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7位作家的获奖演说，我好像知道他们为何能得诺奖了
福克纳 等
诺奖每年一度的“开奖周”还在继续，10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出，将此次开奖周推向了高潮。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由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古尔纳是谁？为什么是他？
依照惯例，每年12月10日，也就是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会举办诺奖颁奖典礼，当年各奖项获奖者受邀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仪式和晚宴，并参加获奖者讲座、音乐会等一系列“诺贝尔周”活动。受疫情影响，今年“诺贝尔周”延续去年的做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并且取消颁奖晚宴。
其实，“诺贝尔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演说，这应该是他们创作中最精华的一章。下文选取福克纳、马尔克斯、海明威、莫言等 7 位往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演讲，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除了都坦诚表达了相似的惶恐和感谢，这些作家也将写作视为自己一生的任务、视为探索未知领域的起点、视为介入社会的方式……
他们把写作作为自己工作或者职业的专业素养、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思索与关切，无论什么时候阅读，都具有十足的现实意义。
威廉·福克纳：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他因为“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194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的，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的。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要做出与这份奖赏原本的目的和意义相符，又与其奖金等价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话并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本身就能写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做不到这样，将是白费气力。写出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情欲，写出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写出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糟的是没有怜悯或同情的胜利。写出的悲伤不是为了世上生灵，所以留下不深刻的痕迹。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重新懂得这些之前，写作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类能延续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的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
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们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获胜的支柱和栋梁。
海明威：我讲得已经太多了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1954年，海明威以他的小说《老人与海》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健康不佳，患有多种疾病且精神抑郁”，海明威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撰写了一篇演讲辞。不过这时他恰好在古巴，迷恋钓鱼、打猎，经常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一样照常驾艇出海去钓鱼。
我不善辞令，缺乏演说的才能，只想感谢阿弗雷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慷慨授予我这项奖金。
没有一个作家，当他知道在他以前不少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此项奖金的时候，能够心安理得领奖而不感到受之有愧。这里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作家的名字。在坐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学识和良心提出自己的名单来。要求我国的大使在这儿宣读一篇演说，把一个作家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说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人理解，在这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十分清晰起来，根据它们以及作家所具有的点石成金本领的大小，他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的孤独，但是我怀疑它们未必能够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孤独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 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
如果已经写好的作品，仅仅换一种方法又可以重新写出来那么文学创作就显得太轻而易举了。我们的前辈大师们留下了伟大的业绩，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通作家常常被他们逼人的光辉驱赶到远离他可能到达的地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作为一个作家，我讲得已经太多了。作家应当把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而不是讲出来，再一次谢谢大家了。
加缪：我们要防止这世界分崩离析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授奖词补充道：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地问题，这种热切的愿望无疑地符合诺贝尔奖为之而设立地理想主义目标。同年，加缪发表了获奖致辞《写作的光荣》，下文为节选。
秉承自由精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份殊荣授予我，万分感激之余更添万般惶愧……面对命运的过度垂青，想要重归平静，唯有力求问心无愧。既然我所做的一切与此盛誉颇不相称，别无他法，只有拿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下支撑我的信念来应对：对艺术的信念，对作家这一角色的信念。
作家的角色责任重大。 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个信仰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
如果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数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之中，政权能摧毁今天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服，智者自贬身价成为了仇视和压迫的奴役。
这代人不得不带着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在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界面前，审查官建立的恐怕是永久死亡的国度。这代人明白，在与时间疯狂赛跑的同时，他们应在不同民族间建立不屈于任何强权的和平，调和劳动与文化的关系，在每个人心里重建和解的桥梁。
能否完成这一使命还是未知数，但在世界各处，他们祭起真理和自由的大旗，必要时，愿意为此牺牲而无怨无悔。这一代人在哪里都值得敬重、值得鼓励，尤其是在他们献身的地方。总之，应该是向他们，献上你们刚刚赋予我的荣耀，我想你们也会深有同感。
马尔克斯：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文学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年，马尔克斯获玛贝尔文学奖，因其“在长篇小说代表作《百年孤独》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幻象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命与斗争。”同年，马尔克斯发表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获奖演说，下文为节选。
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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