿上铭辞曰：“食自杖，食自权，戒之桥，桥则逸”，意为：“吃饭要用礼约束自己，吃饭要用礼权衡自己，警惕骄傲随意，骄傲随意就会离开正道。“

 宫中门上的铭辞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日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意为：“那名誉是难于得到而易于丧失的。无所依赖而不去思考，而能说我知道吗？无所依赖而不去努力，而能说我保持着吗？拂拭着门户给它涂上泥土，如果风将要吹到，房屋就会摇摆，虽有圣人，也没有计谋可施。”窗户上的铭辞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意为：“顺着天的时令，利用地的财富，恭敬地祭祀老天爷，祭祀之前恭敬地斋戒。”

 宫中挂着的剑上铭辞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意为：“带着剑作为服饰，动作必须实行有德的事，施行道德就能兴盛，违反道德必然崩溃。”悬着的弓上铭辞曰：“屈申之义，发之行之，无忘自过”，意为：“弓有拉紧放松的意义，发命和实行事情，不要忘记自己会有过分的时侯。”竖着的矛上铭辞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意为：“造矛造矛，片刻不能忍耐，疏忽会引来终身的羞耻。我一人所听到的，用来告诫后代子孙。”

 周武王宫中这十七处铭辞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鉴戒，做到依道而行，敬谨谦恭；忍忿制欲，瞻前顾后；伸屈兴废，修身省过；慎言语，免招辱；毋残害，杜祸患，从而永保周室。从这些宫中铭辞中，可以透视出周人文化精神中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的政治焦虑。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殷商势力复辟，如《诗经•小旻》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时，周统治者在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时，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周武王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更加恭谨执政，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王朝的长久统治。

（左图）中国一百帝王图•周武王（右上图）盟津之会图（右下图）牧野之战图

 王室教化，是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周王室最早的教育方式一是“胎教正本”，周人认为胎教是最早的“慎始”教育，是“立教之本原”。刘向《烈女传•母仪传》的《周室三母》一章记载了西周时王季、周文王、周武王三位帝王之母太姜、太任、太姒对儿子进行胎教和蒙养教育，使得他们成为“明圣”之君的事迹。二是“设室养孺”，专门为太子和各诸侯国君的世子设立教养机构——“孺子室”，规定太子、世子出生三日后送入此室，开始接受婴幼儿时期的悉心教养。孺子室中对教养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通过设立“孺子室”来施以王室教化，是与“胎教正本”紧密相随的重要教化方式。

 王室成员长大后，王室教化的方式有“师保傅教”，这是王室教化的重要制度保证。师、保、傅是西周时期为实施周太子教化而设的三公之职，三公教化的职责是“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其教顺”。就教化实施的策略而言，“师，“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傅之教，则侧重于耳濡目染之效。保证“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另外，还有“自我省察”，要求王室成员经常采用自我省察的方法加强自我修养，告诉他们，你们的权力是“天”授予的，这是“天命”，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训诫他们时刻以“中德”作为参照标准，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周武王设立宫中铭辞，说明“铭文训诫”也是其中一项重要方式。

 中国远古“五帝”禅让与家学世传虽然孕育了传统家训的萌芽，但周初王室的家训才真正有了产生的意义。周王室非常注意教诫子弟，把训诫子、侄、弟等提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不仅开创了中国帝王家训的先河，对于教育王室子弟治天下、理邦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其中所包含的戒骄满、防怠惰、禁酗酒、重谦谨等个人品德修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规范，勤于王事、宽政爱民等官吏道德准则，也开启了仕宦家训的大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是一份值得认真梳理和批判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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