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黄坚：荀子身边的人

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

 

想要知道一个人在说什么，你得知道他在跟谁说；想要知道他在跟谁说，你得知道他的身边都有谁。

 

一、荀子他在跟谁说话？

 

翻开《荀子》，第一篇就是《劝学篇》（以下凡《荀子》篇章，只写篇名）。

 

劝学，自然是劝人学，劝谁学？这个从没见人说起过。

 

作为《荀子》中的开篇之作和第一名篇，《劝学篇》在《荀子》里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荀）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当今学者撰写《儒学史》，写到荀子，还会特意安排一小节，来专门说说《劝学篇》的特别意义。由于很早就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说句不算太夸张的话，现在你只要看到有人说荀子，就有可能看到《劝学篇》，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谁说，荀子的《劝学篇》劝的是谁？好像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谁要是把它当一个问题提出来，那简直就是个笑话。

 

可我不这么认为。

 

上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写过一篇谈先秦诸子的文章，文中提到，研究先秦诸子，首先要注意诸子的职业身份，我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见地和启发性的说法，对我来说确实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不过我认为，除了职业身份，读先秦诸子，还有一个地方，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诸子的言说对象。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里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又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当然有人会说，《孝经》不是一部子书）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其他诸子的情况。

 

老子的《道德经》，直观地看，不太容易看出来他是在跟谁说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那个“过关著书”的故事，郭沫若说“完全是个传说”。况且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也不能说《道德经》就是专门为关尹写的。不过《道德经》一向被认为有“君人南面之术”的性质，因此它的阅读对象，也应当是有特定范围的。北大教授王博在一次座谈中直言：《老子》是“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又说：“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以及“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王博的话虽是由班固“君人南面之术”一语引申、判断而来，但却不能说是言之无据的。再看《孙子兵法》，司马迁同样给我们留下一个来源背景的说法。《孙子吴起列传》第一句话就是：“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当然也一直有人怀疑这句话跟《孙子兵法》的真实关系，吵吵嚷嚷了有上千年，但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不仅有明确为《孙子兵法》的部分，还有清楚显示为孙武与吴王对话的《见吴王》和《吴问》，这就不能不说是为司马迁的记述，提供了一份有力的佐证。相形之下，《墨子》书中有大量直接的对话内容，其对象基本不出墨家弟子、某国君臣和其他学派人士三大类，这就给我们了解其言说对象，提供了最简明、便捷的途径。

 

此外像《战国纵横家书》，既已标明是“书”，其言说对象也就不言而喻。至于像《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巨著，有人说它就是为秦始皇写的，这说法虽然窄了点，却不能说是完全离谱的。

 

其余诸子，也基本不出这个范围，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先秦诸子（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在当时都有某种较为具体和明确的言说对象。傅斯年在一篇文章里明确说，“凡先秦诸子，立说皆有问题，出辞多具对象”（《性命古训辨证 中卷 本卷结语》）

 

至于先秦诸子具体的言说对象，我们也已看得比较清楚，总体而言，基本不出三大类：一，各国或某国的君主、权臣；二，本门弟子；三，不同学派人士，此即所谓“百家争鸣”。

 

《荀子》也不例外，而且还相当典型。

 

像君主有秦昭王和赵孝成王，权臣有范雎、某齐相和春申君，弟子出场者则有陈嚣和李斯，这些都是明确见于《荀子》各篇章的。当然其中内容最多的，要属荀子与弟子的交流。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值得说一下。孔孟荀三人，向来被视为所谓先秦儒家的“三个代表”，然而他们的家庭关系，却始终呈现为一种“杞不足征”和扑朔迷离的状况。孔子的情况相比之下要好一些；孟子也好歹有个“孟母三迁”和“出妻”的故事留下来；荀子的情况可就真是达到极致了，简直比《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还要极致——孙悟空还有个拜师过程，荀子不仅不知其师从何处，而且家庭关系一栏，完全是纯粹的空白二字！没有父母家族，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后代，总之任何与家庭成员有关的信息，悉数付之阙如，绝对的“光棍”一条，好像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对于一位所谓儒家大师来说，确实显得有点奇异，怎么说，庄子还有个“鼓盆”的故事。

 

因此，对于荀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三种人——即君臣、弟子和其他学派人士。《荀子》一书的内容，就是荀子跟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这些对话与交流，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荀子与他的言说对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就告诉我们，荀子身边曾经有过哪些人物（拟托虚构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未见有人这么怀疑过）。正是这些人物的存在与出现，构成了荀子与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反过来说，人际关系以一种特别方式，提醒、暗示我们，这些对话、交流的某种由来，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互动的关联性。对于前者，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对于后者，人们却往往未能给予足够的注重和体察。事实上，一个人身边有——或有过——什么样的人，会直接影响、决定一个人会说出什么样的话，甚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

