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北京，老人和小孩从艺术家岳敏君的雕塑作品前走过。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

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当代年轻人，在无数个缺乏意义感的时刻，唯有通过关系找到自己。“关系”的各种变形才是当代宗教——它可以是恋爱，可以是追星，也可以是无止境的微信聊天。

过量的社交有时会带来眩晕——想象一下，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同学聚会，回家时那种头昏脑胀的疲惫感。心理学家考尔特提出过“社交宿醉”说法，指的是人们由于接受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社交活动，引起精神和生理上的不适，这种体验和宿醉的感觉十分相似。

毕竟，没人可以否认，被别人喜欢、得到关注的感觉太重要了。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写道：“人们有多少个社会自我，取决于他关心多少个不同群体的看法。”人们需要不断透过他人确认自我的存在。

基于对关系的过度重视，一部分人投入疯狂的社交，一部分人则陷入恐惧。“社恐”与“社交成瘾”，是反映人际关系焦虑的一体两面。对于社交的回避或压榨，带来的都是对自我的损耗。比如，一个典型单身年轻人的周末是这样度过的：第一天出门参加5小时剧本杀，第二天全天在家自闭。

除了满足心理需求，也有人把社交视为通往“成功”的渠道。基于慕强目的而衍生的功利性社交，要么让人体验到自卑与尴尬，要么使人在纯粹的利益交换里感到疲惫。

然而，社交真有那么重要吗？

互联网的发展，让社交变得容易，打开手机App，你就拥有了与无数人产生联结的可能。线下社交早已平移到网络空间之中，我们难以分清所谓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的界限。然而，社交成本降低，无意义社交出现的几率却增多了。

纽约大学社会学者埃里克·克林伯格认为，社会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影响着人对孤独的感受。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社交质量的需求会超过对数量的需求，与20岁时相比，30岁时人们会更想建立重要的、有意义的、亲密的社交联结。

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或许“无意义的社交”正处在消亡之中。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概念。传统中国是个关系社会，每当遇到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寻找“认识的人”，看病、办事、买东西，都依赖熟人的推介。

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即你的大部分生活需要，通过陌生人实现：你获取的资讯来自陌生人；为你办理各种业务的是陌生人；你生病时被陌生人照顾与治疗；你网购、点外卖，享受的是陌生人的服务……

技术与市场化的发展，降低了人们对熟人社会的依赖。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感逐步提升，一个能让“社恐者”也活得好的社会，正在到来。

正是依托于这样的社会转变，“精芬”一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芬兰人”——在人口密度低的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人们习惯保持距离，享受独处。

网上流传的段子描述了一个芬兰人的社交日常：“请和我保持1.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我的极限忍耐是1米；请不要无事找我闲聊；请不要给我打电话；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和我说话，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和我说话；如果非要在爬楼累死和与陌生人共乘一架电梯中选择，我可能选择自杀。”

实际上，“精芬”的年轻人并非恐惧社交，而是不再热衷于形式化的社交行为，与下班后和同事聚餐相比，他们更愿意回家撸猫、打游戏。这意味着，在社交这件事上，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思考与选择。

好的社交应当基于情感，而不是出于交换。一个足够良好的社会，并不需要无意义的社交。

良好的社交不会带来紧张与疲惫，反而可以实现真实的疗愈。心理学家柯勒曼和威斯曼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人际关系疗法”（IPT），长期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治疗。

人们总该去爱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经营一份完美的自我形象，或者同时维系无数个虚无缥缈的社交关系。

正如。社会学者项飙在采访中提到的，都市中的人们应当重建“附近性”：“对门的邻居、楼道的保洁阿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对更切近的东西产生归属感才是更加重要的，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或许，对于高敏感度的人来说，“交”与“不交”都是困境。那么，不妨试着转身离开，不再把自己的价值交到他人手中。

遥远的联结固然重要，被认可的感受也十分迷人，但社交不是目的，只是通向幸福的方法之一。

2021年6月23日，丹麦哥本哈根阿玛海滨公园，人们在日落时跳舞，庆祝仲夏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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