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镜三
陈奇龄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革命的大家庭已经四十八个春秋了。他牺牲于一九四二年秋，那年我十三岁。
父亲名陈鑑明，字镜三，抗日战争时期化名乃达。河北省立第七师范第七班毕业。
七师是冀南党的策源地，是培养革命青年的大熔炉，我们党的一批领导干部就是从这所学校走上革命岗位的。我的父亲从这所学校里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接受党的教育之后，确立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人生观。
七师毕业之后，父亲到大名一高任教师。据受过他的教育而今尚健在的同志说，他在一高任国语课。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讲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的著作，使学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张新亭等不少同志就是从一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大名县城被日寇占领，父亲回到了故乡——大名城北一个偏僻的农村。他带回家来一大批书籍，其中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等马列著作。那时，这些书籍都是“犯禁”的，不敢在明面摆着。父亲就在院子里挖一个五尺见方的坑，放下几个盛水的大缸，把书籍埋在里边。
大名县城失守不久，日寇即在城北金滩镇、万家堤、杨家桥等地筑起碉堡，安上炮楼，汉奸、土匪和日寇搅混一起。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汉奸、土匪抢掠群众财物，奸淫妇女，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我父亲日夜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焦虑不安。
一天的傍晚，冯洋舟同志来到我的家里。冯洋舟是七师党的创建人冯品毅的弟弟，也是一位早期的党员。他和我父亲在一起交谈许久，尔后离去了。那天夜里，父亲把我祖父、母亲和我们全家人叫到一起说：“国难当头，国家危亡，民族危亡，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父亲告诉家里人说，他就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了。第二天，他告别亲人，离开了家乡。后来，我们得知他和冯洋舟、李一帆等同志一起，受党组织的派遣，到丁树本、陈明绍的三旅政治部工作了。
三旅是国民党的队伍。丁、陈开始接受我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主张，而那时我党在我们这一带还没有武装力量，所以就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打进去，争取丁、陈能够和我们一起抗战到底。丁、陈明面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但暗中却压制和排挤我党派入人员。一次，我党派入之党员干部权屹夫同志的手枪被三旅战士偷去，丁树本责令“以军法论处”。父亲和李一帆同志一起面见丁树本，据理力争，权屹夫同志方免被害。
后来，丁树本更加反动了，提出要“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在三旅清洗共产党人，我父亲和李一帆、冯洋舟等同志被以“党派不明”为由清洗出来，撤回到冀南三专署，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父亲在三专署任视察室主任，在广平、肥乡、鸡泽一带组织群众反扫荡，“坚壁清野”，打击日寇和汉奸，是我党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又先后在魏县抗日政府任秘书（县长解蕴山），元城县抗日政府任秘书（县长李向哲）。据张新亭同志回忆，一九四二年八月，曾调大名县任副县长，到职不久牺牲。
父亲在世期间，有许多事情是我记忆犹新的。
在我刚刚记事时，我的家庭和二祖父还没有分家。那时，我们全家人参加劳动，但主要劳力却是我的堂叔陈镜明。后来分家时，我祖父和二祖父因财产分配闹纠纷，我父亲从中调解说：“财产是由劳动创造的，谁劳动的多，谁创造的财富就多，多劳者理应多得一些。”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很普通的道理，而在那时，这话则鲜明地表现出他已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的人。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父亲轻易不回一趟家，偶尔回来一次，就把我们全家人叫到一起，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抗战到底的决心，嘱咐家里人爱护抗日工作人员，作抗日到底的家庭。在父亲的教育下，我的家庭成了抗日工作人员活动的一个联络点。那时，解蕴山、李大磊、张新亭、刘建农等同志经常住到我的家里。后因有人告密，我二祖父陈濂被大名城里的汉奸抓到县城，以“共产党家属”罪名，蹲了八个多月的监狱，后花钱托一个姓南的人向汉奸说情，始获释放。我的叔叔陈鑫明为此也曾在山庄日伪炮楼蹲过两个多月的牢房。对于这些，父亲总是告诫家里人说：“为革命，为抗日救国，家里受点损失，值得！”我母亲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在父亲的教育下，思想进步，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对抗日工作人员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一次，蕴山同志在我家西屋开会，我母亲在村外瞭哨。忽然一队汉奸从我村西北方向走来，母亲立即跑到会场，告诉蕴山同志说汉奸来了。蕴山同志对敌人的行动判断准确，他对母亲说：“不要害伯，敌人不敢怎样我们。”果然不出他所料，汉奸没有进村就走了。母亲高兴地说：“你们抗日人员真像诸葛亮，料事如神。”说得满屋人哈哈大笑。