 

人际关系，同样是一个人思想与话语的源生性促发因素，所谓人际环境。

 

在这些对话与交流中，前两种——即与君臣和弟子的对话交流，就形式而言，荀子并未显示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与其他学派人士，即所谓百家争鸣一事上，跟其他诸子相比，荀子却显示出明显的与众不同（跟他相同的只有弟子韩非；庄子的情况要另当别论），比如墨子和孟子，他俩与其争鸣对象之间，对话与交流都是直接的、面对面地进行的。然而荀子和他的争鸣对手之间，让人看到的，却是一种“单行道”、“单声道”关系，即我们始终只看到荀子一个人在说话，只听到荀子一个人的声音。跟荀子构成百家争鸣关系的莘莘诸子，面对荀子的发声，个个都是沉默者，因为他们要么早已作古，要么刚刚谢世，即便或曾同时，荀子的声音，似乎也未能将他们彼此衔接起来。这一点自然跟荀子所处的历史位置有关，他已站在战国行将结束、百家争鸣即将落幕的时间点上，他能看得见前人，前人却无法或难以看见他。因此，荀子跟前人的这种对话，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说法：批判，荀子本人把它叫作“非”。

 

从本质上说，这也依然是一种对话。

 

二、前辈你好！咱们聊聊

 

说荀子，几乎每一个专家学者都会说到一件事，就是荀子第一次到齐国，究竟是五十岁，还是十五岁？

 

这事扰嚷了也有上千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

 

记得有人说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对于不能说清楚的事情请保持沉默，对于能说清楚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清楚。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荀子初到齐国，究竟是五十还是十五，现在看来，已然是一件暂时无法说清楚的事，如果非要觉得自己能说清楚，喋喋不休地左说右说，好像只有自己说的才是正确的，我就觉得有点硬“装大尾巴狼”，有点“非诬即愚”了。

 

但荀子曾经身在稷下学宫，这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这样，荀子跟史上留名的那些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之间，就有了一层密切的关系，——他们要么曾经“同槽”，要么前后相接，最起码那些曾经受教、受惠于稷下先生的稷下学士，荀子跟他们有过直接接触或相处。《正论》篇里说：“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看起来很像是荀子亲眼目睹的场景。

 

如此一来，稷下经历对于荀子来说，就必然成为重要一页。（我有种感觉，像“人性恶”这种想法，除去来源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感受外，越是距离学校近的地方，越是知识人多的地方，就越有可能产生）

 

于是我们看到，宋钘、慎到、田骈，有人说还有淳于髡，这些属于稷下先生的名字，在荀子的世界里一个个浮现出来，他们都是荀子的稷下前辈。

 

荀子跟这些前辈的关系——我们现在能在《荀子》里看到的——就是向他们开火，其中“开枪”最多的目标，是宋钘。

 

宋钘的名字，今天看有点生僻，起码不像孔墨孟庄荀韩那么让人熟悉，在当时却是个闻名一时的人物，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都曾提到他，可见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荀子》有诸多篇章说到了宋钘。郭沫若说“《荀子》书中论到宋子的地方最多。”（《青铜时代 宋钘尹文遗著考》，“最”字用得不对，宋钘只是稷下先生中被荀子说到最多的）杜国庠在书里说，“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论及宋钘的地方特别多，足见他曾经充分研究过宋子的学说。”（杜国庠著《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荀子说到宋钘，就是把宋钘的各个主要思想观点，作了一个通透的批判。不过荀子说到宋钘时，有时称呼他为“子宋子”，于是有人猜想，宋钘和荀子有可能存在师生关系。若果真如此，那荀子对于宋钘的批判——这批判真够全面、犀利和不留情面的——就要算是中国历史上学生批判老师的最早先例了。又有人研究考证说，淳于髡曾经也是荀子的老师，可翻遍今本《荀子》，不见有淳于髡的名字。看来荀子对待老师，确实挺有个性的，假如钘、髡二人真是他的老师的话。

 

荀子对宋钘的批判，虽然连篇累牍，不过跟墨子比起来，就有点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说郭沫若说“论到宋子的地方最多”的“最”字用得不对，这个“最”字应该放到墨子身上。

 

墨子才是让荀子最念念不忘、话语最多的人。

 

