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的标志是面对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气度，而不是所谓的天赋与才华，既非出生与身份，也非精致与智慧，而是气度与神痴，才是汉语诗歌的至高准则。才华可能丧失，尤其对于早熟的古典汉语写作而言，大致在40岁之前，诗歌即已抵达极致，除非获得历史灾变的垂青，才有衰年之变法；出生可能高贵，但也可能在时代转折时刻，成为一种消极奢华的颓唐自残；甚至也不是智慧，中国文化的最高情志乃是神性的大痴，是由痴迷而生大智慧，超越人性的界限，只有大痴可以生成气度；气度乃是一种审时度势却又逆势而为的勇气，一种高华云端而不失悲悯的至深情志。

可惜进入现代性的汉诗写作，气度非凡之人稀罕之至。哪怕如同鲁迅先生之深沉苦辣者，也失之峻急尖刻，而早逝也导致先生没有抵达晚熟之从容。现代汉诗在语言上的双重翻译，翻译古典语文与西方大师，导致汉语的不成熟，现代汉诗写作必须摆脱文人习性的自傲，并抹平翻译皱褶的炫技，只有获得了持久写作的耐力与至深情志的陶冶后，才可能把汉语带往凝练的晚熟之境，走出中年写作的徘徊与声名的虚幻，而在回望中获得一种超然的气度。

气度，乃是面对大历史的一种目光，一种远眺与追忆的双重时间所赋予的深远目光。现代汉诗一直缺乏从历史的尺度衡量汉族命运的诗作，当然这是大历史的个体化尺度，并非某个阶层的利益或者某个朝代的兴衰，而是探究种族根性的大历史尺度。这把尺子，只有诗艺可以给予，因为历史的真理不在历史的特殊叙事，而是诗艺的普遍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指明的尺度，历史的诗意高于历史的事实，因为只有诗意的觉悟与气象，才可以超越现实历史的铁则，超越时代的局限。

赵野最近几年的写作，随着他退居于云南苍山脚下，获得了一种自从1980年代罕有的旁观者的超然目光，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裹挟了中国人的生命经验，没有人能够从中摆脱出来，没有多少诗人形成一种反思的目光，更没有诗人从种族的根性与大历史的时间跨度，来面对我们当下的困境。而在西方现代性的大诗人那里，从艾略特的《荒原》到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再到布罗茨基的叙事诗等，诗意的敏锐触角刺痛了时代的节点，因而成为历史本身的一部分，但又具有超越历史的维度，因为诗意指向的是时间的情感尺度：“不洁的现实，雪花失忆的当下/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因为这关涉到布罗茨基所言的“文明的教义”。

赵野的这首回应夏可君的长诗，不只是回应一本哲学著作《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而是回应一种古老文明的命运，中国及其汉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其种族的精神，其人性的命运，其可能给出的文明的教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现代诗至高的立意！中国伟大的诗歌传统，从来都以“立意”来判决高低，如同西方伟大的绘画从来都是对动机或主题（Motif）的回应，立意所体现出的气度，才是阅读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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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中国长城建造时》分为十四段，也是回应卡夫卡的“分段修建”的建构方法，但诗人的叙事在口气上一开始就模仿了卡夫卡，就是直接从卡夫卡开始，“我叫卡夫卡”，这也是回应夏可君的文本一开始就借卡夫卡之口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如此的直接称号，不同于张枣对于《卡夫卡致菲丽丝》的虚构改写，而是更为切中个体当下的命运，并且回到中国文化的历史场景，赵野与张枣因为卡夫卡而被关联起来，将构成未来汉语诗歌研究的“双翼”。赵野诗歌的气度与语调全然不同，他进入其间但也同时脱身而出，正是这种出入的转换姿态，让赵野最近的长诗写作具有了非凡的气度与格局。

是的，就是格局，面对历史的大势，只有看透其趋势者，才可能抓住局面，只有有此大局观者，才可能有着宏大的视野，由此杜甫在夔门写出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因为他看到了盛唐的不再，但又有着不舍的眷顾。只有如此的大格局才成就了杜甫的伟大，而不是之前的诗歌。

