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四、1930年左倾盲动路线
一、1929年9月左右，省委巡视员张含辉所布置的双十节散发传单，当时已引起县委和一些同志思想上强烈反映和争论。几经酝酿，亦未能达到认识的一致，最后还是在“组织服从”大原则下，平息了争论，保证了散发传单这一行动的胜利完成。但是这一自我暴露所招致的十一月份对“七师大搜捕”的恶果，不能不引起同志的反思一一这样作法对革命究竟能取得什么效益？对其得失又将如何权衡。
左倾路线在大名应从何时算起？当时我们还不能对“散传发单”这样行动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但应该说这是上级领导左倾思想已开始抬头，是后来发展成为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
二、1930年初，因我是G y省委巡视员，也曾根据省委通知去天津汇报直南地区工作及群众组织、情绪等方面的情况，听到的指示和看到的文件，讲到形势时，都明确指出，“由于广大农村的贫穷化、破产化”，“国民党日益接近崩溃的边沿”，“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登高一呼、群众就会响应”，“当前我们要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发展武装暴
大约在3月左右，邢台中心县委在省委代表郝青玉参加下，研究部署了直南地区的暴动计划。之后，中心县委书记冯和斋即来大名。除向县委传达上级上述的精神外，还提出组织大名暴动的计划。七师学校将是暴动的指挥中心。以七师学生、工友和学校周围一些村庄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这些农民组织起来的平校或夜校的学员）为主力，并调动农村支部可以调动的有组织的群众攻城，占领县城，并把苏维埃红旗插在七师大门口。这些梦幻一样的计划，因是上级布置的，大家未敢正面反对，但遭到同志们的消极抵制。有的同志对冯和斋不满，说他“好像从未吃过人间烟火”。会后，将这些布置稍微向农民透露时，他们就不敢接近我们了，通知开会也不到了。这时校领导，听到县委同志转告他们关于冯和斋此次来大名布置的任务，谢、晃等同志向县委明确表示，认为我们的工作尚未在群众中扎根，群众未牢固的组织起来，政治觉悟水平还很不够，当地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我们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暴动的主观条件，太不成熟，因此，不同意现在组织暴动，以免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他们坚持认为，党应掌握好学校这个公开合法的阵地，为党多培养干部，源源送到农村。通
冯和斋来大名这一次，总体来看，是遭到县委领导及多数同志的抵制，不能不悻悻而去。
四月间，代表省委坐镇邢台中心县委的郝青玉听了冯和斋大名之行的汇报之后，亲自来大名具体帮助大名实现暴动计划。为了推行这个盲动计划，带来三件武器。第一是命令主义。在召开的活动分子会上，严肃的宣布现在是在准备武装斗争，不能再拜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一套。党内要执行铁的纪律，党的决议就是每个党员必须绝对服从。第二件是组织措施。党、团合并组成行动委员会。排除了大部分县委成员，指定原团县委书记（县委成员）成滋（成润）为书记。第三件是大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尖锐指出县委“和平发展，和平革命”的倾向，在将要到来的武装斗争面前畏缩不前。“那些蒙上眼睛，看不到摆在面前的大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谢台臣、晃哲甫、王振华等已成为革命转变到武装暴动的主要障碍，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在同一会议上，还点名不点名的批判了十几个党员。这个会议对每个党员都是个很大的压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对于开除谢、晃、王的党籍，都不同意，但谁也不敢讲话。对于马上组织暴动的做法，谁也认为不可能，但谁也不敢反对。结果大多数党团员消沉了。