除《非十二子》篇中，给墨子也安排了一席之地外，——恰好跟宋钘分在一组；——荀子在诸多篇章中，都把墨子作为自己火力最猛的批判对象，而且每每都是直接点名的批评。至于较为隐蔽的旁敲侧击，想找也不费劲，例如《劝学》篇里关于“不问而告”的一段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墨子遥远而直接的回应。还有整篇《乐论》，是以墨子为专门驳斥和批判对象的。《成相》篇中，荀子更是把墨家当作了自己最主要的论敌和政敌。

 

但要据此认为，荀子和墨子之间，就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只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比你看到的更复杂。正像一句民间谚语说的：“嫌货才是买货人”。从精神血缘的角度讲，孔子以外，墨子无疑是荀子最亲密、最重要的人。假如我们把孔子看作是荀子的精神之母，那墨子就是荀子的体格之父。荀子思想性格气质中但凡比较硬朗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推想有可能是来自墨子。

 

首先是两者共同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程度不同、想法不一的政治意识，但要寻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非墨子和荀子莫属（韩非又可以跟荀子一块打包，看来这对师生果然是亲生的）他俩政治意识之强烈和鲜明，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连孔孟都要稍逊一筹。这只要看看他们书中，以密集无比的方式出现的种种政治术语，如王公大人、国家、天下、同、化、礼、治等等，就能明白。两人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政治的关怀，强烈到始终在大声喊叫的地步，其中多有完全重合性的发声。譬如尚贤，墨子说：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荀子说：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篇》）

 

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堪称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墨子和荀子另一道分明的共同倾向，是他们对于事功高度重视的现实精神，并随之表现出的理性思维特征和实用主义倾向，与此相关的是他俩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特长。别的不说，光是对于“辩”的姿态，就又是同声同气的。荀子的“君子必辩”，显得掷地有声；墨子则被认为是“中国逻辑史的伟大发端”（《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事实上，墨、荀都是辩论高手，都有着极其出色、高超的辩论技巧，《墨子》和《荀子》书中都留下了极其精彩的辩论故事。由墨子发明的“类”和“故”的逻辑概念，也都被荀子完好地继承。连荀子《非十二子》的“非”字，我认为都有可能是从墨子那“借”来的。

 

荀子和墨子在思想学术上的对应关系，当然远不止这些。

 

在荀子对墨子的猛烈批判底下，原来藏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另一面。——当然这不意味着，荀、墨之间就不存在诸多根本性的分岐了。真是没有对立就看不出纠缠。所以，事实比你看到的更复杂。世间人情如此，思想纠葛又何尝不是如此？

 

荀子在齐国稷下的经历，在他的人生与思想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笔，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荀子对于众多前辈学者的批判言论，都与此有关。稷下经历极有可能，或者说理应必然——成为荀子批判前辈学者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触发点。然而这种批判一旦展开，荀子对于前辈学者的目光，就决不会仅仅停留、局限于稷下范围。——雄鹰一旦振翅起飞，它就不可能只是围绕它起飞的山头转悠！事实上，从《非十二子》等篇章可以看出，荀子的批判目光，扫向的是整个先秦学术思想史，一直到与他同时而稍早的诸子。荀子是以个人方式，对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做了一次清洗梳理，就像一位产科大夫，在做完一起剖腹产手术后，顺便把产妇的肠胃给整理了一下。

 

同时，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荀子和他的批判（对话）对象之间，尽管展现出的只有批判一面，然而他们的实际关系，决非只有批判一面。荀子和他的批判对象之间，存在着各种的相通与相似，有着复杂而切实的血缘继承与梳理关系。被荀子点到名的不说，那些没有直接现身于荀子笔下的隐形人物，如淳于髡，如尹文，以及整个的稷下黄老道家，荀子和他们的关系，都是值得一探究竟的。

 

前面说过，荀子身上“百家争鸣”的独有特征（弟子韩非立在他身旁），是跨越时空的对话。除此之外，荀子身上还有一个同样突出、也更加撩人兴趣的特征，是自家争鸣。

 

但究竟是不是自家争鸣，还可以再想一下。

 

三、荀子跟儒是怎么回事？

 

荀子在自己的文章里一面大肆骂儒，什么“陋儒”、“散儒”、“腐儒”、“沟犹瞀儒”、“子思、孟轲之罪”、“贱儒”，喷涌而出；同时又在自己的文章里极力挺儒，赞美之词前所未有，还专门写了一篇《儒效》，也是好话说尽。

 

要知道，荀子所骂之儒，不只是一般的无名之儒，是将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这些孔门、儒门的著名人士，悉数纳入“枪口”底下，“突突”了个痛快！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对此百思不解，并尝试做出各种解释。

