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满意”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改革开放史谈”之六：知青 

电视剧《知青》中知青群像剧照 （图源网络） 

 今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在1968年一栏中有一段记述：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81年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长文中短短一段话，却是五十多年前一段难忘而又沉重的历史记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知青返城浪潮。1978年9月12日，国务院召集专题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在会上，李先念副总理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四不满意”（指城市、农村、家长和青年本人），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这就是后来在社会上流传的中央领导人对上山下乡“四不满意”评价的源头。

 同年10月18日，李先念副总理又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1980年初，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1980年9月6日，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下发文件，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30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知青返城大潮形成的情况更为复杂，它是种种社会矛盾积存的一次大爆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和基本动力，迄今仍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上山下乡运动是失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对此，“四不满意”的论断总结的最精辟最深刻。

 首先，是知识青年不满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运动。在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制度的理论笼罩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作一场改造人的高度政治化的运动，知识青年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其一，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1968年后，有500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这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总数还多3倍。据1973年调查，全国在农村插队的400多万知青，生活能自给或自给有余者，约为34%；生活大部分能自给的（伙食自给，穿用靠父母补贴），约为35%；生活不能自给的，约为31%。其二，文化生活贫乏，许多可以造就的人才被迫中断学业，大多青年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其三，下乡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其四，“走后门”等歪风邪气盛行，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和青年人上进心的湮灭。

 第二，是知识青年家长不满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家庭负担沉重。尤其是知青下乡插队，生活不能自给，长期靠家长接济。据1977年国务院知青办对27个省（市、自治区）插队知青生活安置方面情况的调查，按插队知青生活自给标准年收入为120—150元计算，黑龙江、山东、上海农村的插队知青基本能达到自给，其他地方均不能自给。据上海反映，该市在外省插队的22万名青年，有13万人生活不能自给。

（上图）电视剧《知青》剧照（下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第三，农村和农场不满意。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和与生产规模的容纳程度，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以农垦系统为例，1972年与1966年相比，职工人均耕地由18.9亩下降到15.l亩，人均产值由1378元降为1104元，人均利润由60元降为亏损80元，人均生产粮豆由2972斤降为2037斤，人均上交粮豆由1036斤降为530斤，人均年工资也由404元降为386元。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整个农垦系统由盈利转为亏损。因此，农场管理部门再三呼吁不要再给农场安排城镇知识青年。广大农村更是如此，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民，认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抢农民的工分，分农村的口粮，夺他们的饭碗。有些地方歧视、冷漠、排斥城镇知青，使知青们心情压抑，情绪很不正常。

第四，政府不满意。当时中央考虑到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故而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有专项资金，作为知青下乡的安置经费。并采取一些补助措施，以便知青下乡后能顺利度过生活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据统计，文革期间国家拨付的知青经费在60亿元以上。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后，国家又不得不千方百计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巨额开支大部分付之东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失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中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因，是缘于50年代中期困扰政府的城镇就业问题，倡导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动员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山下乡就像一个不得不咽下的苦果。而且更由于文革中各地业务无法正常开展，500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各地不堪负担。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业人口城镇化，但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风行十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历史。当年李先念副总理的“四不满意”评价，是中央高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痛定思痛后最为深刻最为精辟的论断，表达了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对共和国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上山下乡运动的重新认识、理智审视和果断决策。“四不满意”的评价，反映了党心，更反映了民心，顺乎历史潮流，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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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写作中参阅了原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过的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刘小萌编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以及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所长许人俊撰写的《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纪实》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