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厄”现象为何绵延二千年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八

 清乾隆帝读书藏书并御书匾额“天禄琳琅”的故宫昭仁殿 （图源网络）

  中国古代的学者，将图书遭到大规模毁坏的现象称为“书厄”。南宋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有《书籍之厄》一篇，例举了南宋前历史上的“书厄”现象，令人扼腕。

  公元554年，梁元帝萧绎被魏军攻破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朝平定王世充后，将全部藏书用船装载，溯黄河而上准备运往长安，结果“尽覆于砥柱。”唐贞观、开元年间，朝廷四处征集借抄古籍，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每地藏有经、史、子、集四部分书。安禄山之乱后，藏书全部被毁，一卷不剩。唐代宗、文宗时，重新寻访采集古籍，分藏在十二个书库中。黄巢之乱以后，留存下来藏书也很少了。昭宗时又在各地寻访古籍，等到迁都洛阳，又全部被毁，“荡然无遗”。

  《书籍之厄》又例举了宋朝历史上私人藏书的“书厄”现象。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及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王溥，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藏有不少唐朝时代的旧书，可后来他的子孙不知道在哪里，可何况那些藏书呢？！北宋名臣李防，家中藏书颇丰，而且开辟出学馆邀请士大夫下马就直接进去读书，还供给伙食，为一时佳话。可是后来他家里只剩下几间破屋子，藏书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北宋名臣宋绶，家里收藏了其他藏书家的古书，数量之大就连王府也赶不上。可惜在元符年间，“一夕灾为灰烬”。南宋名士晁以道，家里的五代藏书，也在政和年甲午冬天被火烧成灰烬。北宋著名史学家刘义仲，他的祖宗遗留给子孙的只有图书，家里藏书和“云梦七泽”一样富有。然而刘氏的后人不知在何处，那么所谓藏书大约也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洪迈所举的“书厄”现象，仅仅是南宋以前朝代的部分毁书历史，其实纵观中国历史，远远不止这些“书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公私藏书机构以及最为丰富的古典文献，但至今尚存者却不足十万种！据统计，中国历代所毁损的典籍不少于一百二十万卷。仅以南宋绍定年（1228～1233）以前为例，平均每年就有544卷以上的书籍损毁于灾祸。

  隋代负责典掌国家秘籍的牛弘对前代“书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图书的“五厄”之说：即秦始皇焚书；西汉末年赤眉入关；西汉末年董卓移都；西晋末年“刘石乱华”；南朝梁时魏师入郢。后代学者又将此发展，提出了图书“十厄”、“十五厄”、“二十厄”之说。为什么在号称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中国，其书厄现象绵延达二千多年？

  我国古代“书厄”原因多种多样，粗略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政治劫难。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推行统一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往往会禁毁一些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图书，历代封建皇朝几乎都开展过规模不等的禁书活动。秦始皇焚书，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除了秦史和博士官所藏的书籍外，一切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六艺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概送官府烧毁。当时唯有医药、卜筮和农艺书籍不予焚烧，自春秋战国以来所积累的诸候史记，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等书焚毁殆尽。还有清朝乾隆焚书，也是古籍藏书的一大劫难。因编纂《四库全书》的缘故，清朝乾隆的一纸诏令，竟导致一日焚毁书籍60～70万部之多，清廷共焚书达13862卷，并先后毁版籍68339块。

  二是战争劫难。这是古籍遭难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类“书厄”大多发生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战乱往往会给图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公元206年，项羽破咸阳，使我国典籍遭受了一次比秦始皇焚书更大的劫难。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互攻，汉宫室被焚，将汉武帝以后广开献书之路后在百年之间“积如丘山”的书籍全部焚毁。公元190年，董卓扶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乱兵将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用做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制成口袋。汉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结果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部属李傕、郭汜屠长安，又在混战中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汉王室藏书，毁于一旦。

（上左图）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

（上右图）故宫文渊阁（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紫禁城中最大的皇家藏书楼）

（下左图）徐家汇藏书楼（建于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

（下右图）浙江杭州文澜阁（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更有甚者，是外国侵略者的抢掠毁坏。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北京皇城、衙署和民间所收藏的大量文化典籍、古玩字画等，或被抢劫、或遭焚毁，所剩无几。据史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逐尽。”翰林院失去《永乐大典》“百零七本，其它经史载籍四万六干余本。”宫内还遗失了《历圣翰墨真迹》等难以计数的“人间难见”之珍善本。共计79309卷的《四库全书》，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国部分文溯阁藏书均为日寇运往东京。“一二八”之役，沪浙的公私藏书损失甚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库被敌焚毁，所有涵芬楼藏书尽罹毒焰。随着浙江之杭、嘉、潮，江苏之苏、松、常等相继沦陷，东南藏书尽遇敌人劫夺、私人收藏家无一幸免。移至江苏兴化处较为珍贵的八千卷楼丁氏藏书概被劫取，甚至连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中的西文书二十余万册、中文书十万册悉被日寇没收。清华大学寄存至重庆的所有善本书，亦被敌机炸毁。侵华战争期间，我国的藏书损失总数在一千万册以上。

  三是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火、虫等自然因素对图书造成的毁坏。水火无情，古代很多珍贵的公私典藏就是毁灭于无情的水火之灾的。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钱谦益精心建造的藏书楼，钱谦益珍藏书籍总卷数在10余万以上，其中有极为珍贵的3900部宋元版图书。康熙九年（1670），绛云楼不幸遭到火灾，宋元精刻皆成劫灰。“绛云一炬”成为江南图书的一大厄运。

  从历代“书厄”现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一般来说，当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典籍就生就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相反，社会动荡不安时，典籍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多少民族的瑰宝毁为灰烬，甚为可惜！当然，在和平时期，古籍也不是一味地得到保护，秦始皇焚书和乾隆焚书，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当年，洪迈在叙述历代“书厄”现象后，叹道：“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是啊，从古到今，如古籍一般的神奇灵异之物，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需要全民族世世代代悉心保护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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