 

要想弄清楚荀子为何如此说儒，得从儒的源头说起。

 

如今人一说到儒，就会想到孔子，一说到孔子，就会想到儒，所谓说儒即孔，说孔即儒，早已是孔儒不分（儒学的英语一词，写作confucianism），但在孔子活着的时候，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史记孔子世家》里的文字：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透过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跟最后出现的“诸儒”，显然是两拨不同的人——中间还间隔了“鲁人”；——而且“诸儒”的前面，还特地加了个连词“而”，作为转折另起、以示区分的标志。如果孔子和他的弟子都是所谓儒，那司马迁这段文字的记述方式，就有点让人费解。

 

再来看《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句话：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这是《论语》唯一一次提到儒。孔子如此明确地说到儒，说明儒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存在，但为何又如此一语带过，不肯多说？

 

再来看看跟孔子在时间上前后相接的墨子，他对于儒的描述：

 

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嗛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

 

这段非常具体而传神的话语的核心词语，无疑就是“吃”了。儒的这种“吃货”形象，后来被荀子以更加鄙视、愤恨的笔调完整重现，“嗜饮食”成为他们对于儒的共同观察和鉴定（荀、墨又一共同点）。这说明在整个战国期间，儒的基本形象，始终紧紧围绕在“吃”字上面。我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儒的基本生存状态，所谓“陷于饥寒，危于冻馁”，非常真实而深刻。儒在此一时期所呈现的诸多形象与表现，我认为都与此有关，都以此为基点和原因。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儒的最基本生存状态。反过来说，这样的儒，才是春秋战国时期最真实、最本真、最地道的儒，所谓本始意义上的原儒，或者说自然儒，“嗜饮食”就是他们手臂上那道最显眼的袖标。

 

孔子和他的弟子，会不会是其中一员？

 

至少在孔子的主观意念上，我认为不会。

 

想想孔子是个多么讲究的人。颜渊死了，没钱安葬，其父颜路求助于孔子，想借用孔子的车，结果被孔子拒绝了，孔子的理由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 先进》）一个如此讲究身份、形象的人，会不会愿意把自己放到以“嗜饮食”而至于廉耻全无，遭人蔑视和鄙弃的儒中间去？在此我们不妨把视线再放宽一些。如果我们搜索、浏览一下现有先秦典籍中儒字的出现场合和语境，我们会有一个发现，即但凡有儒字出现的地方，大多会呈现出一种否定或排斥性的语境，即消极性的语境，或受攻击性的语境。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语言现象，在它的背后，理应有一个广义的、一般性的现实情状为其发生背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和现象？我认为它同样是儒者在春秋战国时期生存状态（处境）和社会表现的一种反映。也就是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儒者，他们的形象，或者说给人的印象，总是带有某种让人觉得不堪和可笑，甚或可鄙的感觉，这才会出现但凡有儒字出现的地方，往往就会呈现为排斥、否定和消极性的语境。在这样一种观察背景下，我们再来重新体味孔子对子夏说的那句话，其含义、意味是否会有所不同？从话语本身的分析来说，“汝为君子儒”，并不意味着“我”要为君子儒；但“无为小人儒”，则必然传递出“你、我”皆不可为小人儒的命意。因此我判断，孔子对于儒，至少在主观意念和内在心理上，其实是在刻意保持着一份距离和区隔的。《墨子 公孟》篇中，墨子对于程子的那句问话：“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所作的回答，反映出的正是孔子与儒的区别。至少在墨子心目中，这是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事，所谓“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照这么说，难道孔子和儒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这一关系，是由他们共同的核心生产资料决定的。儒的标志是什么？或更确切地说，区别或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儒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认为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儒的标志就在于《诗》《书》礼乐上，——其中《诗》《书》主要以典籍形式存在，而礼乐则更侧重于行为和表现。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诗》《书》礼乐，将孔门和当时的儒者绾结在了一起。因为《诗》《书》礼乐是他们共同的、具有标志性的财富依据，共同的核心生产资料，也就成为他们相同的生存基础和方式。这一生产资料规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但这并不是说，孔门和时儒就没有区别了。除了某种主观意念与心理上的区隔，更实际和本质的区别，恰如众多学者早已指出的，孔子及其门徒与当时儒者之间，存在某种判然可分的鸿沟。简单说，当时儒者基本是一些技术型人才，跟今天常见的水暖水电工、空调或热水器安装、维修人员有点近似；孔门人士却多是一批有思想能力和精神追求，并以此自命的新型人物。换言之，即便只就《诗》《书》礼乐而言，当时儒者基本只把它们当作一种谋生工具和手段，他们只是较为单纯的技术派，更多体现出的只是职业的需求和谋生的技能；孔门诸人则貌似是一些“新兴人类”，他们中多的是一群气质精细且高傲者。他们面对《诗》《书》礼乐所做的，是想从中抽出一种精神与理念的东西和方法，并以此种新发明，为自己的人生支撑，凭借它们来实现和改变自己的人生，以及这个世界。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

