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铃铛》风波的始末
马体良
三十多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油铃铛》在县办内部文学刊物《火焰》上发表后，曾遭受到批判。此事1994年出版的《大名县志》上有简略记载。不过，这个记载的确太简略了，连背景、内容都不清楚。应同志之约，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同一些同志进行座谈，写成这篇短文，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企望今天能够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文学创作，大力支持业余作者，使大名成长出自己的作家来。
《火焰》是大名县“跃进与回忆”写作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内部文学刊物。创刊号出版于1958年10月25日，首篇文章是《中共大名县委关于开展“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群众文艺写作运动的指示》，其次是《中共大名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三百万件群众文艺写作运动的计划》。从这里可以看出，《火焰》是大跃进的产物。写作运动委员会主任陶鲁政，副主任关庶人、张化南，委员：陶鲁政、关庶人、张化南、黄友贤、贾培元、唐乐亭、田辛如、杨友云、房登堂、孔德梅、袁洪佑、何兆吉。委员会下设写作办公室，协助委员会工作，成员有袁洪佑（负责人）、步玉洁、刘志轩、呼中汉、桂玉英和刘清英等，地址在大名县文化馆。负责编刊物的主要是步玉洁、刘志轩和呼中汉同志。几位编辑和我比较熟悉，知道我爱好文学，也爱写作，还在省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火焰》创刊号出版后，刘志轩同志电话约我送稿（当时我在金滩镇公社办公室工作），我答应了。不久，送去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统编号第三期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出版）。那篇作品就是《油铃铛》。在编后记里，编者还对它讲了几句称道的话。
《油铃铛》的故事梗概是：有位贫苦农民，没有子女，只有他和老伴两人过日子。在旧社会，他靠给别人开的油坊打工维持生活。解放初期，也常去给别人帮工。长期打工，日子并没有富裕起来。慢慢他算清了一笔账：给别人打工，没有自己串村卖油挣钱多。子是，他便买了个油铃铛，准备干起卖油的生意。不久，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棉、油不准个人经营，使他卖零油的梦破灭。随后，他加入农业合作社，整天在地里干农活。可他卖零油的心没有死，干活之余，就精心擦拭那个油铃铛，使之经常油光锃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年龄越来越大。领导照顾他，让他干喂猪的轻活，收入照样不减少，生活不降低。人民公社化后，他们夫妇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夫妇双双进了敬老院，老人有了归宿。1958年大炼钢铁，领导号召把废钢铁献出来。这时，他想起了那个油铃铛，毫不犹豫地提着它，跑到献铁处，扔到废钢铁堆里，拿起一把铁锤，用力把油铃铛砸了个粉碎……。
文章发表数日后，在《火焰》上突然出现批判文章。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后，一位编辑告诉我：那是上头的“旨意”。当时县委文教部有位朱xx到地区开会，回来后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上级认为《油铃铛》有问题，要写作办组织人员进行批判。这就是事情的起因。批判文章连续发了数期，有时一期上有三、四篇文章，意见一边倒，全是批判。首篇批判文章的作者是位《大名报》的编辑，着来是传达领导“旨意”的重要文章。其他批判文章虽有一些不同提法．但都没有脱离首篇文章的路子。批判者给《油铃铛》定的“罪名”是：丑化贫下中农，歪曲合作化。有位作者还把那位农民砸碎油铃铛的举动，说成是砸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大概因我还年轻，不考虑后果，并不害怕。同时，虽有不同意见。因形势是一边倒，并未写反驳文章，一直保持沉默。我爱人却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正处在中央庐山会
议后“反右倾”时期，亲眼看到我县一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受到批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她责备我说：不叫你点灯熬眼，你偏不听，出大事了不是！
1960年初，《火焰》停刊了，对我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幸运的是，领导没有触动我，也没有把我“打”成什么分子。但是，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马体良写了篇坏文章，肯定对我是有不好影响的。万万没有想到，对《油铃铛》的批判引起省的重视。很快，在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蜜蜂》上，发表了文艺评论家钟玲的文章，题目是：《正确对待群众文学创作——读“油铃铛”及其批评》。作者首先客观的评论说：《油铃铛》并不是一篇完美的作品，在技巧上还不成熟，但是，文章写那位农民对合作化有个认识过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然，作家赵树理在其长篇小说《三里湾》里对范登高这个人物的处理就无法解释了（范登高
是三里湾的村长，比较富裕，怕入合作社吃亏，一时想不通，经过工作，最后加入了农业合作社——本文作者注）。《油铃铛》在主题思想上是没有问题的，作者还指出，文章的结尾是精彩之笔，表示那位农民认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抛弃了资本主义那条路，有的批评者竟然说成是砸了社会主义路，简直不懂文艺，作者最后写道：要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文学创作，要关心他们，而不是打击他们，不断在群众中发现、培养作者，支持他们创作，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钟玲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先后见到了一些有关同志，有的向我道歉，有的对因《火焰》停刊，不能转载钟玲的文章，以挽回影响，表示遗憾，对此，我表示谅解和理解。因为我同编辑和写批判文章的同志没有个人恩怨，这是党的左倾政策造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对此事件我吸取了反面教训，抛弃了那支笔，停止了文学作品的写作，现在看来，倒是大可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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