在父亲的教育下，我母亲经常走家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还经常带领着幼年的我到冯洋舟同志家里（南冯庄村，距我村五里）打听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以此作为向群众宣传的材料。洋舟同志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老太太，每次见到我们，就和母亲一起交谈抗日的事情，两位农村妇女竟然能够谈论国际国内形势，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肃然起敬。
父亲一生热爱马列著作，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在恶劣的战争年代，每天在游击环境里奔波，但他仍然坚持精读《资本论》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他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环境再恶劣，革命理论书籍不可不读，不可以不用”。他在三专署任视察室主任期间，深入实际，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和读书笔记，对当时社会上少数人散布的“亡国论”、“投降论”、“速胜论”给予了有力地批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战的热情，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据当时听过他的讲话以及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说：“听了镜三同志的报告，读了镜三向志的文章，环境再恶劣，生活条件再艰苦，总是感到前途有希望，浑身有力量，打败日本鬼子有信心。”
父亲对革命立场坚定，对处理事情爱憎分明。他在元朝县任抗日政府秘书期间，经常处理大量民事纠纷，件件都亲自调查清楚，然后以理公断，记得他曾向我母亲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元朝县寺庄村一户地主和一个佃户因一头牛发生纠纷，开始有人判断不公，偏袒那户地主，佃户不服，就到政府找我父亲告状，父亲经过深入调查，闹清了事情的真象，原来这户地主仗势欺压这个佃户，父亲当即训斥了那个地主，纠正了原判，为佃户申张了正气。
使我最难忘的是父亲牺牲那一天。
记得那一天的上午，父亲从抗日政府出发，到老陶营一带和李大磊同志联系工作。夜晚，父亲踏着月色返回政府。按常情，父亲应从万堤村南的那座小桥上过漳河，因万堤有敌人的炮楼，所以绕道从万堤村东北八里张潘庄村北处淌水过河。月光下他正在河边洗脚，从上游走过来一群皇协军（一说是王相林的土匪），持枪把我父亲围起来，反复询问是干什么的？父亲看到文件包已被他们抓住，身份无法隐瞒，便大义凛然地向他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当汉奸为日寇效力，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是可卑的，是没有好下场的。讲得他们面面相觑，有的只顾在文件包里翻钱。就在他们麻痹大意的当儿，父亲翻身扑进青纱帐里，汉奸们开枪搜索，父亲隐蔽起来，幸免遇难。
父亲顺便回家，已是深夜。他向祖父讲述上述情况之后说，估计他们可能进村搜查，于是便领着我和我三叔陈铨明（后参加抗日，解放河南卫辉战役时牺牲）到我家西南地的祖坟上过夜，第二天黎明，三叔送他回政府驻地。行到距我村四里多路的冯庄与赵桥村交界处，忽然听到冯庄村外有人喊“站住，干什么的？”父亲疑是汉奸追来了，便和三叔一起奔跑躲避，那喊话人开枪，父亲倒在了血泊里，时年三十三岁。政府为我父亲开追悼会，行署主任王玉修同志书写“壮志未遂身先卒，留得血债再年销”挽联。后来，父亲的名字、入党时间及其职务记载在《冀南烈士美名录》里。
父亲牺性之后，留下来一批书籍和两本战争年代的日记，在这批书籍里，有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资本论》等，翻开这批书籍，处处可以看到红笔圈点和密密麻麻的眉批，可见他读书之认真。在那两本日记里，记录着父亲在艰苦年代里的生活、工作和对敌斗争的事迹，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每次翻阅，犹如见到父亲一样的亲切，从中吸取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营养。
岁月流逝，父亲离开我已四十多年了。然而，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严谨的处世态度，坦坦荡荡的胸怀，孜孜不倦的学习马列著作，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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