 

当然，这样一种区别，一旦落到现实中，就不可能像在想象中划分得如此清晰、泾渭分明。所谓边界一词，其本身必然带有某种动态与模糊、并且随时处于相互影响和转化的状态与性质，这也构成了孔子对子夏所言的现实背景。

 

有史可稽的是，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以七十子为代表）开始开枝散叶式地走向社会。《史记儒林列传》开头对此有一段简明扼要的叙述。根据前面所说的各种相同，这就意味着，一些经过高层次培训、同样以《诗》《书》礼乐为核心标志的新式精英人物，开始与原先早已存在的原儒（散兵游勇式的自然儒）有了某种汇合。由于这批新式人员，跟早先的儒者有着天然的或本质的相似，所以他们一经走上社会，就很容易会被人看作是与儒一样的人（之前恐怕已是如此），并将这种眼光自然溯源、投射到孔子身上。《墨子公孟》里的那句问话，“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样，一个极有可能发生过的现象就会出现，即原本有所特指和专属的儒的称号，开始向孔门弟子这个人群转移。也就是说，儒，慢慢成为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的称呼，他们取代了旧儒，或者说与旧有的原儒融合，成为新式儒者，并渐渐被人看作是主流的、真正的儒者。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和演变，肯定会经过一个过程，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太慢。这又是一个名实嬗变、转移的绝佳历史案例，人们在此可以充分展开某种历史想象。

 

从孔子的死到荀子在世，时间已过去两百多年。正如以上所述，儒——就其名实而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说，最突出一点，就是孔儒合流，至此已是极普遍而自然的事，从荀子嘴里非常顺溜吐出的“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子张氏之儒”，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然而不管变化有多大，某种最初的特征和状况一定仍然保留着，这点可以从荀子对儒那种异乎寻常的愤怒和用语中看出来，它跟两百年前墨子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丝毫没变。在荀子之前，据现有先秦典籍看，除了墨子、庄子对儒有过一些排斥、批判性的言论外，我们不很清楚还有什么人对儒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当然主要是指正面的、具有建设性的事情。历史把这个任务留给了荀子。除开历史时间和位置的因素外，荀子个人的思想立场和性格，无疑也是他担此重任不容忽视的原因。当历史来到它的风陵渡口，荀子以一位摆渡人的角色出现了。

 

历史注定要他对儒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通过对先秦典籍文献的查对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荀子之前一直呈现为混沌、暗淡，却也一直在积蓄势力和活力的儒，到荀子手里时，像一团星云一样爆炸了！这种爆炸像烟花一样，呈一种四散的、方向各异的运动状态。概括起来说，荀子对于自己笔下的儒，采取了如下的“八字方针”：

 

清理、分层、重塑、拔高。

 

那些充满愤怒的骂语，以及对于思、孟的攻击，无论如何都给人以一种“清理门户”的感觉。这里要插入一句，所谓孔门与原儒的区别，并不是说，原儒就纯然净是一帮“嗜饮食”的家伙，孔门弟子就个个都是纯粹精英，事实当然不可能如此截然，事实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此同时，荀子着手第一次给儒分了层，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小儒，还有诵数之儒，在《荀子》书中都明确有分层的意思。这些表示分层的新词，基本都是荀子的历史新发明，它们显示了荀子作为礼学大师善于分层、归类的眼光和特长。而分层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于儒的重塑，即将儒从以往那种“烂泥潭”里拖将上来，振刷、清洗一番，以此去污名化，转而将其树立成为值得大力表彰、弘扬的对象，一篇《儒效》，堪称中国儒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地位的文献。正是在《儒效》篇中，荀子将孔子推举到了大儒的位置上。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孔子的极端推崇，实际却是对儒的趁机拔高，而孔儒借此也走向了正式的结合。此前所谓的孔儒合流，具体说，其实只是孔门弟子与原儒的合流。在荀子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明确将孔子本人与儒直接“粘合”在一起的文字表述。

 

这样，荀子就以痛诋与赞美并用的手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于儒的主动改造，并顺手替孔儒“合卺”证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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