贯彻省委指示，组织大名暴动的责任落在行动委员会身上了。当时客观条件已很明显，大部党团员消沉，静观事态的发展。城附近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听说要“暴动”，不再接近我们了。于无办法之中，郝青玉听说大名西南乡，回隆、北皋一带，是历史上的土匪窝，其最大首领刘老翠，能率领匪众一两千人，过去曾结成“大干”，远征外县，抢夺、“绑票”。此人与裴味农同志有亲戚关系，郝非常重视这一情况，便决定由成润和李大磊同志亲自出马代表共产党和他们谈判，动员他们率匪众攻打大名城。成、李当时均系刚满20岁的青年学生，哪见过这等世面？！但也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险试看的心情，于麦收前（五月中旬）去北皋会见刘老翠。虽然他对共产党并无恶意，客气接待。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在谈判中，他这在江湖上混了半辈的人，对我们的政治说教，毫无兴趣，他像对待要收编他
三、梦幻般的“大名暴动”，在各种条件尚不具备的客观事实的冲碰下破灭了。不扎扎实实作足够的群众工作，以主观愿望出发，靠吹气是吹不出一个群众性的暴动的。坐镇大名督战的郝青玉，并未从中吸取教训，竞拂袖而去，留给大名的是个不好收拾的烂摊子。
首先是把七师一一这个直南地区党可以直接领导的教育阵地，自我破坏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几个月的“暴动”的喧嚷，早已“红名”在外，在大名地方党政军警中，“七师是共产党的窝子”早巳不是什么秘密。上至河北省政府教育厅，也都认为大名共产党活动与七师有关，与学校领导有关。承受这些压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校领导人谢台臣、晃哲甫等同志。本来在他们被宣布开除党籍之后，已认识到失掉了党的领导，不了解党的意图、方针、政策，就不能领导学校。虽然失掉了党籍，但思想情感上仍未离开党，仍然把维护党的利益、学校的安全，看作是自己的职责。但形势所迫，不得不向教育厅提出辞呈。虽经多次周折，但最后还是批准辞职，另派校长来接管七师。在这种形势下来接管，自然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把一个好端端的教育阵地拱手让给敌人。从此七师进入多事之秋，几届同学均遭到学校和反对当局的镇压、禁锢、开除、坐牢的惨酷迫害。正是“出现了另一天地”“换了人间”。
是谁之过？彭总批评左倾盲动路线时的妙语“崽卖爷田心不疼”！
其次是“党团合并组织行动委员会”。原来的党团县委，经省委代表一声令下，即无法继续工作。原有的成员，经省委代表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之后，加之一合并，也都不能自认为是成员了，党团员在此是非难测的情况下，消沉了。行委会于“暴动放空炮”之后，也昙花一现的消失了。大名一时陷入组织瘫痪的情况中。这个局面一直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最后是如何逐渐扭转的，因我不久即被调直南团特委工作离开了大名，经过不大清楚。近几年有的同志回忆，那时曾成立大名中心县委，我当时尚在大名，对此并无此印象。
四、“大名暴动”虽是一场虚惊，但大名党政军因此紧张了一阵子，确是事实。各种有关共产党的谣言，都指向七师。七师承受的压力很大。尤其是成滋这个名子早为大名各界所熟悉。我似乎成了“大名共产党的首领”。学校领导人与县委商议，为了维护学校缓解各方指责，拟开除我的学籍，也曾侧面征求我的意见，我虽考虑甚多，但为顾全大局，个人利益牺牲一些，又有什么可说的？学校很快就挂牌开除我了。当然对于被开除，从个人考虑，也深为婉惜。因为我是毕业班，一些学业考试均巳结束。我还希望取得一个正式学历，今后不论自找职业或升学，路子更宽些。当时我刚20岁，如果在工作中不牺牲，今后社会是否需要学历？尚难预料。虽不打算凭此学历在旧社会上混，但究竟还是生活在旧社会中，有个学历，比没有学历更方便些。丧失了学籍，对于一个立志要革命推翻旧社会的青年来说，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此切断了与旧社会的机缘，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走下去的单行道。既然巳攀上“华山一条路”，在风云险阻面前就决不能“跳崖”。决心虽已定，但对这条路的前景心中无数。“思绪万千”大概就是这滋味。
开除我的学籍，对缓解社会上对七师的压力起了一定作用，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成了一个完全暴露的共产党员，“红帽子”更红了。在大名已无法呆下去。这时，直南领导机关，邢台中心县委的地下机关遭到破坏，省委决定成立直南特委，机关设在磁县。喻苹同志已前去准备。这时正是边充实机构，边进行工作的时候。6月中旬，直南特委根据团省委意见，调我去特委组建直南团特委，由我任书记。7月初我即离开大名去特委。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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