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来信”掀起80年代报刊改革 

——“改革开放史谈”之四：报刊

读者在阅读发表“潘晓来信”的1980年5月号《中国青年》杂志  （图源网络）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报刊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而又极为封闭的政治领域。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展，这个铁桶一般坚硬的“围城”终于发生了松动。带给这个松动的事件是“潘晓来信”，引领这个松动的是《中国青年》杂志。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5月号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一封来信。这封来信的发表，顿时在广大青年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关于人生观的全民大讨论由此拉开序幕。

“潘晓”在来信中，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出。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

最后，作者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来信最后恳求：“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来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从5月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主题讨论来稿数量的记录。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的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稿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讲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文革”期间“假、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索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事隔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为了组织这场大讨论是做了精心准备的。1978年六、七月份，《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组织全社，分成七路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调查了整整一个月。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回来以后集中归纳，当时青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像雪崩一样被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并同意了马丽珍的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之后，编辑部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为潘晓。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看稿后，当即表示：“可以，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杂志社就预计这封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参与人数，以及产生的巨大效应，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其后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也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讲话。这使人生观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次大讨论没有给出人们预料中的所谓最后结论。《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响》。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们的发言，来表明对这次人生观大讨论的态度。文章最后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

 （左上图）当年以“潘晓”形象出现的黄晓菊（左下图）发表“潘晓来信”的《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

（右上图）青年们在图书室阅读《中国青年》杂志的情景（右下图）读者踊跃寄往《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信件 

确实如此，如今40岁以上的人，或许对28年前的这场大讨论都不陌生。潘晓的一封来信，曾经波动了一代青年的情感，引出了一场石破天惊的大讨论。今天的人们，读到这封信，也许并不为奇，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苏醒的人们，面对这样一封大胆的来信，应该讲都是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们震惊、恐惧、流泪，感觉我们的心被搅乱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真正地思考了，思考文革，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全国人民就此进行一次生动引人的思想解放大讨论，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也不为过。

对中国新闻报刊界来说，《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正像许多人在来信中说的那样：“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读者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会发生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报刊开展人生观大讨论，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应该说，八十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

为报刊开风气之先的《中国青年》无愧于光荣开端之荣耀。《中国青年》是一家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杂志，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创刊至今的八十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中国青年》曾三度停刊，又三度复刊。该刊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的人物，影响了一代青年。从杂志1980年5月号勇敢挑起“潘晓来信”大讨论的举动来看，它并没有屈服于思想僵化和极左思潮的禁锢，仍然勇敢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引领了新闻报刊思想解放的光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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