赵野最近几年的写作，以其形式的块状对称，如同汉字的方块字结构，大致是十行诗的格式也是汉语数字的整数，但其间蕴含奇妙转折的腰韵，并不刻意去压尾韵。以其叙事的从容，但并不追求1990以来中国诗歌的那种刻意的戏剧化，而是深入历史命运的事件，不是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活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用典”，但又使其成为一种高超的“化典”风格，一切都如此自然贴切，但又不失当下的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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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第一段，开始于自我的卡夫卡化，而且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作者，这是双重的自我确认：失败者与失败的作家，中国诗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失败的身份与命运，只有从失败与无力开始，我们的写作才可能开始，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卡夫卡从来都处于此写作多重不可能的煎熬经验中。但如此的相遇，乃是致命的亲吻，永远不可能抵达目的地，此不可能抵达也是长诗的题铭：从未抵达，却早已结束。如此的命运，既是生命个体的，也是诗歌写作的，其错位带来了双重的失败：一方面从未抵达，确实要去抵达；但另一方面，却早已结束，还没有开始抵达，还没有开始，就终结了，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如此的晚到，是中国文人的命运，是中国历史进入现代性的苦楚与苦涩：一切都发生过了，没有了秘密，对于文学不也是如此？西方大师的典范压得诗人们喘不过气来，一旦经过青春期的天才写作之后，深入时代的经验，因为缺乏反思尺度的诗意写作，只能是重复与模仿，以至于赵野甚至在1990年代末期，就干脆停止了写作，彻底融入这个无比翻腾的混杂现代性生活之中，但正是得益于此混杂经验的参与，以及多重经验，让他一旦重新开始写作，就有了质的飞跃。

就可以让声音开花，就具有了炼金术的手法，当然这是反讽，世界已经没有了秘密，而只有——“黄金巷垂泪”，这是赵野特有的组词法，黄金是炼金术提炼的丹药，而却只有狭窄的巷子在倾吐此丹药的流沙，但不是丹液，而是老泪，如此奇特的组合，混杂了不同跨度与不同感知的时空，既老辣又新鲜。

赵野的大历史视野，使他可以自由地穿越不同的时空加以混杂的组合。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巴别塔，当然这是与长城对立的空间模型，指向了人与神的关系，但在赵野笔下，上帝是坏脾气的，是喜欢开玩笑的诗意的上帝，但也带入了中国人对于苍茫世间的虚妄感。

但是，一切都要回到感性，回到生命的燃烧，但也是悖论式的，化为“布拉格的雨”，但依然还是再次的反转：根本上这个布拉格人要成为中国人，现在，就是“现在，我要回家”，当然，在我们的倾听中，这也是中国人，诗人赵野，要回家。

一个在家的中国人，却要再次回家，这是卡夫卡这个犹太人带来的教义，那文明的教义：我们的人性，即便在家，其实也是无家可归的，而必须持久地迂回，必须参照他者，如同在异地德国的张枣，也是试图通过卡夫卡的双肺寻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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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二段，则是进入我们的民族，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以中华民族的口气开始叙事的，他关心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如同犹太人喜欢走向高处——要建造塔而接近上帝或者成为上帝，而中国人则更为莫名其妙，就是要让同类诧异不已，以至于帝王只有成为诗人才体现出真正的才华与福气，或者，古老的咒语，幸福的与不幸的，还一直萦绕在辞藻的回纹之中，无法自拔，但也自得其乐。

诗歌进入第三段，再次回到万里长城，因为长城的伟大奇想就是来自于皇帝对于敌人的恐惧，恐惧放大了恐惧，帝王的恐惧则绝对放大了绝对的恐惧，帝国的博大来自于爬虫化为飞龙的幻化，但恐惧也在幻化中深入骨髓，乃至于中国梦其实是云烟炼就的丹药。中华民族也许比其它所有民族，都生活在一种放大的恐惧中，从对于天上的飞龙，到地上的走兽老虎，到水中的鳄鱼，乃至于地上的爬虫，还有梦中各种怪物的交叠变幻，中华民族乐此不疲地以这些妖魔鬼怪，来滋养自己梦中的惊恐，以惊恐繁殖惊恐，因此，长城其实就是一种面对惊恐时的全民参与的伟大游戏，纯粹而极致。

这才有全民对于建筑，尤其是筑墙术的爱好，赵野的叙事跟随卡夫卡小说的步伐，随意加以点染，或者回应夏可君哲学的思辨，加以诗意的夸张，这才有对于形式主义之炫目高度的诊断，炫目的高度也是恐惧的宽度，才有万里长城的伟业，才有体系化的艺术，才有整体总动员的统治术。

甚至才有日日维新的干劲，搂起袖子加油干的口号，而且，此“分段修建”的奇特组合方法，还一举兼顾了北方的坏天气与人民的老困顿，尤其是那令人缠绵悱恻的文学细节，我们这个民族，只有有着文学的细节，只要细节足够的文学化，就比如文革，全民大炼钢铁，哪怕吃不饱也要把破铜烂铁锤炼成可以飞上天的卫星，因为那卫星乃是放大的希望，是中国龙的现代转型，也是针对西方或者苏联原子弹的恐惧。只要有着伟大的目标与文学的细节，我们这个民族可以想象出任何的伟大事业，那所谓“最高的精神性”。

也许，只有诗意的想象才可能洞穿此民族性格的诗意，但这是反讽与悖谬的民族根性，是无法自拔的根性，这是苦涩的根性，乃至于越来越虚无化的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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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四段，诗意的目光进入到帝国统治的秘密，那些隐喻，仿佛的假巧妙，一切都是花拳绣腿的花招，一切都是装样子的花招，是成功的花招或者失败的花招，卡夫卡发现这来自于我们的人民在性种上的轻率，诗人赵野甚至发现这轻率来自于：深谙落花流水的意趣！是的，这是绝对的洞见，落花之美与流水之态，但二者都沦落为无情的下降态，却独独被中国人青睐有加，因为此“本质的轻率”——这被卡夫卡所洞见的中国性，却是中国人自己一直没有觉察到的，这是异族目光的毒辣。因为此轻率的本性，我们也习惯了忍耐，逆天地顺受，在笼子里也其乐融融。

诗人说，我们只能在能指里活着，只是在符号繁殖的幻象中幻想，只有当灾变来临才可能撕碎所指，把想当然的快乐击碎。但是还有制度，悠久的制度胜过疲惫的人心，轻率的族类只有依靠强大专横的制度才可能被规训，如同民众对于食盐的需要，集体的意志从来强大，如同我们前面指出的大炼钢铁，历史在重复中形成民族性格的单调复数。

我们的民族总是复数，多民族的帝国从来都是复数，这既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技术复制的数字，我们的块量化思维，我们文学轻率的意趣，文武都合一了，因为一切都成为了装样子的套路。

借助于诗人的目光，我们可以对于汉民族的性格，对于历史的深渊，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这个民族不是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深渊，但分段修建的套路一旦确定，裂隙就无处不在，我们的民族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裂隙穿越而来的敌人那蛮横的冲杀，帝国的颜面尽管不容侵侮，但来自于黑暗中的势力，也“俄顷黑暗中隐匿”，这是诗人了不起的洞见，来自于黑暗的再次归于黑暗，但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晰的辨认，因为我们并不关心它们。我们仅仅沉迷于自身的款式，一切仅仅是老款式中的新装而已，我们仅仅沉迷于虚无的造作游戏，那恐惧滋生恐惧的游戏，万里长城不过就是此恐惧游戏最好的玩物。

因此，这是卡夫卡与本雅明，还有被夏可君强化的中国智慧及其可直观性：认认真真做某事同时却又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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